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资料之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批评 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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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批评: 文本(text)
“如若追溯这个词的词源学根源,它的词根texere表示编织的东西,如在‘纺织品’(textile)一词中;还表示制造的东西,如在‘建筑师’(architect)一类的词中。”(诺曼.霍兰德《整体、本体、文本、自我》)在一般的意义上,批评家认为,“每一种文学活动的以及每一种言语行为的结果,都是一段文本”。(J.M.布洛克曼《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保尔.利科说:“文本就是由书写而固定下来的语言。”(《解释学和人文科学》)
从语言学的观点看,“文本指的是文本表层结构,即作品‘可见’、‘可感’的一面;这与文学批评家把文本当作形式客体的看法很接近。对于语言学家,文本的表层结构是一系列语句串联而成的连贯序列。语句流隐含着某种确定的阅读速度和节奏,某一表达信息的特定次序,指导读者的注意力,控制他的记忆。”“一个文本可以只包含一个单句,如谚语、格言,或招牌、标记。不过一般来说,我们可以认为,文本由一系列句子构成。一个句子是文本的一个元素、一个单位或一种成分。……文本在结构上与语句相似(也是由语句构成)。也就是说,我们(在语言学中)用于单句分析的结构范畴能够广泛用于对于更大的文本结构的分析。”(罗吉.福勒《语言学与小说》)虽然句子分析的方法可以被用于文本结构分析,但茨维坦.托多洛夫仍强调文本不同于句子:“文本的概念与句子的概念是处在不同的层次之上的。在这个意义上,文本必须与段落——由若干句子组成的书写单位──区别开来。文本可能恰好是一个短语或是整整一本书;它的定义在于它的自足与封闭(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某些文本不是‘封闭完成’的);它构成一个系统,这个系统不完全等同于语言学系统,但与之相关联:一种既邻接又相似的关系。”(《语言科学百科辞典》)罗兰.巴特对于文本的“古典的、习惯的和流行的看法”作了如下概括:文本“就是文学作品所呈现的表面;就是构成这部作品的词语的结构,这些词语的排列赋予它一种稳定的和尽可能独一无二的意义。”“文本在本质上是与写作相联系的(文本乃‘书写物’),这也许是因为,正是字母的书写形式——尽管依然是线性的——意味着的不是话语,而是组织的交错编织;在作品中,文本就是那种把书写确保下来的东西,它将其各种保护作用集合起来:一方面是记录的稳定性和永久性,用来纠正记忆的脆弱和不确切;另一方面是文字的合法性,而文字就是那种不可更改和不可消除的意义之痕,这种意义据说是由作者有意识地放到自己的作品之中的。”(《文本理论》)
从符号学的观点看,文本表示“以一种符码或一套符码通过某种媒介从发话人传递到接受者那里的一套记号。这样一套记号的接受者把它们作为一个文本来领会,并根据这种或这套可以获得的和适合的代码着手解释它们。理解作为一个文本的文学的表述,就是在这种方式中,把这表述看作是向解释开放的,尽管这表述同一定的普遍规则相联系”。(罗伯特.史柯尔斯《符号学与解释》)苏联符号学家尤里洛特曼在《艺术文本的结构》中,指出文本有以下特性:它是外现的,它用一定的符号来表示;它是有限的,即有头有尾;最后,它有结构,这是在横组合层面上的内部组织的结果。巴特在《文本理论》中说:“在严格的意义上的文学符号学当中,文本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在形式上包含了语言现象的东西:对意指的(而不再仅仅是通讯的)语义学和叙述的(或者叫诗学的)文法
上的研究,正是在文本的层次上进行的。”“文本的概念意味着,书面信息就像符号一样被表达出来:一方面是能指,即实际的字母以及由它们所组成的词、句子和段落章节;另一方面是所指——一种既是固有的,又是单意的和确定的意思,它为表达它的符号的正确性所限定。古典符号是一个闭锁的单位,其封闭的作用将意义捕捉住,防止其颤动、或者获得双重的意义、或者徘徊不定。古典文本亦然。它将作品封闭,把它拴在字母之上,固定在其所指之上。”他认为传统的文本批评(即发现和校订原作)和解释的批评就建立在对文本的这一理解基础上。
在后结构主义那里,文本的概念有了很大的改变。朱丽娅.克莉斯蒂娃说:“我们将文本定义如下:一个超越语言的工具,它通过使用一种通讯性的言辞来重新分配语言的秩序,目的在于直接地传递信息,这些言辞是与那些先于其而存在的和与其并存的言辞互相联系的。”巴特解释说,在这一定义中包含了“意指实践”、“意指活动”、“生产性”、“互文性”等概念,并须由这些概念来说明文本的内涵(参见《文本理论》)。概括地说,后结构主义认为,文本的结构是开放的,是与其他文本相交织的;意指是活动的、多元的,因此文本也是“离心的”、“解构的”。巴特说:“文本无所谓构造。文本中的一切都一次次得到意指和多次运用,文本没有一个极尽的整体,也没有终极结构。”(《S /Z》)雅克.德里达也说:“广义而言,文本没有确定性。甚至过去产生的文本也并不曾经有过确定性……(文本的)一切都始于再生产。一切都已经存在:文本储藏着一个永远不露面的意义,对这个所指的确定总是被延搁下来,被后来补充上来的替代物所重构。”(《弗洛伊德与书写的意味》)他还强调:一个文本“不再是完成了的作品资料体,内容封闭在一本书里或字里行间,而是一个区分的网络,一种踪迹的织体(a fabric of trace),这些踪迹无止尽地涉及它自身外的事物,涉及其他区分的踪迹”。(《继续生存》)
现代批评家使用的文本概念已不限于文学的、书写下的文本,既适用于电影、绘画、音乐等其他艺术文本,也可以指一切具有语言-符号性质的构成物,如服装、饮食、仪式乃至于历史等等。在后结构主义之后,文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受到愈来愈多的批评家的重视。英国批评家巴特勒指出:“任何读者都十分清楚,许多文本确实充分而公正地再现了活生生的世界,在文本世界里,个人同一性、因果关系等就如同在真实世界里一样发挥着作用。”(《文本与外部世界》)美国批评家爱德华.W.赛义德也认为,文本即便是最简练的形式,也“总是无法逃脱环境、时间、空间和社会的纠缠——简言之,文本存在于世界之中,所以,文本是世界之物”;同其他文化产品一样,文本也“从属于法律、政治、经济和社会强制力”。(《文本、世界、批评》)
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批评: 文学文本(literary text)
一个文学文本“不仅仅是一套词汇,而是一个符码网,这一符码网使书页上的记号可以被当作一种特殊的文本来阅读”。(罗伯特.史柯尔斯《符号学与解释》)特伦斯.霍克斯把茨维坦.托多洛夫关于文学文本的特殊性的论述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每一部文学文本都具有改变它所蕴含并已经制造出来的整个系统的潜能:它不仅是复述预先规定的范畴并以新颖的方式把它们组合起来,恰恰相反,它修改它所包含的东西。二、文学文本能够颠覆它所继承的语言系统:它并不只是展示包含着它的语言的独特形式,它还扩展和修改那种语言。因此,“文学在语言内部是摧毁每一种语言固有的形而上的东西。文学话语的本质超出了语言(如果不这样,它就没有存在的理由):文学就像是一件语言用来自杀的致命武器”。(《小说中的幻想》)三、文学文本完全是有意义的而且是指示性的,不能把它“降为”我们对其内容的阐明。(参见《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意大利符号学家U.艾柯认为,文学文本不仅有罗曼.雅各布森等人说的“自指性”,即以自身为中心的特征,而且具有含混的特征,它通过激发读者“趋向于解释的努力”和将其注意力吸引到所用语言的“出乎预期之外的灵活性”上去,给读者发出美学经验的信号。这种经验就是“作为创造物的美学文本的特殊的符号学含义”。具体地说,在一个文学文本中:1.在不同层次上,许多信息被含糊地组织起来了;2.各种含混遵循一个精确的规划;3.任何一个信息中正常的和含混的手段都对所有其他信息中正规的和含混的手段施加语境的压力;4.由一个信息违背一个系统的‘规则’的那种方式和其他信息违背其他系统的规则的那种方式是一致的。结果产生了一种“美学的个人习语”,一个文学文本独具的“特殊语言”。(参见《符号学理论》)尤里.洛特曼也指出,文学文本或艺术文本与日常生活中的信息交流有区别,如:从选择本身产生的强化效果,高度的组织结构,多重复杂的语言符码,对诗与散文之间区别的突出等等,从而使文学文本成为“包含着众多信息处理系统的历史的真实结构。”但他同时指出:“任何艺术文本,只有当它所起作用的集合体中存在着美学的交流时才能发挥社会功能。既然符号-交流不仅要求要有一个文本,还要有一种语言,那么孤立地处于一种特定文化语境和文化代码系统之外的艺术家的作品,就像用一种不能理解的语言写成的‘墓志铭’。”因此要确定什么文本是艺术性的而什么不是,其必具的先决条件是“正好在这种文化的代码中存在着艺术性的和非艺术性的结构之间的对立” 。(《艺术文本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