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世博会中国馆设计抄袭与否始末

上海世博会中国馆设计始末：寻找“中国红”2010-04-20 15:44:00来源: 北京日报有人说，它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借喻国之重器、鼎盛中华；有人说，它像古时论两称斤的斗，取意天下粮仓、富庶百姓；还有人说，它像古人头上的冠帽，故此得名“东方之冠”。

而且，既有评论说它雄浑威仪，体现了国家气度，也有观点认为，它太过庄严，有损亲和。

但不管人们如何议论，这座层叠出挑的红色倒锥形建筑已然耸立在上海浦江东岸，古朴大气，静静地期待着绽放的一刻。

在设计者看来，它不仅仅是上海世博园里的中国馆，也不仅仅是一座能引来世人关注的建筑。

它更像一个在国家重大建筑上发言、亮相的机会，是中国建筑界的一次集体展示。

在西方建筑师独领风骚的今天，这样的机会尤为难得、尤为可贵。

中国建筑师的机会站在上海浦东世博集团大楼(现为世博局办公楼)楼顶，朝黄浦江方向望去，何镜堂心里很不平静。

天气晴好，视野极佳，何镜堂能够清楚地看到浦江两岸、卢浦大桥和南浦大桥之间有两块空地，一大一小，隔江相望。

根据国家已经批复的建设规划，那里将成为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举办地。

作为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何镜堂对纵揽两岸的园区规划赞赏不已，他深信，这片总面积达到5.28平方公里的广阔空间足以让建筑设计师们大展拳脚。

不过，兴奋之余，何镜堂也有一丝忧虑。

规划区内，平整土地才刚开始，大片的老厂房、居民楼尚未拆除，十几辆推土机在高低不平的荒头滩地上往来奔忙。

当时已是2007年4月，距上海世博会召开仅剩下三年多的时间，规划面积如此之大，能否如期完工？跟建筑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何镜堂，确实有点犯嘀咕。

而眼下，最要紧的是赶紧拿出中国馆的设计方案。

年近七旬的何镜堂就是为此从广州赶到了上海，与近百位国内同行一起，参加由建设部、世博集团和中国建设学会三方举办的中国馆设计招标会。

时任世博集团世博项目部副总经理的施建培对那段忙忙碌碌的岁月记忆犹新。

“我们花了两年时间进行前期规划，初步确定了一轴(世博轴)四馆(中国馆、主题馆、世博中心、世博文化中心)作为永久性建筑。

到2006年底，中国馆的各项规划指标都已确定下来。

”在规划书里，中国馆分成国家馆和地区馆两部分，国家馆承担国家层面的展示任务，将作为永久陈列；地区馆将为31个省市自治区提供展区，世博会后辟为商业展览中心。

与此同时，世博集团提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创意——向全球华人公开征集中国馆设计方案。

直至今天，接受记者采访的建筑界人士依然对当初这个打破常规的做法称道不已。

要知道，中国近几年兴建的标志性建筑大多由国外的建筑设计师主揽。

中国人即便参与，也只能以联合设计者的身份出现。

其中况味，建筑界内部感触最深。

所以，中国馆设计征集方案一传开，中国建筑界立刻还以最积极而热忱的响应。

发布会一下子来了一百多位，建筑界有影响的人物悉数到场。

发布会结束后，与会人员都被请上楼顶，世博园总规划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吴志强指着浦江两岸的园区预留地，向大家描绘了3年后的景象。

何镜堂特意朝紧邻黄浦江、位于视觉中心位置的地方多看了几眼，按照吴志强的说法，那里正是中国馆的所在地。

而在当时，那里还有一座4层高的楼房尚未拆完，是上钢三厂的老厂房。

作为建筑学院士，何镜堂被大家推举出来，在会场上表了个态：“对中国建筑界而言，这是个机遇，也是一份沉甸甸的历史责任。

”何镜堂深知这份责任的重量。

中国馆第一次出现在世博会上，是在1876年的费城。

与其叫“馆”，不过是800多平方米的一处展区而已，展区前面设置有木质牌楼，上书“大清国”字样。

此后，简化的传统建筑式样一直是世博会上中国馆的主流，直到近年才有所改变。

但中国馆始终被当成一项展示工程，大多由展览设计师操刀主理。

这一回则不同，中国馆真正被视作一座建筑，将由建筑设计师主持。

历史上不乏超乎想象、影响深远的世博建筑，如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布鲁塞尔的原子球馆、西雅图的太空针塔等等。

在中国本土举办的世博会上，中国馆将以何种姿态亮相？意义显然超出了建筑本身。

何镜堂也知道，上海方面的决定冒了不小的风险。

这些年来，人们已经越来越习惯、接受乃至欣赏国外建筑设计师的作品，直接邀请知名国外建筑师来设计似乎把握大些、风险小些，但历史决定为中国建筑师留下机会。

有鉴于此，何镜堂下决心搞出点名堂。

344件作品装了两卡车广州，五山路附近一处别致的工作室里，灯光常常彻夜不息。

何镜堂率领的团队正全力以赴。

碰头会每隔几天开一次，大家畅所欲言。

人人都同意应当设计一座有中国味道的建筑，却从未达成任何统一的意见。

中国文化悠久博大，可供选择的意向实在太多，戏剧、书法、绘画、器皿、园林、四合院……但拿出任何一件似乎也无法代表中国。

一个月时间在不断的否定与争论中飞逝而过，眼瞅着离招标截止日期只剩了三个星期。

何镜堂不得不将团队成员一分为三，人少了，争议自然少些，可以迅速着手。

“别的馆限高24米，而中国馆可以做到60米，拿到规划书之后，我的第一反应是一定要利用这个高度。

”倪阳说。

所以，他让四根方形立柱架起一个平面空间，相邻的两根立柱之间仿佛一扇橱窗，契合“展示”之意，取名“四面橱窗”。

倪阳至今保存着这一稿的设计草图，记者怎么看怎么觉着，它的造型很像家里常见的四腿小方凳。

设计要求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一层平面空间显然达不到要求，倪阳又在顶部继续加了几层。

展陈面积倒是上去了，可变成了“大脑袋”、“小短腿”的造型，显得头重脚轻，美感顿失。

为了平衡，也不知谁出的主意，大伙把顶部“削”成倒锥形，使外沿出挑，后来又增加了具有层叠搭接感的木构架作为外立面装饰。

颜色是一早就确定下来的红色，大家毫无异议。

倪阳左看右看，觉得挺满意。

“架空升起，有种昂扬振奋的精神，层层出挑，显得强劲有力。

”至于设计出来的造型到底像什么，倪阳倒没多想：“当时反倒是在追求一种不确定感，不想把它定义成某种东西。

”为了强化这种含蓄、隐约的现代气质，倪阳又在建筑之外设计了一个水幕立面，仿佛一个半透明的盒子包裹着一枚精巧的红色芯核。

不过最后这一笔差点使这个设计与中国馆失之交臂。

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大伙忙忙叨叨地建好三维模型、做好效果图和设计文本，赶在截稿之前，送到了上海世博集团负责招标的办公室。

那阵子，招标办公室忙得不可开交，工作人员接听了近千个电话，接待了几百名访客，都是来咨询的。

全球华人设计招标，尽管没有前人的经验可资借鉴，却换来无数热情的参与和支持。

从年近九旬的老者到稚气未脱的学童都送来了自己的作品，有位上门送稿的老人，特意穿了一身唐装，以表心情。

全国各大建筑设计学院、研究院、规模较大的设计公司当时几乎都在忙这一件事，热情颇高。

6月15日，截稿前最后一天。

一大早，交稿队伍就在办公室外排起了长龙，有人捧着设计文本，有人搬着建筑模型。

办公室的门直到夜里12点才关上，一天之内总共收到270多份设计方案，厚厚的文本堆了几十米高。

办公室原先估计能有一两百件就很不错了，最后一共收了344份，分别来自中国大陆、港台地区和欧美等国。

点一点，大陆有名望的建筑师设计团队差不多到齐了，单清华大学就送交了十几个方案。

第二天一早，两辆大卡车载着344件设计作品从浦东运往浦西的评审现场，当天是个周六，但全公司的人都跑来帮忙。

344件作品被小心翼翼地卸下、摊开，热热闹闹地铺满了一间会议大厅。

大家仔细拆封、登记，为每件作品编号，以保证盲选。

不过，把这堆满一地的文本、模型都拿到评审会上显然不可行，工作人员于是想出个便捷的法子。

大家对每件作品的设计图进行了翻拍，做成幻灯，这样就方便了评审。

大厅一旁，上海市公证人员见证了整个过程。

即将展开的评审一共三轮。

头一轮是从344件作品中选出20件，第二轮再从20件中选出8件，最后一轮再从8件中推举3件，供有关部门抉择。

落选设计捡回来程泰宁老先生成为头一轮评委中唯一一位两院院士，其实很偶然。

出于回避的考虑，建筑界多位院士都无法担任首轮评审的评委。

程泰宁原本也打算参与投标，却在召集团队开会的头两天突然病倒，住院两周，无奈错过了机会。

“没准儿是老天准备把另外一项任务交给我。

”老人半开玩笑地聊起了话题。

第一轮评审同样循序渐进，从344件选出100件，再选出50件，最后剩下20件。

一件件设计作品在投影幕上依次闪现，风格迥异、各有千秋。

评委们面前摆着选票，看到欣赏的作品，就在与之相应的编号下打钩。

因为一时有事抽不开身，等程泰宁赶到评审现场时，作品已经被删掉了294件，老人只参与了前20名的投票。

说句实在话，票是投了，前20名也选出来了，但程泰宁总觉得欠点什么，他隐约觉着找不到一个特别鲜亮、特别有意思的设计来。

带着心底的一丝遗憾，10天之后，程泰宁又参加了第二轮评审会。

因为许多单位和个人的作品在首轮中被淘汰，评委选择有了更多的可能性，所以第二轮的评委换了一大半，其中好几位都有院士头衔。

这一轮将从20件作品中选出8个。

由于作品数量大幅减少，第二轮的评审更加审慎、细致。

20个候选方案的设计图被贴在靠墙展板上，一溜儿排开。

这轮评审也给了评委们充分品评、讨论、交换意见的时间。

每个人都明白这轮评选草率不得，选出来的8个方案将被进一步修改和深化，直接影响到最后的结果。

更何况，8个方案各有所长、各有特色。

有的简洁大方、功能布局合理；有的线条优美、现代感强；有的取材于中国山水，有的借鉴了传统的如意结，还有的从树叶漂浮于水面上获得了灵感，不认真看看、仔细想想还真难以决断和选择。

讨论开始之前，评委们大多在翻看20件作品的设计文本，也有人在展板前面走过来、踱过去，每张图纸都得瞧上半天。

心急的，已经三三两两地在小范围内议论起来。

程泰宁却有点特立独行。

“因为我参加过上一轮的评审，对这些作品比较了解和熟悉，就没在上面花更多时间。

”老人解释说。

他一个人蹓跶到会议室的一角，那里的桌子上摆着几厚摞设计文本。

工作人员介绍说，那些是已经落选的设计，如有兴趣也可以翻翻。

文本按20名至50名、50名至100名、100名以后的顺序分门别类地码放着。

程泰宁参与过50进20的评选，所以他一伸手，就从排在50名之后的设计看起。

老人心里其实有个若隐若现的期待：没准儿能碰上个让自己眼前一亮的作品。

还真就让他碰上了。

“第一眼看见它，我就感觉跟其它设计明显不同。

我一直觉得，世博园里的各个国家馆肯定是五光十色、光怪陆离，我们的中国馆恰恰应该反其道而行之，要大气、要庄重、要镇得住。

”程泰宁看上的这个设计，大胆使用了鲜艳的红色，层叠挑高，倒椎体造型雄浑古朴，极富中国气息。

唯一遗憾的是，外面罩了一层帘幕，仅从效果图上看，模模糊糊，特色不彰。

老人估计，这便是它落选的重要原因。

因为在首轮评审中，评委们只看到了做成幻灯片的效果图，绝没有时间和精力把两卡车的资料全看一过。

毕竟是对评审对象有所触动，程泰宁对自己的想法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他赶紧招呼了几位评委一起来把关，大家一致建议程泰宁在随后开始的讨论会上推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