女性小说的基本特征

论丁玲女性小说的基本特征

李宗刚

泰安师专学报1990.3-4.

丁玲无疑是五四文学的现代精神所孕育出来的著名女性作家，其存在价值不仅在于她是一个具有现代性的作家，而且还在于她是一个女性作家，尤其是一个敢于并擅于大胆展现已经觉醒了的现代女性的作家。在五四文学中，尽管也已经诞生了像冰心等具有现代性的女性作家，但是，像丁玲这样已经完成了自身的现代性转换的女性作家，还是不多见的。因此，丁玲作为五四文学精神的传承者，其一出现，就迅疾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并得以在作家如林的现代文坛，占据了一席之地。

一

丁玲的小说往往独出机杼，尤其是她的女性小说，常以其鲜明的独异性而赢得社会的强烈反响。正确地把握作家的独异性是我们认识一个作家的前提，作为在女性小说创作中取得了卓越成绩的作家丁玲所表现出来的独异性是什么呢?

对于被社会所抑制的女性的情感意识和心理世界的深入发掘和真诚的袒露，构成了丁玲小说的最基本的特征。

丁玲小说的特征并不像一般论者所认为的那样：细腻的心理描写与浓郁的抒情笔调。虽然丁玲的小说中的确含有这样的基因，但是，这在和其同时代作家的比较中，难以成为丁玲所独有的特点，如鲁迅的《伤逝》和郁达夫的《沉沦》，就都含有如此的抒情笔调。丁玲的小说首先注重的是人生中这样的方面：被社会所抑制的女性在情感、意识和心理的世界中所激起的情感反应。这才构成了丁玲的小说区别于同时代其他作家的独异性方面。

《梦珂》是丁玲最早发表的一篇短篇小说。小说凝结了丁玲对于女性的觉醒后的命运的思考，显现了丁玲小说的独异性的某些端倪。这主要体现在对女性的命运的强烈关注与深刻思考。像梦珂这样的女性在人的意识复苏之后，一方面追求独立的人格和挚真的爱情，另

一方面则是社会对于独立人格的压迫和对于爱情的亵渎。据此，小说展现了在被社会抑制下的梦珂的情感意识和心理的曲折的反应方式。这为丁玲后来的文学创作定下了一个基调。

莎菲的出现不仅是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审美规范和理想要求的一种反动，同时也在“五四”的文坛中有着其独异的价值。莎菲这样一个勇敢追求爱情的精神苦闷者，正是人的感觉体系在恢复了人的知觉之后才具有的一种精神体验，也唯因人的精神的复归，才使莎菲具有了如此之多而苛刻的要求，也才会使莎菲所受到的社会的抑制更为强烈。由此而造成的精神冲突也便更为激烈，人物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的真面日便暴露得更为彻底。难怪茅盾早在1933年就称莎菲“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1]整个作品所展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初步具有现代精神特质的人的必然的历史的合理的要求与社会对于这样的要求的抑制而使之不得实现的矛盾。在这样的矛盾下一个居于被抑制的情况下的女性的精神世界呈现在了我们面前。

本来，像莎菲这样觉醒了的知识女性，作者可以从许多的侧面来展现她的精神世界。并且就其成长的过程而言，作者也可以选择她人生历程的其他阶段。但是，丁玲并没有像鲁迅那样，写莎菲如何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勇敢地去追求幸福的爱情。尔后，在这一切获得之后又心安理得地生活于另一个藩篱之中；也没有像茅盾那样写一批觉醒了的知识女性是怎样地随着时代的汹涌的波涛而沉浮的“时代女性”。这如果和其同时代的其他女性作家相比较，丁玲也没有像淦女士笔下的女性那样仅停留在挣脱旧礼教的束缚，勇敢争取恋爱自由的叛逆那样，更和冰心作品中所咏颂的母爱和自然相异趣，丁玲所关注的是女性在背叛了过去向未来迈进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苦闷与绝望，同时，在苦闷与绝望挣扎却不怀恋过去的认识状况。因而，莎菲的出现能够引起强烈的共鸣，尤其是那些“从小就离开家，在外面混”的追求着的一代知识者，他们虽然挣脱了封建家庭的束缚，来到了一个相对的自由的地方，但还未来得及品尝由此而带来的幸福的体验，便已经又陷入到另一样的寂寞、孤独，苦闷和绝望的窘境中，正是在着力发掘社会对于现代女性的情感意识的抑制这一层面上，使《莎菲女士的日记》获得了共鸣的基础和成功的条件，由此也形成了了玲小说的独异性特征。

如果说《梦珂》只是对于女性命运做纵向的展现的话，那么《莎菲女士的日记》则可以看作是对于女性在受到社会抑制的情况下的横断面的剖析。但其总的特征则都在于它发掘被社会抑制下女性的内在世界的变化和反应。作品以日记的形式，写了一个知识女性在对于爱的追求这一横断面上所经历的浮躁、苦闷乃至绝望的情感和意识的艰难过程。

在丁玲嗣后创作的影响广泛、争议颇多的《在医院中》和《我在霞村的时候》等小说中，丁玲的文学世界虽然相对于二、三十年代已有了质的差异，然而，丁玲小说所形成的那种独异性特征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丁玲区别于同时代的作家之处，就在于高标自我的特性的文学独异性特征，这甚至贯穿了丁玲小说创作的全过程，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丁玲的文学创作成败的试金石，当丁玲自觉地坚持自己的这一特征时，她的小说就会有其独异性的价值。否则。她的小说就会显得缺乏一种文学上最可贵的个性特征，从而使之消融于同时代的类似的创作之中。

在《我在霞村的时候》这篇小说中，丁玲并没有企图写成一篇旨在愤怒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罪恶的声讨檄文，而是取此为背景，写了一个名叫贞贞的姑娘在不幸沦为军妓后重新回到故乡所引发起的情感、意识等心理反应。它犹如化学中利用PH试纸来测定化合物的酸碱性一样，通过贞贞这样的一个有独异性的女性测验出了中国这个普通的乡村的文化上的“酸碱”的特性。可见这篇小说旨趣在于解剖自我的民族文化。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人们仍然用中国遗传了几千年的标准来衡量一个女性。她本来是不幸的，理应受到人们的同情，然而，人们却没有同情她，反而因为她失却了贞操鄙夷与诽谤她，并因为她曾经勇敢地追求过爱情而横加非议和指责。这样的文化环境，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二十多年后的中国的封闭而凝滞了的乡村，是相当普遍的。虽然这篇小说离当时所倡导的文学为抗战服务的方向远了一点，但它却实实在在地切中了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一个要害部位，即文化的改造的历史使命仍然是艰巨的。

丁玲的《在医院中》也同样深刻地体现了这一显著特征。在这篇小说中，丁玲以其独异性的视角，径直地寻找到了属于自我的艺术天地，医院本应充溢着现代文明，是现代文化语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医院中的工作人员由于多是还未来得及改造的小生产者，因而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利用既有的文化观念来观照周围的一切，包括对于人的价值的评判的标准，因此，他们的观念世界中，存在着对于健康发展的、具有现代性品格的人的一种本能排斥。作品就是遵循着女性的情感意识的发展被这样的“小社会”的抑制而展开了艺术构思，从而使这部小说在解放区的类似文化语境中，一下子就引起了强烈地反响。它提出了如何在解放区这样的文化语境中如何完成五四文学所提出的文化启蒙和文化改造的重大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