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世同堂

《四世同堂》中的北平人柯文最近刚看完老舍的《四世同堂》，感觉非常震撼。

《四世同堂》被称为被征服的中国人的一部痛史，恨史，愤史，它深入细腻的描绘了北平人民亡国奴生活的深重苦难。

老舍素以善于刻画人物，创造典型著称。

就本书来说，通篇共出场一百三十多人，其中有名有姓的就有六十多名。

他们其中包括教师，诗人，洋车夫，理发匠，唱戏的，说相声的，英国外交官，“窝脖儿的”（专门搬家具或抬棺材的），布铺老板，棚匠以及汉奸等等，这可谓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

而今天我想不通的是：《四世同堂》中的北平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他有着什么样的文化？以及这种文化对北平人有着什么样的影响？要了解《四世同堂》中的北平人的话，那么第一个让我们想到的就是祁瑞宣。

祁瑞宣贯穿小说的始末，一直都受着传统文化熏陶，但也深受新思想的影响。

这两种思想可谓是让其倍受折磨，一方面，爱国思想，民族自尊使他清楚在国家危难之际，好男儿应奔赴杀场，报效国家；另一方面，传统的家庭观念又使他无法卸下长子长孙的重担。

所以才出现祁瑞宣鼓励弟弟瑞全逃出北平投身抗战，但自己却甘心承受家庭之累，留守北平。

瑞宣有着沉厚的文化底蕴，他头脑清晰，明于事理，并受到了新思想的影响。

因此他将当时北平看的很透彻，他明白留守北平最好的结果也只会安安稳稳的做着“亡国奴”的日子，不好的话则会像小崔，孙七等人似的难逃一死，但他却愚昧的留了下来，并给自己找了个借口：“一个手指怎能拨转得动几千年的文化。

”瑞宣的选择让其最终也遭受了“灵魂凌迟”的苦楚——自己深陷囹圄，几至身亡，父亲也遭人污蔑，投河自尽，女儿也最终被活活饿死。

瑞宣可以说是老舍的按在小说里的一双理性的眼睛，因此老舍对“国民性”惶惑与偷生的批判往往又体现为瑞宣的自我批判。

但自我批判并没有导致自我完善，瑞宣终究不免于惶惑与偷生。

瑞宣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是在代表了当时北平诸多先进知识分子的所思所想，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出那些先进的知识分子的许多弱点：他们无法狠心摆脱传统思想的桎梏，所以总是唯唯诺诺，优柔寡断；他们是懦弱愚昧的，明知道该拿起刀枪反抗日本的，但最后却往往忍住。

随着残酷的经历——自己深陷囹圄，几至身亡，父亲也遭人污蔑，投河自尽，女儿也最终被活活饿死，他才开始不再彷徨偷生。

他想尽办法与地下工作者取得了联系，积极地参加了抗日宣传工作。

那我不禁问到，为什么瑞宣明知结果而却选择偷生呢？那么在这里我就觉得有必要说说老舍在《四世同堂》里是怎么描写北平文化的。

下面是小说里写的：你温柔美丽，像一朵花。

你的美丽由你自己吸取水分日光，而提供给世界的。

可是，你缺乏保卫自己的能力；你越美好，便越会招来那无情的手指，把你折断，使你死灭。

一朵花，一座城，一个文化，恐怕都是如此！玫瑰的智慧，不仅在乎它有色有香，而在乎它有刺！刺与香的联合才会使玫瑰安全，久远，繁荣！中国人都好，只是缺少自卫的刺。

我读完这段话，深受感触。

北平的传统文化不就如此么？它是美，美得让人惊羡不已。

但美有时可是会招来毁灭的，而北平的传统文化没有“玫瑰的刺”，所以当日本侵略时，它只能被动的承受而最终走向毁灭。

所以北平当时的一些看似“先进的知识分子”选择被动的接受，也就不难理解了。

第二个人物我想说说老诗人钱默吟。

钱默吟的命运变化是由他小儿子仲石引起的。

仲石在京郊当司机，勇敢地和敌人斗。

钱先生因此被汉奸（冠晓荷夫妇）陷害，被日本人抓去，受尽非刑。

而当钱先生被捕后，他的大儿子孟石病中不堪惊吓和激愤，也气绝而亡了，钱夫人也在大儿子出殡时一头碰死在了棺木上。

小说伊始，钱先生是位画家兼诗人，他沉稳清高，谦厚正直。

但就是这么一个一生谨慎处事，只会吟诗作画的知识分子，却在监牢里受尽了毒刑与凌辱。

日本人“一连串十几掌”打他的脸，“左右开弓的嘴巴使他像一个不倒翁似的向两边摆动”；以后有用皮鞭抽他，“皮鞭向烧红的铁条似的打在背上，他往前一栽，把头碰在桌子上”，日本人“用杆子轧他的腿，用火绒炙他的头”。

受到非人的酷刑，惨遭家破人亡的悲剧，钱先生也因此义无反顾的第一个走上了抗战的行列之中。

第三个人物我说说祁老太爷。

祁老太爷只想在太平年月中度过风烛残年，希望四世同堂平平安安，但这个愿望却被日本侵略者打碎了。

老人一辈子信奉“和气生财”，所以当他面对查户口的“便衣”的傲慢“训示”时，他从不气愤；当瑞丰当了敌伪的“科长”时，他没有反对，并高兴异常；但当他经历了儿子天佑被污蔑为奸商而投河以及他的重孙女被活活饿死后，他变了。

他说：“我活了快八十岁了，永远屈己下人，先磕头，后张嘴；现在，我明白了，磕头说好话不见得准有好处！”所以当瑞丰想做特务而不成，一起了日本人对祁家的审问时，他态度坦然强硬，“他的眼直看着他们，语声相当的高，表示出他已不再客气谦恭；客气谦恭并没救了天佑，小文，小崔们的命”。

除了以上三个人物外，还有刘棚匠，小文夫妇，小崔，孙七以及李四爷。

刘棚匠的结果最好，他不愿做亡国奴而逃出北平参加了抗战；一向本本分分的小文夫妇最终因不甘受辱，奋起抗争而最终被鬼子打死在舞台上；小崔死在了日本的屠刀之下，人头被悬在城门之上，最终也没完尸而葬；孙七死的最惨，他被日本人怀疑得了霍乱，因此被活埋了；至于李四爷也在最终因不堪忍受日本人的欺辱而奋起反抗，在奋起搏斗中李四爷被殴打致死。

最后我们再说说那些民族败类，卖国卖友寡廉鲜耻的狗汉奸们。

第一我们说文化“蛔虫”冠晓荷。

他曾出卖钱先生，并设计陷害小文夫妇。

他对日本人卑躬屈膝，而对同胞却阴险毒辣。

但他的死却不是中国人造成的，他最后在讨饶声中被日本人像狗一样的活埋了。

第二个是大赤包，她狠毒奸诈，泼辣无耻。

她曾逼良为娼做了“北平检查所所长”，她对丈夫霸道，对女儿无情，所以最终她也因此而被定罪关进死牢。

第三个是蓝东阳，他是个流氓，但同样他也是汉奸，他害了十几条同胞的性命。

可笑的是他胆子并不大（胆小如鼠的他竟让人畏之如虎，可悲的北平人），最后在瑞全一次警告中，竟逃亡日本，结果呢？被原子弹炸死了。

以上三个人是书中最重要的汉奸，他们在那个年代可谓是风声云起的卖友求荣，过的作威作福的日子，但结局却是悲惨的，这是他们应得的报应。

这三个汉奸说完，我还想单提出来说说高弟，招弟。

这一对姐妹都是冠晓荷的女儿，可为什么会走上不同的道路呢？高第投身革命，而招弟却最终沉沦成了日本的特务，最终被瑞全杀死。

其实招弟的沉沦是他的家庭环境造成的，如果当初他和瑞全走了的话，那么招弟也一定会成为抗战的一份子的。

可是她没走，而留在了北平。

留守北平后，每日看大赤包逼良为娼，所以日渐沉沦，最终终于当了特务。

我觉得招弟是无辜的，她只是一个爱于享乐的一个女孩子。

可是她生在了战乱年代，战乱年代是不可以享乐的——国家处于危亡之际，又怎能享乐？而高第是一个叛逆女孩，她从小就没受过父母的疼爱，也往往和大赤包发生争执。

她富于幻想，她曾幻想自己成为仲石的妻子，所以当父母陷害钱先生时，她不顾危险的去告知。

但她终究还是出身富贵的小姐，她害怕吃苦，只是喜欢热闹，奢侈与玩乐，所以总是迟疑不决的没有离开冠家。

《四世同堂》中大致上几个重要人物我都说介绍了一遍。

那么这其中的北平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人们说《四世同堂》是一部改变北平人灵魂的巨著。

是的，战乱之前的人们由于长期受封建传统精神桎梏的束缚，而形成了惶惑偷生，封闭自守，缺乏冒险精神和英雄气概的弱点和负担。

他们面对日本的侵略总是被动的去承受，去忍耐。

正如马老太总对长顺说的一句话：“咱们还是老老实实的过日子，别惹事！反正天下总有太平了的时候！日本人厉害呀，可架不住咱们能忍啊！”忍耐妥协是他们的专长。

他们在明知良民证是“亡国的烙印”，可还是伸手接了；他们明知“献铁”是为敌人制造枪炮，可还是设法如数的上缴；他们明知北海的化妆滑冰比赛是为侵略者装扮“升平景象”，可是他们还是蜂拥着前去观看；他们曾为领几斤“共和面”而支撑着虚弱的身体，在太阳地下一站就是半天，可是却没有一个喊出：“打倒日本！”悲哀的北平人，他们苦闷过，忧虑过，惶惑过，也寒冷过；他们饥饿过，耻辱过，妥协过也愚昧过。

他们过着亡国奴的生活，他们的灵魂遭受着日本人的“凌迟”。

他们愤过，怒过，但从没任何举动。

小说里陈野求说过这么一句话：“从历史的久远看，做一个中国人并没什么可耻的地方。

但是从只顾自私而不顾公，只讲心路而不敢真刀真枪的去干这一点看，我实在不佩服中国人。

”这句话是老舍对当时北平人形容和评价，非常精确。

当时的北平人确实是只是一味的只讲心路而没有真刀真枪的去实践，直到最后被逼上绝路才不得已而抗争。

那么为什么北平人会这样呢？这就要说说北平的文化了。

老舍说北平的文化像“一朵没刺的美丽的花朵”，它没有自卫能力。

当有人来毁灭时，它只能被动的接受死亡。

这样的文化使北平人爱好和平，远离反抗；这样的文化使北平人面对侵犯选择忍让，不懂自卫。

因此可以说北平人那么做是深受封建思想文化的影响的。

爱好和平是对的，但前提是自己的国家不被侵犯。

老舍在《四世同堂》中不仅要表现沦陷区人民的生活情景和被征服者的痛苦的心灵历程，还要涵盖作者对古老中华民族国民性文化历史的反思。

手笔不可谓不大，打他成功了——中的每一个人物行为都守着那个时代的文化的影响。

日本人的侵略打破了那个时代的文化，使之进化为可以自卫的文化，就像一支有着刺得玫瑰一样。

所以最终的北平人在压迫下反抗，最终取得了胜利。

但我个人认为这部小说格调还是有些悲伤的——四世同堂，四世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