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言 与 柳宗元

柳宗元与寓言一寓言，顾名思义就是寓“意”于“言”。

“寓”的意思是寄托，“意”可以理解为作者所要说明的某个事理或哲理，“言”可以理解为故事。

寓言作者把要说明的某个事理或哲理寄托在一个虚构的短小故事中，让读者自己去体会、领悟，从中获得教训。

因此，寓言多具有一定的哲理性和讽刺性，人们通常称之为教训。

法国著名的寓言诗人拉•封丹曾对寓言作过十分形象的注解：“一个寓言，可以分作身体与灵魂两部分，所述说的故事，好比身体，所给予的教训，好比灵魂。

”可见，寓言必须具备教训和故事两个方面，只有教训没有故事，不能构成寓言，至多是一个种譬喻；反之，只有故事而没有教训，也不能成为寓言，不过是一个故事而已。

只有通过一个简短的故事说出一个明显教训的，才是寓言。

如果对寓言的起源和发展，内容和形式作一些了解和研究，就可以看到:寓言是在民间故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过寓言作家们的长期努力，终于形成了这样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一种语言精练，篇幅短小、充满幻想、纯属虚构、寄托着深刻教训的故事。

所以，人们常把寓言称作“理智的诗”或者“穿着外套的真理”。

寓言起源于民间，是从动物故事衍化而来的。

远古人类生活与动物极为密切，对动物的形态习性非常熟悉。

动物不仅直接影响人们的经济生活，而且进入了他们的精神生活之中。

人们的口头创作常常以动物为主人公。

随着社会发展人与动物的关系日渐疏远，但人们仍然凭借动物展现自己的理想，传达要说明的事理，甚至把动物“人化”，赋予它们以人的某种性格，从而表现人事方面的内容。

这样，渐渐形成了一种有明显教训意义的文学样式——寓言。

寓言是一种有着深厚群众基础和悠久历史的文学形式，早在我国春秋战国时代就已很盛行。

当时的寓言，广泛地见之于诸子百家和《战国策》等书中，如《列子》中的《杞人忧天》、《愚公移山》、《邻人窃铁》，《庄子》中的《坎井之蛙》、《鲲鹏与蓬雀》、《庖丁解牛》。

还有《战国策》中的《狐假虎威》、《鹬蚌相争》，《韩非子》中的《守株待兔》、《郑人买履》，《孟子》中的《揠苗助长》，《吕氏春秋》中的《刻舟求剑》等等。

春秋战时期各阶层知识分子活跃于各诸侯国政治舞台上，他们游说争鸣，著书立说，常运用民间寓言故事陈说事理，辩论是非，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以增强说服力。

因此，许多民间寓言故事得以保存下来。

在当时的不少著作中，特别是在《庄子》、《列子》、《韩非子》、《晏子春秋》等书中，就有大量宣传哲理的寓言故事，他们常常把寓言作为立论的有力助手。

如庄子吸收神话创作的精神，大量采用并虚构寓言故事，作为论证的根据。

在庄子的笔下，蝉和斑鸠，小雀都会说话、蛇和风、栎树和铜铁也会说话，而且会辨论、讲道理。

比其他诸子和《战国策》中某些寓言故事有进一步的发展，使逻辑思维的理论文更加形象化。

他的许多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都是通过故事人物的问答方式来表现的。

故事人物形象常常描写得极为生动，但他笔下的人物有些人们认为他在撒谎而不肯相信。

但作为譬喻之用的寓言，不管庄子企图用它们来说明什么观点，达到什么结论，而它们本身仍有其深刻的意义。

先秦诸子著作中有大量的寓言故事，甚至在一些严肃的儒家著述中也时常出现寓言。

如孟子的“五十步笑百步”、“齐人有一妻一妾”等就是人们熟知的寓言。

先秦诸子虽然不是从事寓言写作的专门家，但他们取材于民间的寓言故事，充满智慧，对事物巧譬善喻，真实自然，用语准确、精练、生动，形象地说明了某些教训或事理，不仅为他们游说纵横的王侯所接受，也能被一般人所理解。

所以当时的许多寓言世代流传，为人们广泛应用，至今仍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许多寓言故事已作为成语广泛流传，活在我们的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之中。

从整体上看，寓言在先秦并不是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出现，只是作为一种说理论事的手段，是文章中的一部分，多是为说明一种事理而打的譬喻，多是简短的片断，是史学、哲学著作的附庸。

由于这些故事取材于生活经验或神话传说，也具有民间寓言的特点，所以很难将民间寓言和文人创作区别开来。

秦汉以后，由于我国封建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儒家思想处于统治地位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寓言文学虽未如先秦时期的繁荣鼎盛，但在后代作家的著述中，都不乏寓言或寓言性的篇章。

在汉代《说苑》、《新序》、《淮南子》、《论衡》，魏代《笑林》，宋以来的笔记小说如《艾子杂说》、《夷坚志》，以及明代通俗文学如《笑赞》、《笑府》等书中有一些寓言。

还有宋代苏轼的《日喻》、明代刘基的《买柑者言》，清代蒲松龄的《蛙神》等也都是很好的寓言。

但就整体影响来说，不如先秦寓言影响大。

这一方面与封建统治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有关，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文人日益脱离群众，很少有人用寓去干预现实，创作的寓言缺乏明显的教训性、强烈的讽刺意味和完整的故事性。

寓言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则是唐代的事情了。

至于唐代元结写过一些寓言，但其侧重仍在拟比事理，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唐未陆龟蒙、罗隐的讥刺揭露统治阶级的散文小品，也常采用寓言的形式。

罗隐的《说天鸡》可说是一则语言明快、文笔犀利的寓言作品。

到了柳宗元，寓言文学才出现了崭新的面貌。

二柳宗元继承了先秦以来寓言的优良传统，又借鉴了佛教寓言、六朝以来的杂文和小说的某些写作技巧，创造性地把它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完美的、更富文学和斗争性的文体，使它彻底摆脱了对其他文体的依附地位，以新颖独特的形式出现于我国古代文学的百花园中，所以我们说，柳宗元是寓言文学的完成者。

柳宗元所存寓言数量不多，但特色独具，影响深远。

其代表作有《三戒》、《羆说》、《蝜蝂传》和《鞭贾》。

《三戒》由三篇短文组成，包括《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

柳宗元采用寓言的形式，讽刺当时腐败的社会和政治，文章短小，警策鞭辟入理，力透纸背，含意幽深，情节曲折生动，故事性强，表现了杰出的讽刺才能。

比之前人，柳宗元的寓言有两个特色：一是浓郁的文学色彩。

深厚，精湛的文学修养和丰富的生活经验使他的创作独具一格。

他善于想象和夸张，更善于讽刺，创作了许多栩栩如生的文学形象。

二是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鲜明的战斗性。

作者贬谪以后植根于现实生活，深感当时社会的黑暗和街败，便采用短小的寓言形式，讽刺当时的时政。

他的寓言都是有针对性的。

一、浓郁的文学色彩。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构思精巧，故事完整，情节曲折。

在先秦文章中的寓言故事，情节都很简单，只是故事梗概，有的只是故事片断。

而柳宗元的寓言则是有层次、有波澜、有复杂情节的故事。

如《羆说》，只是百字左右的短文，依旧构思精巧，情节完整，开头有总概性的交待，接着写措人打猎和被蓬吃掉的全过程，最后有发人深思的精辟的议论。

《永某氏之鼠》写群鼠为患，人与鼠斗争的故事。

先写某氏愚味迷信，纵鼠为患，深受其害而不觉悟；次写老鼠猖狂恣肆，房子易主后仍“为态如故”；最后写新主人多管齐下，根除鼠患。

由于有了完整、曲折、动人的故事，所以作品充分地展示了矛盾冲突的发展变化，体现了作者的思想和作品的教育意义。

2、细喊描绘，形象生动、鲜明。

柳宗元的寓言不单以故事情节的曲折变化取胜，更主要的还在于他善于塑造出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

柳宗元寓言所描写的对象有人，如《羆说》中的猎人，《鞭贾》中的鞭贾和阔少等，但更多的是动物，如麋、鼠、驴、虎、蝜蝂等。

作者都能抓住它们的主要特征，加以想象和夸张，绘声绘色、形神兼备地创造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文学形象。

如《黔之驴》中，用“庞然大物”，仅仅四个字就生动地画出了驴的蠢象，成为人们喜欢的成语。

写虎，不仅刻画其行动、神态，而且还着重描写其心理活动，如“以为神”、“以为且噬己也”、“觉无异能者”等。

作者善于体情察物，比如“驴不胜怒，蹄之”就写得非常传神，一笔就画出了个鲜明形象。

再如《永某氏之鼠》中的老鼠：“昼累累与人兼行，夜则窃啮斗暴，其声万状”，“后人来居，鼠为态如故”，其可谓惟妙惟肖。

此外象《临江之麋》中的家犬：“扬尾皆来”、“时啖其舌”；《蝜蝂传》中的蝜蝂：“行遇物，辄持取，卬(昂)其首负之”。

“苟能行，又持取如故。

又好上高，极其力不已，至坠地死”，以及《羆说》中的猎人，《鞭贾》中的鞭贾、阔少，甚至《永某氏之鼠》中的某氏，作者都能用简洁的笔墨，勾画出不同的形态的神态，穷态尽相，使形象的鲜明性与寓意的深刻性得以完美结合。

3、语言精粹洗练，笔锋犀利明快。

寓言要篇幅短小精悍，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语言的精粹洗练。

那些篇末对所讲故事进行精辟的议论和概括，精确地揭示全文主旨，给读者以启示，增强作品哲理性的教训性的警策之语自不必多说，文中的叙述、描写也都生动、简洁，犀利精练。

如《黔之驴》写老虎对驴的认识过程，分别用了“见之”、“窥之”、“视之”三个词就准确在表现了老虎在从远出粗看、藏在林中偷看、仔细观察研究，三个阶段上对驴不同认识和态度。

柳宗元写老虎对驴的认识过程和与驴搏斗，最后吃掉驴，写得波澜起伏，引人入胜，仅用了一百五十多字。

再如《蝜蝂传》写蝜蝂贪婪成性，好向上爬，写得绘声绘色，仅用了七八十字；《永某氏之鼠》中写老鼠在换了房主之后仍“为态如故”，仅此四字，不但表现了老鼠的猖狂，而且表现了老鼠根本没把新主人放在眼里，更突出了其气焰之嚣张。

柳宗元对他所揭露和抨击的对象，态度是严峻的，感情是强烈的，所以其笔锋是犀利明快的。

如对纵容庇护麋的临江之人和纵鼠为患的永某氏，辛辣讽刺的意味很浓，而其中又明显包含着对宠幸腐败官僚、纵容，支持残暴官吏的当权者的愤怒和鞭挞。

对麋、驴、鼠、蝜蝂、永之南的猎人，则不但予以无情的揭露和讽刺，而且让它(他)们自取灭亡，作者对它(他)们的讽剌、揭露，不是通过对其形象的丑化或信口臭骂来实现，而往往是在极其平凡、极其自然的客观叙述的描写之中，有时甚至是在貌似赞美、恭维之中来体现的。

如写黔之驴、先写它“宠然大物，以为神”，再写“驴一鸣，虎大骇远循”，后写“驴不胜怒，蹄之”，并没有直接说它如何蠢笨无能，但从它被老虎“断其喉，尽其肉”的结局中，人们尽知其无能，体味前面的描写，都恰恰成为它无能的表现，构成了辛辣的讽刺。

再如《羆说》中猎人，他有能“吹竹为百兽之音”的特长，他也知道利用“鹿畏貙、貙畏虎、虎畏羆”的动物特性。

这些可以说是的智慧。

他利用权术，借助外力成功地驱走了貙和虎，但对付羆他却“技穷”了，最后被羆吃掉。

这种客观的、甚至带恭维式的描写，要比用尖刻言词来进行讽刺深刻得多，犀利得多。

二、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鲜明的战斗性，最集中体现在他的寓言具有强烈的教训性和讽刺性。

寓言的主旨鲜明，每个故事都有明显的寓意。

在文艺作品中，寓言的教训性是最强的。

作者不仅毫无保留地把教训通过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人或动物、无生物)明白地显示出来，而且常常在开篇或终了巧妙地说明教训的目的，即由譬喻而生发的意义。

柳宗元在《三戒》的小序中写道：“吾恒恶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强，窃时以肆暴，然卒迨于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