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内阁与中央政权体制演变的互动关系_吴建军

收稿日期:2005-03-05
作者简介:吴建军(1967-),男,河南荥阳人,郑州大学讲师。

　第39卷 第3期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5月 Vol .39　No .3
J OURN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May 2006　
明代内阁与中央政权体制演变的互动关系
吴建军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河南郑州450001)
摘　要:明王朝出于加强专制皇权的需要废除了丞相制度,从而导致中央行政中枢体制的严重失衡。

为了巩固统治和完善封建官僚体制,内阁开始崛起并逐渐成为明朝政治舞台上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从内阁的兴衰及其权势的变化看,它完全依顺于皇权,其政治功能是皇权的外延与扩
张。

内阁大学士参与中枢决策,故而阁权在国家权力体制运作中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决策权,但这并未抑制住皇权的恶性膨胀。

关键词:明代;内阁制度;中央政权体制;君权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6)03-0112-04
明代内阁制度的创建是中央集权即皇权高度集
中的物化表现。

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后,在皇帝与官僚集团之间出现了一个链接断层。

因个人能力及精力所限,皇帝事必躬亲地履行全部统治职能是不现实的,为了构建完善的统治体系,朱元璋的继承者组建内阁作为其辅助力量,并使之成为皇帝专制独裁的有力工具。

同时,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君权膨胀的顶峰,因此明代中央政权体制也就围绕着加强皇权、加强中央对全国各级各部门的控制而不断演变。

与此相适应,明代内阁制度也随着君权的高度强化经历了一个形成、发展的过程。

目前有关明代的内阁制度、监阁与相权等问题学术界已有不同程度的涉及,但关于内阁职权的变革与明中央政权体制之间的关系问题未见有系统而全面的研究,故本文将以不同时期中央政权体制的演变以及由此带来内阁体制、职责的变动为切入点,来探究内阁与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政权体制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原因。

1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中央政权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是宰相制度的废除。

明初曾沿用元制,以中书省为中央最高行政机构,设左右丞相总领政务。

以前史为鉴,朱元璋深以相权为患,为了巩固皇权,他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以胡惟庸案为契机,“罢丞相不设,析中书省之政归六部”,亲
理万机,“自操威柄”[1](
卷72《职官志》)。

他晚年还敕谕群臣,“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
立者,论以极刑”[2](
卷6)。

至此,推行千年的宰相制度终于寿终正寝,皇权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但
朱元璋在庞大的官僚机器面前,在繁杂的政务压力下很快就表现得力不从心、不胜其劳。

据给事中张文辅所言,明太祖朱元璋可谓日理万机,“自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日之间内外诸司奏札凡一千六
百六十,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事”[3](
卷165)。

他平均每天须处理政事420余件,负担如此沉重的工作,尽管“高皇帝鸡鸣而起,昧爽而朝,未日出而临百官”[1](卷162《尹昌隆传》),但政务处置仍难免有失当之处,以致明太祖“每多自诲之时,辄有无及之叹”。

由此可见,废除丞相制度虽然达到了集权于君主一人的目的,但同时也带来了中枢机构行政效能下降的问题。

为了确保封建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朱元璋相继设立了四辅官与殿阁大学士,试图填补宰相消失后留下的空白。

结果四辅官若昙花一现,殿阁大学士却逐步形成规模,其“备顾问”的职掌为后世的大学士所继承,并渐次向“预机务”转变。

这个阶段,可以看作是内阁制度的萌发期。

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燕王朱棣即位之后,为了解决中央政权体制中强化君主集权与行政效能下降之间的矛盾,开始采取一种渐进的过渡形式以修正其父所订的中央辅政体制。

他“特简解缙、胡广、杨荣等直文渊阁,参预机务。

阁臣之预机务自此始”[1](卷72《职官志》)。

金幼孜、胡俨等人同入直,预机务,谓之内阁。

内阁之名及参预机务,也自此始。

《明史》对内阁的解释为:“以其授餐大内,常侍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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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对皇权加以制约。

然而,伴随着议礼的过程,内阁权力以嘉靖三年杨廷和的离任为转折点,相对于皇权由强变弱,而皇权却由弱变强。

由此,正德、嘉靖交替之际形成的中枢结构态势由于杨廷和一派在“大礼议”事件中的失败而未制度化,内阁权力相对于不同的权力阶层有了不同的发展趋势:一方面,此时的阁臣朝位班次,俱列六卿之上,内阁权力相对于行政系统大大增强,出现了更多的内阁兼掌部院之职的事情,内阁对部权之侵愈演愈烈;另一方面,内阁权力相对于皇权,权力削弱,其对皇权的依附性也更强,“阿谀顺旨”在阁臣中已形成了习惯,阁臣为获取权力皆曲意逢迎皇帝,内阁彻底地沦为皇权掌控百官的工具,其独立性及对皇权的制约性大大下降,此种政治态势一直延续到明亡。

同时,世宗在皇位巩固后,即暮气沉沉、鲜问政事,虽然偶尔亦以权术督察群臣,但处理政务的大权却完全落入内阁手中。

为迅速形成决策,内阁中就必须有一个最后定夺之人,首辅制便应运而生,并且出现了权相。

首辅权重,使之成为阁臣互相倾轧的对象;反之,阁臣一旦晋升为首辅,便竭尽己力打压次辅。

正如嘉靖时胡世宁所说:“不知自何年起,内阁自加隆重,凡职位在先第一人,群臣尊仰,称为首相,其第二人以下多其荐引,随事附和,不敢异同。

”[8](卷26《宰相上》)世宗对首辅的特殊地位则公开表示认可,如他在给费宏的手书中题其衔为“内阁掌机务辅导群臣”;在敕谕夏言时云:“朕之简任倚信,在卿独重,况职居辅首。

”[13](卷180,卷231)从某种意义上讲,票拟使得阁臣群体具备了“上情下达”的相责,首辅制的确立则让内阁等级为之一肃,首辅拥有了变相的相职[14] (卷52《职官志二》)。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内阁及其首辅的作用发挥得最为充分。

权相的出现对皇权造成的潜在威胁,使皇权对内阁的信任日渐降低,对宦官的信任相对增加。

张居正去世后,神宗便开始极力疏远阁臣。

由于在神宗后期出现了明朝长达百余年的皇帝不上朝的荒诞局面,内阁欲觐天颜而不能,而张诚、陈矩等司礼太监却在皇帝的宠信中不仅得以执掌司礼监,还兼掌东厂,“二权并在一人,故能回天乃尔”[15](卷六),就连内阁宰辅的生杀予夺亦操于其手。

内阁虽可以从事票拟,但一切疏揭不得不取决于司礼监的批红。

从此“相权归于寺人,于是朝廷之纪纲,贤士大夫之进退,悉颠倒于其手”[1](卷72《职官志》),司礼监又再次取代了内阁控制相权,以至大学士朱赓也不得不慨叹“今日政权不由内阁,尽移于司礼”[1](卷219)。

这种局面在经过熹宗时魏忠贤专权擅政以后更成积重难返之势,相权几乎一直掌握在司礼监手中,直至明亡都没有太大改变。

崇祯帝即位后虽曾倚重阁臣以期振衰去弊,但明末官僚政治体制自身已经积弊
难返,终使这种希望化为泡影。

不久,他便在“诸臣不能实心用事”的遗憾中将信任的目光重新投向了
宦官。

由于得不到皇权的信任和支持,内阁失去了
其辅政的基本政治功能,从而加速了明王朝的覆亡
进程。

这个阶段可以视为内阁制度的衰落时期。

2 从内阁的职权演变过程可以看出,明代内阁制的创立缘起于相权与君权的斗争过
程,其地位及职能的变化完全取决于强化皇权、加强
统治、提高中央政权行政效能的需要。

自两汉以降,
相权的弱化与君权的强化是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
而随着明初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改变了自汉唐以
来“皇权高而虚,相权低而实”的政治格局,君权在斗
争中大获全胜,封建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发展到
巅峰。

明朝历代君主对中央政权体制以及权力分配
体制的变革,均是以强化皇权、防止大权旁落为根本
出发点。

内阁正是在此背景下,作为皇权的辅助工
具而创立并逐步发展起来的。

内阁与皇权、司礼监、
部院之间的种种纷争、制衡,也皆源于皇权的不断强
化而对中央权力分配体制做出的调整。

(1)内阁与皇权的关系。

内阁设立后,由于阁臣为天子御前顾问,凭借优势,权力容易发展;加之嫡长继承制下容易出现年幼及怠政的皇帝,因而也需要内阁拥有一定的权力便于辅佐,所以内阁权力有所增长,并对皇权产生了一定的制约作用,但内阁权力的膨胀绝不意味着皇权的相对下降;相反,由于内阁始终没有取得法定地位,始终不是中央一级正式的行政机构,所以内阁不是制度化、法律化的决策机构,而是由皇帝任意操纵的软弱的御用工具。

内阁只是皇帝与官僚系统间的中介,是一种决策权与行政执行权的间接结合结构。

阁权只有通过皇权的作用才能实现其政治功能,阁权的轻与重及其参预中枢决策的广度和深度,都取决与它同皇权的关系。

所以阁权始终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不仅不同的皇帝授予内阁的权力轻重有异,就是同一皇帝在位期间,内阁权力也往往因皇权的需要而上下浮动。

正因为皇权对内阁有绝对控制权,所以在明代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内阁体制及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也是动态的和变化的。

(2)内阁与司礼监的关系。

明代内阁行使职权的主要形式是票拟。

宣宗时期,内阁票拟权得以逐步完善,使内阁具有了制度化的决策权,大大加强了内阁预政的力度,这与明太祖废除丞相制的初衷是相违背的。

为了防止内阁坐大,皇帝赋予宦官之首———司礼监“代帝批石朱”的大权来制衡内阁。

所有章奏除“御笔亲批数本外,皆众太监分批”,以“批红”牵制“票拟”,从而达到平衡政局的目的。

这样就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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