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文化中的民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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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儒家文化中的民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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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从政治文化角度看,“民本”观念是作为儒家传统思想的重要内容。然而先秦的儒学所倡导的“民本”思想渊源于上古文化传统,具有一定的民主性,并在后世有一定影响。第二:从总体上考察,其并没有能够像新儒家期望地那样“一线”转出近代民主,其是与政治中的王权有着内在的联系。虽然这样,但并不代表儒家“民本”传统毫无价值意义可言。因为在当今社会我国的民主政治中儒家“民本”传统思想也起着积极的作用。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讲述儒学的民本思想。第一、上古文化传统与原始儒学;第二、儒家“民本”传统与王权主义;第三、儒家“民本”传统与中国文化的近代化。

第一、上古文化传统与原始儒学

儒学的产生也与上古文化存在着渊源的关系。如下:

“中国在文明国家出现以前,原始的社会组织虽已具相当规模,且这组织中也有管理者,但由于其时尚无阶级分化,故而担负管理职能的君政刑长,其性质基本上是调节仲裁,而非阶级压迫,目的是要团结民众,所谓“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1)生活于其中的所有人都能自由表达意见,管理者对之亦甚表欢迎,如《古今注》说尧立“谤木”以鼓励人民提出批评和建议:“尧设诽谤之木,今之华表也。……或谓之表木,以表王者纳谏也。”并且,“选贤与能”,在《史记·五帝本纪》记其事曰:“舜父瞽叟顽,母嚣,弟象傲,皆欲杀舜,舜顺适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在侧。舜年二十以孝闻,三十,帝尧问可用者,四岳咸举舜。”如此等等。

上古文化传统对原始儒学的影响确实十分深巨。《礼记·哀公问》记孔子之言“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所以治爱人,礼为大。所以治礼,敢为大。……是故君子兴敬为亲,舍敬是遗亲也。弗爱不亲,弗敬不正。爱与敬,其正之本与!”孟子否认“尧以天下与舜”的说法,认为三代禅让制度并非出于天子个人的意志,因为“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2)可见,“天”意联系并体现或反映着“民”意,故而“天下”又是与“民”和“公”直接同一的,此即《尚书·泰誓》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亦即孟子所谓“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3)董仲舒《春秋繁露》依据《公羊》之义指出:“王者,天之所予也。其所伐,天之所夺也。……故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所从来久矣。”又说:“君也者,掌令者也。令行而禁止也。今桀、纣令天下而不行,禁天下而不止,安在其能臣天下也?果其不臣天下,何谓汤、武弑?”可见其也认为“汤武革命”合乎天道、顺乎民意。“民

之所欲,天必从之”(4),儒家的这种思想同法家完全站在专制君主立场上,以天下为某种有待被掠夺、瓜分、享用的客体对象,甚至将天下视为专制君主一人一姓之私产的论调。渊源于上古文化传统的先秦原始儒学,确实具有着非常显明的民主精神气息,而与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王权专制主义判然有别。”(引用)第二、儒家“民本”传统与王权主义

自古以来儒家思想就是作为统治阶级的一种政治手段,所以“民本”思想与王权有着密切的关系。如下:

“汉武之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原本处于民间、为诸子百家之一种的儒学,抬升到廟堂,使之成为封建王朝唯一的意识形态和最高统治思想。其结果是儒学固有的民主精神逐渐沦丧,儒学蜕变为君主专制统治的护身护。儒学“民本”观念内涵的演变,以及在其后二千余历史上“民本”传统与王权主义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就比较充分的说明了这一点。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或,粢盗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5)其认为人民最为重要,唯有人民是须臾不可缺失的,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当上天子、诸侯和大夫,否则一切无从谈起。这是很有意义的思想。在这里,“‘民’意味着的,就是有儒学的创造性诠释中,历为价值判断的最高依归的‘天下’,而‘社稷’意味着的是在三代礼制崩解过程中通由肢解‘天下’而渐渐兴起生长的‘国家’。”(26)所以,孟子不仅提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这无疑是十分光辉、弥足珍贵的民主思想。中外传统思想史上,系统阐发具有如此强烈民主精神思想主张的,实在很少有能与孟子相比肩者。”(引用)

第三、儒家“民本”传统与中国文化的近代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本”思想也与时俱进,不对的与时代相融合,这也体现了我国文化的包容性。

“晚明清初,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商品经济有了初步发展,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新兴的市民阶层。这样一些前所未有的社会现象,导致传统的农业一一宗法型社会政伦秩序发生了尽管微妙、却具有实质性的异动。反映到思想文化领城,就是颜钧、罗汝芳、李贽、何心隐、汤显祖、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方以智、傅山、张岱、唐甄等一大批学者和思想家前承后继,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既在新的社会时代背景下继承而又超越儒家“民本”传统,并将之作为批判专制君权的利器,又提出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权观念。他们的思想汇聚而成早期启蒙思潮。这思潮开启了中国思想文化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早期启蒙者主要提出(一)公天下观念。傅山说:“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56)王夫之说:“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一姓之私也。”(57)又说:“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58)这里所谓“公天下”,是指万民所共有的天下,而“私天下”则是指专制君主一人一独有独享的天下。所以,王夫之发出“帝王私天下”“岂天下之大公”的质问,谓:

“若夫国祚之不长,为一姓言也,非公义也。秦之所以获罪于万世者,私而已矣。斥秦之私,而欲私其子孙长存,又岂天下之大公哉!”(59)(二)主权在民思想。张岱《四书遇》有“予夺之权,自民主之”的说法,这是对专制君权的根本否定,与传统的“民本”思想已有重大区别,具有了近代民主意义。(三)公仆说。顾炎武认为:“享天下之大福者,必先天下之大劳;宅天下之至贵者,必执天下之至贱。”(60)“为民而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与公侯伯男子一也,而非绝世之贵。代耕而斌之禄,故班禄之意,君卿大夫士与庶人在官一也,而非无事之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义则不敢肆于民上以自尊,知禄以代耕之义则不敢厚取民以自奉。不明乎此,而侮夺人之君,唱多于三代以下矣。”(61)吕留良提出天子应为天下忧勤劳苦:“古之天子为天下悠勤,有劳苦而无佚乐。许行之流,畏忧苦而辞天下,是即不与之心也。舜、禹有天下极其忧勤劳苦,而仍是不与,此其所以巍巍也。”(62)这就颇有点要求包括位居九五之尊的天子在内的所有为政者都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味。

而此时的中国,在西方社会和文化的猛烈撞击下已发生亘古未有的巨变。受近代西方文化的刺激和影响,中国近代的启蒙者重新审视中国自身的历史和文化,既批判传统,又从传统中汲取滋养;既藉助传统了解其接触到的西学,又以其了解和体悟的西学来对传统做出重新诠释。在这过程中,儒家“民本”传统与近代西方的民权思想遂发生很有意义的关联,而这正是近代启蒙者们所以会提出非常丰富而又具有中国特色的、以“主权在民”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思想的重要原因。”(引用)

以上是我对其的阐述。

古时儒学的民本思想给了我们很大的影响,现今社会我们还在运用其中的一些有利于我们民主政治建设的的内容。也是谋求当代儒学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注释]

(1)参阅李泽厚《孔子再评价》,贝李氏《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2)《孟子·万章上》。

(3)同上《离娄上》。

(4)《左传·襄公三十年》。

(5)韩德民:《夏商周:儒家社会理想的历史前提》,载《国际儒学研究》第2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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