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印度教种姓关系的变化

现代印度教种姓关系的变化朱明忠*【内容提要】近代以来，印度教原有的种姓制度和等级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

1947年独立以后，印度政府制定的新宪法和各种法律制度，以及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更进一步加速了种姓关系的转变。

种姓制度和种姓关系的这种变化，正是传统印度教走向现代印度教的重要标志。

【关键词】印度印度教种姓关系变化近代以后，伴随着英国殖民统治，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也逐渐传入印度。

无论新的生产方式，还是新的思想观念，都对印度传统的生产方式、社会体制和思想观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从而使印度教原有的种姓制度和等级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

1947年独立以后，印度政府制定的新宪法和各种法律制度，以及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更进一步加速了种姓关系的转变。

种姓制度和种姓关系的这种变化，正是传统印度教走向现代印度教的重要标志。

一、独立后贱民地位的改善在独立之前，国大党就把解放贱民的问题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

1920年，国大党正式把“取消不可接触制度”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写入了党纲。

在国大党的领导人中，甘地不仅坚决主张改善贱民的社会地位，而且还亲自领导贱民进行过反对种姓歧视的斗争。

除甘地之外，其他领导人也对解决贱民问题十分关心。

例如，尼赫鲁就曾明确表示：“我将把根绝种姓制度摆在最*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员051重要的位置上。

”①独立以后，成立了以尼赫鲁为总理的国大党政府。

为了消除印度社会中的种姓压迫和种姓歧视现象，为了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尼赫鲁政府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政策和改革措施。

在这方面，最耀眼的事情就是印度新宪法的制定。

1947年8月29日，印度政府成立了七人宪法起草委员会，该委员会以时任法律部长的贱民领袖安培德卡尔为首。

1949年11月26日，新宪法草案在印度制宪会议上正式通过，并定于1950年1月26日起生效。

在起草宪法的过程中，安培德卡尔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人们称他为“印度宪法之父”。

这部新宪法不仅代表着印度各族人民的意愿，而且也体现出广大贱民的心声。

新宪法的序言庄严宣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这种人人平等的精神，体现在宪法的各种具体条款之中：例如，宪法的第十七条明确规定：“废除贱民制，并禁止在任何方式下实行贱民制；任何由于贱民制而产生的剥夺人的权利的行为，都属于犯罪，应依法惩处。

”宪法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不可以种姓为理由限制任何公民应有的权利，如商场、饭店、娱乐场所的出入，以及公共水池、浴场和道路等的使用。

”这一条表明，贱民作为国家的公民，有权出入任何公共场所，有权使用任何公共设施，任何人不得以不可接触之缘由进行干涉。

宪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在政府公职的聘用或任命上，不得以种姓等理由排斥和歧视任何公民。

”这一条说明，无论是贱民还是低种姓者，都有权担任政府公职，任何人不能歧视。

1955年，为了进一步落实宪法有关维护贱民权利的条款，政府还制定了《惩办侵犯贱民尊严法令》。

这个法令做出更加具体的规定：凡阻止贱民进入公共场所的，将判六个月监禁，或处以50卢比的罚款；对那些不为贱民提供服务的商店，政府有权吊销其营业执照；对屡教不改或情节严重者，政府应加重处罚。

新宪法明确宣布废除在印度实行了几千年的贱民制度，并且制定了许多具体条款和法令来维护贱民的合法权益。

这是印度教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独立后印度新生政权在社会改革方面所取得的一大成就。

由于宪法废除了“不可接触制度”（即“贱民制度”），因此就不能再使用“不可接触者”或①S．戈帕尔主编：《尼赫鲁选集》，德里，1980年，第324页。

151“贱民”这样的称呼，而如果有人再故意使用这样的称呼，就被判定为违法。

此后，在政府颁布的各种法律中，都以“表列种姓”①取代“贱民”的称谓。

随着宪法和各种法令的实施，原来印度社会中最受歧视的数千万贱民的合法权利，就真正有了法律的保障。

在政治权利上，贱民也同其他公民一样，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新宪法实行“成人普选制度”，这一制度使各阶级、各种姓的人在政治地位上都处于平等的地位。

贱民和低种姓者以平等的身份参加选举，但是由于他们在人数上占有巨大优势，他们就成为印度选举中一股最重要的政治力量。

为了保证贱民有权参与国家的立法工作和政府的管理工作，新宪法还实行了“保留制度”。

所谓“保留制度”，就是以法律形式规定，在人民院中各邦的立法会议中均为贱民和低级种姓保留一定的席位；同时，在中央政府和各邦政府中也为他们保留一定的名额，以保证他们享有行政管理的权利。

这种“保留制度”的实行，大大提高了贱民和低种姓者的政治权利。

例如，在1952年的人民院选举中，人民院共有479个席位，就为表列种姓保留了70个席位；在1962年的选举中，人民院共有488个席位，其中为表列种姓保留了76个席位。

这些数字表明，独立以后贱民的政治地位显著提高。

在经济方面，广大贱民的境况也有很大的改善。

印度政府在农村实行了土地改革政策，废除了柴明达尔制，规定了土地持有的最高限额，改革了租佃关系、组织互助合作社等等。

这一系列改革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就是作为佃农的贱民和低种姓者。

他们获得了土地，在政府帮助下组成了合作社，在经济地位和收益上都有明显的提高。

另外，政府在执行发展经济的五年计划中，每年都拨出一定的款项来改善贱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如帮助他们打井、修建水渠、修筑道路、开办训练班、培训青年人掌握各种谋生技能等。

这种扶贫拨款，每一个五年计划都有所增加。

在第六个五年计划中，中央政府专门用于贱民的扶贫款项就达50亿卢比。

在教育方面，贱民地位的改善更为突出。

原来的贱民大多数是文盲，他们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权利。

独立以后，政府实施了一系列解决贱民子女教育251①“表列种姓”称呼的来源：20世纪30年代，由于印度民族自治运动的高涨，英国殖民当局被迫做出让步，不得不给予印度人更多的参政权力。

1935年，殖民当局颁布的《印度政府法》，计划建立一种联邦体制，并给予各邦更大的自治权。

该法案规定，要为那些被视为“贱民”的被压迫阶层，在政府各级部门担任公职保留一定的席位。

为调查和统计哪些种姓属于“被压迫阶层”，就做出各种表列，并向社会公布了相关的表列。

列入该表中的种姓（贱民种姓），后来就被统称为“表列种姓”。

从此，就有了“表列种姓”的名称，它就是贱民的一种不带社会歧视的称呼。

独立后，印度政府继续延续对“表列种姓”在政府任职、教育和就业等方面保留名额的做法。

问题的措施。

中央政府和各邦政府每年拨出一定的款项解决贱民子女在学费、住宿和吃饭等方面的困难。

在大学招生中，政府规定必须为贱民出身的学生保留一定比例的名额，尤其是那些热门专业，如电子、计算机、法律、金融、医学等。

在提供助学金方面，各学校也对贱民学生给予优先照顾。

在文化落后的邦，特别是农村地区，贱民子女的辍学率特别高（尤其是女童）。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印度政府还制定了“非正规教育方案”，主要为6 14岁的失学儿童提供非正规教育。

现在已有数十万个非正规教育中心，分布在印度各地。

根据2001年印度人口普查的报告：全国表列种姓人口的平均识字率为54．7%，男性识字率为66．6%，女性识字率为41．9%。

这个数字表明，原来90%以上为文盲的贱民，在独立后接受教育的机会大大增加，文盲的比例显著减少。

这无疑是印度社会的一大进步。

二、种姓关系的变化近代以后，英国长期的殖民统治以及西方文明的传入，对印度传统的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和民族独立运动，也大大促进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

独立以后，印度政府一系列强有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改革措施，更加全面地加速了传统社会体制的转化。

因此，到了今天，印度教的种姓制度和种姓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婆罗门种姓的地位和权威明显下降在传统印度教社会中，婆罗门种姓不仅经济上处于优势地位，而且还具有宗教的祭祀权和司法权。

他们垄断着宗教的各种祭祀仪式，并由此而获得经济利益，他们还可以依据宗教法律和仪轨，对任何违反者给予处罚。

在农村中，由婆罗门种姓所控制的“种姓会议”，实际上是执行种姓道德和经济规约的法庭，具有处理种姓中发生的各种案件的权力。

一切违背种姓规定的行为，如与外种姓的人通婚、偷盗、欠债不还、财产纠纷等，均由种姓会议裁决。

种姓会议的权力凸显出婆罗门种姓的特权。

但是，到了殖民统治时期，英国人出于政治需要，按照西方的方式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和法规。

这些法律和法规的实施，大大削弱了婆罗门的地位和权威。

例如，英国人在印度建立了各级法院，并颁布了英国式的民法和刑法，印度教徒的违法事件必须通过各级法院来审理和处置，这样就削弱了婆罗门的司法权。

为了管理方便，殖民当局在一些地方还把警察权、司法权和田赋权都交给自己所委派的村长，这样就超越了原来在村里具有支配权的婆罗门351种姓或种姓会议。

另外，英国人还打破了婆罗门对宗教祭祀的垄断权，颁布了一些法律规定：印度教徒举行宗教仪式可以请任何人来主持，不见得必须请婆罗门。

婆罗门的至高地位和权威，主要体现在他们所具有的宗教的司法权和祭祀权上。

英国人建立起来的法院和法律，使婆罗门丧失了这些特权，导致其地位下降。

独立以后，印度政府制定的新宪法和各种法律，全面地贯彻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消除种姓差异”的精神。

随着这些法律的实施，婆罗门种姓原有的特权越来越少。

婆罗门特权的丧失，也使他们的经济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些婆罗门在农村里找不到工作，只能到城市中去，但是他们没有其他谋生的本领，许多人只得变成搬运工人或黄包车夫。

2006年9月25日的《华盛顿时报》，登载了一篇题为《印度采取的积极措施颠倒了种姓地位》的文章。

该文章称：“印度多年来采取的积极措施，几乎已经使种姓制度发生了颠倒：有些上层种姓的婆罗门成员，已经沦为搬运工人和黄包车车夫；而大学里几乎有一半的学生名额，被下层种姓和部落成员所占领。

”①“拉梅什·杰哈是东部比哈尔邦的婆罗门成员，因为在自己居住的村庄找不到工作，所以来到了新德里。

在比哈尔邦，已经没有农活可做，而政府部门的职位几乎被较低种姓成员所占领。

”②这两则事例，生动地说明婆罗门种姓地位的下降和低种姓者地位的提高。

（二）中等种姓的崛起19世纪以后，随着英国资本的输入和各种英资工厂的增长，印度的民族工业也逐渐发展起来。

当时，印度人开办的工厂主要有纺织厂、黄麻厂、造纸厂、面粉厂和一些其他小型工厂。

最早开办工厂的印度教徒中，多半是商业种姓，如古吉拉特商人、马尔瓦利商人，还有孟加拉商人、南印度契提商人等，他们都属于第三等级的吠舍种姓（即从事工商业和农业生产的种姓）。

后来，随着印度工业的发展，这些商业种姓的资本和实力迅速增长，他们遂成为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