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眼里的中国人

张允熠:马克思眼里的中国人

本文的题目可能令人诧异，因为至今为止未曾见过同一题目的文章。但这绝非标奇立异，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或者说马克思的中国观和中国人观——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人类学研究和东方社会研究领域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曾踏上中国的土地半步，但他们终其一生对中国都关注，这不仅从保留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的十余篇重要的有关中国的专论、专评和专述中可以看出，而且从这两位革命导师有关中国的零散议论和“只言片语”中也可“管中窥豹，略见一斑”。马克思和恩格斯究竟如何认识中国、如何看待中国人呢？这是一个较为矛盾的问题，一方面，在这两位伟人的眼中，当时的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素质大致就是那个样子，任何一位西方人都不敢恭维；另一方面，对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和真诚期待充盈于两位伟人的胸襟之中。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中国人的用词有时过于刺目，作为一种价值判断令今天的中国读者难以接受。但是如果我们借用这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深邃目光来反观自身，对于正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的中国社会和已遍及世界各地的中国人来说却不无裨益。

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屡屡称中国为“天朝帝国”，说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块“活的化石”，是“僵死不动的东西”，不仅“几千年来都没有进步”，而且“习惯于靠无知来保证不受物的侵犯、世界的侵犯”。中国的社会制度称为“腐朽的半文明制度”，中国人被称为“半野蛮人”、“野蛮人”、“陈腐世界的代表”和“宗法的骗子”，等等。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这种看法用语偏激而尖刻，实际上却入木三分，颇能揭示19世纪处于衰败深渊里的中国社会的沉疴垢弊，不无正确之处。

马恩一生都没有去过中国，也没有跟中国人直接打过交道，他们对中国人的看法究竟缘何而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出生于19世纪上半叶，这个时期欧洲思想界恰好经历了长达二百年的“中国热”，“中国”一词已为欧洲主流思想界耳熟能详。尤其在德国，从莱布尼茨和沃尔弗到康德和黑格尔，走过了一个对中国从崇敬颂扬到批判反思的历程。如果说当年莱布尼茨学派对中国持褒奖态度的话，那么，马克思青年时代所崇拜的思想导师黑格尔则对中国进行了辛酸的嘲讽和严厉的批判，马恩正是在这种氛围下认识中国的。黑格尔说中国很早就已经达到了现在这个发展水平，但几千年来却停滞不前，“……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说中国是“活化石”、“木乃伊”、“僵死不动的东西”，显然跟黑格尔的观点如出一辙。我们的研究还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除从同时代人的著述中获得有关中国的知识之外，欧洲18世纪的思想家乃至古代的先贤们有关东方社会的见解对他们也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

在欧洲，一般认为最早论及东方人的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在《政治学》中说：“亚细亚的人民多擅长机巧，深于理解，但精神卑弱，热忱不足；因此，他们常常屈从于人而为臣民，甚至沦为奴隶。”实际上，亚里士多德对亚洲人的笼统评价是从早他一个多世纪的希腊医圣希伯克拉底那里来的。《希伯克拉底全集》中这样写道：“亚洲人较欧洲人精神卑弱，性情温和，怯于战斗。”这种观点在欧洲流传了二千多年，如17世纪被派到中国来的俄国使节、罗马尼亚人米列斯库在其《中国漫记》一书中就以见证者的口吻说中国男人打起仗来“勇如妇孺，怯如走兔”，“比起我们欧洲人，中国人之勇敢犹如妇女在男子面前所显示的。”后来德国大哲学家康德对中国人也有类似的评价。可见，欧洲人对中国人的看法在双方直接交往匮乏之时，乃是世代传承、相互影响的。

需要指出的是，所有这些都没有改变19世纪之前欧洲人对中国的尊崇。如米列斯库在指出中国男人缺乏勇敢精神时，又赞扬中国人的聪明机智。他写道：“至于聪明才智，中国人远在欧洲之上，他们头脑敏锐，远非我们所能比”，这里不难发现亚里士多德的影子。根据西方历史学家的记载，早在希腊、罗马时代，欧洲的贵族就开始热衷于穿中国的丝绸织品了，公元前一世纪的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把当时东方的中国称为“丝国”（Seres），即“生产丝绸的国家”，这个名字在欧洲经罗马人一直延用到中世纪。13世纪中国元朝时期，法国方济各会会士罗伯鲁克（G·de Rubrouck）受法王派遣出使蒙古，回去写了一本《东游录》，罗伯鲁克明确指出当时被西方人称做“契丹”的民族就是“古代丝国人”。他还指出契丹国内有许多省，大部分没有臣服于蒙古。它们和印度之间隔着海洋。契丹人身材矮小，语带鼻音，和其他东方人一样长着小眼睛。他们是各种工艺的能工巧匠，他们的医师很熟悉草药的性能，熟练地按脉诊断。元朝时期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写的《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人面前具体描述了中国人的长相和风貌，这引起了西方人对中国的浓烈兴趣。当通往东方的新航路开辟后，大批西方传教士、商人、探险家和旅行家纷纷来到中国，将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用书信等形式介绍到西方，从而掀起了16—18世纪风靡欧洲的“中国热”，欧洲从此真正开始了解和认识中国了。

18世纪以前的欧洲思想家大都对中国持羡幕态度，认为中国是一个古老的、独具特色的、其文明程度超过欧洲的东方帝国，企望从中国文明中吸取养料。由于18世纪的欧洲发生了历史性的社会变革，资产阶级革命获得了成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式驰入了历史轨道，再加上中国国势日衰，两次鸦片战争后逐渐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半殖民地，从而使中国在欧洲人心目中的形象发生了逆转。自18世纪起就有一些著名思想家开始批判中国，至19世纪的欧洲思想家几乎一无例外地是欧洲中心主义者，黑格尔被认为是其精神代表。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出身于黑格尔学派，因此他们的中国观和对中国人的看法明显受到黑格尔本人和黑格尔时代的影响。

二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写道：“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在家庭之内，他们不是人格，因为他们在里面生活的那个团结的单位，乃是血统关系和天然义务。在国家之内，他们一样缺少独立人格；因为国家内大家长的关系最为显著，皇帝犹如严父，为政府的基础，治理国家的一切部门。”由此而知，黑格尔眼中的中国人除皇帝外都是没有个性没有自由的，这种观点影响了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的青年黑格尔派。

细究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眼中的中国人，大体上可分为六种：孔子、中国皇帝、中国官吏、中国战士、中国农民和中国苦力。

马恩提到过孔夫子，跟当时欧洲人的习惯一样，他们常直呼孔子为“中国人”。值得注意的是，马恩全集中每出现孔子时，总是跟哥达毕拉斯、琐罗亚斯德等古代东西方的大哲相提并论。如1842年马克思写道：“深刻理解统计的意义的《国家报》，不仅把自己同中国人（孔夫子）并列，不仅同宇宙的统计学家毕达哥拉斯并列，它并且表明，那位想用数字来表示动物界的一切异同的现代伟大的自然哲学家（罗仑兹·奥肯）对它也有影响。”他还提到了孔子与《周易》的关系，如，“书报检查官涂改时画的叉叉杠杆之对出版物，正如中国人（孔夫子）的直线——八卦——之对思维。检查官的八卦是著作的各种范畴；而范畴，大家知道，这是多样的内容中本质的典型的东西。”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引用了法国人卡贝的一句话：“请听！我不来对你们谈及许多实行财产共有制的古代民族！也不来谈及希伯来人……莱喀古士和毕达哥拉斯……孔夫子和琐罗斯德，最后两人之中，前者在中国宣布了这个原则（共产主义原则），后者在波斯宣布了这个原则。”马恩还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施蒂纳认为“完善的中国人才是共产主义者”的观点。马恩虽然缺少黑格尔那种明确贬低孔子的言论，但在他们的心目中，孔子显然是古代中国人的精神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