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黄埔系

抗战中的黄埔系

左权和戴安澜这两位黄埔高材生饮恨疆场，也是抗战中牺牲的数以十万计的黄埔师生缩影。据日本投降后的统计资料显示，黄埔毕业生在战后幸存者仅一万一千多人，相比之抗战期间入校受训的20万学生，“黄埔系”在抗战中的牺牲率高达95%。记者_黄修毅

站在“陆军军官学校”的仿古牌坊下，仰头瞻望那句耳熟能详的题词“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勿入斯门”，九十高龄的张学韬两手不自觉贴住裤缝。1941年，20岁那年，他刚从黄埔军校西安七分校毕业。如今70多年过去，这位老黄埔第一次重新迈入母校的门槛。

“黄埔”联结着中国近代战史上绝大部分军功显赫的名字，除国民党军中的三千多员将领外，也为共产党培养了53位将军。这所在因陋就简的条件下草成的军事学府，与美国西点军校、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俄罗斯伏龙芝军事学院等并称“世界四大军校”。

抗战八年，有200多名黄埔教官学生担任师长以上职务，指挥全国三分之二的抗日之师；抗战胜利前毕业的前十九期黄埔学生约20万人，更充实着各级部队的基层干部岗位，“黄埔系”挺起了中国军队抗战的脊梁。

“黄埔部队多已打完，其余当然望风而溃”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初开之时，一班年轻军官冒着炮火聚集上海江湾某隐蔽所，站在台前训示的，正是被委任为淞沪警备司令的前黄埔总教官张治中。

当日听众中，职衔最高的桂永清，也不过是上校副师长。日后在国民党军中任兵团司令的长沙分校学生廖耀湘，还只是个中校参谋主任；后在解放军中官拜上将的黄埔一期学生周士第，此时远远落在了同期生胡宗南、宋希濂等人后头，别人都当上了军长、师长，他还只是个师参谋。

张治中的话在年轻人头脑中嗡响，不亚于日军炮火的一次次叩击。他说：“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到后方扩军，大家升官，我升集团军总司令，你们营长升团长，团长升师长，师长升军长；另一条是到前方作战牺牲。两条路走哪一条，请各位自决！”

淞沪血战三月，为达成“赶敌下海”的战略目标，投入战场的黄埔军为作战最得力之部队。1934年以来，国民政府即着手以“中央军校教导队”扩充而成三个全德式装备“示范师”为样板，整训陆军60个师之计划，于此时已完成大半。美国记者斯诺曾记述道，“1937年的中国陆军是该国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一支。”

在杨行、罗店等抗战初期争夺最激烈的战场，统军者正是黄埔系大佬级人物胡宗南。

与蒋同为浙江老乡，报考黄埔时因身高不足被破格录取的胡

宗南，此后在军中的节节蹿升却是高度惊人。抗战爆发时，他已是纯黄埔血统的蒋介石嫡系部队国民革命第一军军长；待到武汉会战失利，蒋非但并未追究其罪责，反嘉许其为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遂以43岁之龄，成为黄埔毕业生中担任上将第一人。

胡宗南“老大哥”身份的奠定，还要上溯到1927年8月蒋介石第一次下野，他当时正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副师长身份，率部驻防杭州。

彼时桂系欲趁机施压，遣散驻扎江浙的国民革命军七个主力团，甚至设计迫使黄埔军北上独拒孙传芳，而由桂系军队接防江南，以断其后路。世故老到的胡宗南，凭借在“黄埔同学会”中施展手腕，联合七个团的将领拒不从命，从而保存了“黄埔系”实力，博取了蒋的信任。

此后其所在的第一军不断扩编，在抗战初期成为蒋最为依恃的部队。1937年9月，胡宗南受命驰援淞沪战场，在杨行初接敌，即展开血战。淞沪警备司令部作战科长到第一军训视，留下了如此记录：“该军已补充兵员四次，接防换防五次，总算能顶住。第一师旅长先后伤了三个，团长先后死伤五个，全师连长除通信连长外，余均伤亡换人。”

胡宗南率部白天隐蔽在竹林村庄，任敌机投弹扫射，不轻易出击，如此“守多攻少，反可持久”，硬是死守阵地逾一周。直到战区副司令顾祝同接通第一军军部电话，告胡宗南当晚

派部接防时，他才吭气：“再不换防，明天我也要拔枪上火线顶替了。”

淞沪抗战功亏一篑，全国各地的部队蜂拥在撤出上海的道路上，相互挤踏，狼狈不堪。胡宗南实在看不过去，于11月20日致函密友戴笠（黄埔六期），“弟刻又在无锡进入阵地，此前前方撤退各军，秩序纪律毫无……黄埔部队多已打完，无人支撑，其余当然望风而溃。第二期革命已失败，吾人必须努力，培养第三期革命干部，来完成未来之使命也。”“无坚守阵地之羁绊，反觉海阔天空”

(1932年1月，第五军军长张治中(黄埔军校入伍生总队长)率领中央陆军军官教导总队赴沪参战，抗击日军。翻拍_孙海)

武汉失陷后，蒋介石在南岳主持召开了有第三、九战区各部队指挥人员参加的“第一次南岳会议”，这抗战以来首度召开的军事检讨会，阵容相当整齐，每位与会代表均按号次入座，并佩挂识别证。

会上，蒋介石首次提出了把中日战争划分为第一、第二两个时期的理论，宣布中国抗战转入战略防御阶段，“以时间换取空间”以期最后的胜利。这一战略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曾担任黄埔军校军事顾问团长德国将军塞克特的影响，其在1938年五月德、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之前，就得出了“只有时间才能救中国”的结论。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兹后制定的《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把“策应敌后之游击队，加强敌方控制区之扰袭”列入了指导方针，明确了将“三分之一的部队留在敌后作游击战”的布置。

故而在华北、东南沿海沦陷地区，不仅活跃着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更盘踞着大量游击化的国民党正规军。黄埔一期生李默庵后来被誉为“国军中的游击战干才”，在晋南多次发动对日军马车站、运输队的扰袭，予敌以重创，由14军军长升任33军团军团长。

1937年9至11月间发动的忻口会战，以黄埔四期生林彪指挥的“平型关大捷”最为耳熟能详。彼时参战的部队主力实系李默庵的14军，在其所镇守的左翼战场上，中国军队以散兵战壕阻击对日军之坦克。晚年的李默庵曾回忆：“对中国守军威胁最大的是坦克车，第10师28旅57团的一个连，遭敌坦克攻击，横碾该连的临时战壕。官兵被碾埋一半，无一退避。”

在这场歼敌两万余的大战中，中国军队付出了两倍于敌伤亡的代价。给这批黄埔系军官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日军训练精良，射击准确，其战术法则，全照步兵操典，按部就班”。硬碰硬之下难为对手，李默庵所部此后留在中条山区，开始了对敌游击战。

李默庵与中共军队合作无隙，收获了“土岭大捷”等一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