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期间毁学风潮探析_晏婷婷

　2006/7

清末新政期间毁学风潮探析

晏婷婷

摘　要:清末新政期间是近代中国新式教育体系的创始之期,然而与此同时却出现了诸多捣毁新式学堂和攻击学堂师生的事件,甚至演变成席卷全国的毁学风潮。本文通过对新政期间各地毁学风潮发展的阶段、原因和各界的态度与各地采取的补救措施三个方面的分析,揭示出新式教育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困难以及新政举措的不同步性。

关键词:毁学风潮;原因;不同步性;挽救措施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0X(2006)7-223-03

作　者:湖南女子职业大学基础课部;湖南,长沙,410004

20世纪初年,随着朝廷兴学谕令的颁布,近代中国的新式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在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和从中央到地方学务机构的不断完善之后,举办新式学堂成为从中央到地方推行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新式学堂的大量涌现有力推动了新式教育体系的发展。然而与此同时,各地捣毁学堂的事件却层出不穷,据作者接触的资料,整个新政期间的毁学事件即不下百起,特别是在1909-1911年更为严重,形成了席卷全国的大风潮,这对刚刚兴起的新式教育体系打击不小。长期以来,学术界侧重于民变的研究,而对于新政期间针对于新式学堂的毁学风潮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①,本文拟就清末新政期间的毁学风潮作一初步探讨,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　毁学风潮的发生与发展

庚子国难之后,清廷朝野上下亟待改革的愿望日益明显。1901年1月29日,远在西安的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了变法诏书,拉开了清末新政的序幕。同年9月清廷宣布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并要求各省、府、州、县分别设立大、中、小学堂。1902年张百熙就任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后着手厘定学制,并于年底编成《钦定学堂章程》。此章程虽未实行,但却成为后来各届政府编制学制的蓝本。1904年编定的“癸卯学制”便是在此基础上完成的。此学制明确规定了各地兴办新式学堂在近几年内应完成的目标。1905年清廷宣布自1906年起停止一切科举考试,作为替代的新式学堂无疑是传统知识分子追求的新目标。1906年前后,兴办新式学堂成为各地举办新政中的一大要政。

新式教育一开始便遭遇很大的阻力。除了因资金困难和师资短缺等原因外,整个新政期间各地爆发的毁学事件一直不断,并且呈现出不甚明了的阶段性。

新政早期的毁学事件多与仇外有一定的关系。由于新式学堂的课程设置多以西方为蓝本,这给饱受传统伦理观念影响的士绅阶层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在一些保守分子眼里这与媚外别无二致。庚子国难期间的仇外情绪并未因列强们的联合干涉而消失,相反的是在特定的环境下以另外的方式再次表现出来。他们将对列强的仇恨转嫁到新式学堂之上。1905年,四川犍为县神拳教教民四处攻击教堂和教民。当他们进入县城打算捣毁教堂时,因官方事先已经严加防范未能如愿,于是便转而“指各场所办小学堂为洋学,肆意捣毁”,并将该学堂学董和师范生等人杀害。②1906年,河南永宁县在修理小学堂校舍之时,因为摊派捐款1000余两,被乡民们指为建造教堂而进城肆闹。③各项新政事业的举办无不需要巨额资金。中央政府为了支付巨额的庚子赔款,规定各省应予分摊的数额,新政款项只好由各地的官员们自行筹划。开办新式学堂为各地举办新政的重点,因此各地的学捐名目特多。不堪重负的民众便将对苛捐的不满转嫁到学堂之上。1906年4月8日,贵州都匀府因官府举办初等小学堂收取学捐过重,苗民们苦不堪言,于是进城捣毁习艺所、大堂、二堂等处。④1907年,陕西华州因举办路捐,乡民们在各地遍发传单并于12月30日进城,“先至中学堂,将门窗器具概行焚毁,并沿路打毁厘局卡门牌”⑤。到了宣统年间,各地毁学终于演变成一场席卷全国的大风潮。其间以江苏、浙江、湖南、广东等地最为激烈。

1909年11月,四川威远县刘香廷、刘幅安父子借官府调查户口之机,召集乡民起来反抗。刘香廷自号为元帅,率众抢劫团、局、公所,拉开了宣统年间因调查户口事件而导致毁学风潮的序幕。1910年3月,江苏宜兴县各地在调查户口之时,规定向每人收取调查费20文,且因在调查之时详细记载了男女老少的姓名生庚等情况,引起了乡民们的疑虑。于是各地谣言四起,有谓调查户口系“取男女生辰为修筑铁路镇压黄河桥工之用”。再加上户口调查员多为学堂教员,于是触发了乡民们对学堂的积忿。3月8日,乡民们鸣锣聚众,将各个学堂捣毁后,又将主持学务的学董们的房屋一并捣毁。几天之内,宜兴县境内被毁的小学就达5所,几十家绅董的房屋也遭此厄运。⑥从3月到5月,江苏因调查户口而引起的民变就达十几起。8月21日,浙江长兴县在调查户口之时,巫婆神汉们散布谣言,谓“调查户口系卖与洋人作海塘打樁之用,若不从速收回,将于三十日(9月3日)解省,八月初二(9月5日)必将死尽”。再加上知县文海在调查须知中规定每调查一百户给调查员银元一元,于是乡民们对谣言更是深信不疑。在此之前乡民们本已对修建学堂征收各类苛捐杂税而深怀不满,加上谣言的耸动,于是掳去调查员,捣毁两等小学,次日又捣毁诚正小学堂和简易识字学塾。⑦9月,广东连州在调查户口时因遍钉门牌,乡民怀疑为学堂筹办人捐,聚众商议抵制的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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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15日乡民们蜂拥入城,先焚烧中学堂,后又波及高等小学堂和数家绅董房屋共计11间之多。⑧

除了因调查户口而引发毁学风潮外,各地因民不聊生激起民变而波及到学堂的事件亦为数不少。1910年全国各地发生了严重的旱灾,米价腾贵至每升80文以上,有些地方甚至高达120文。由于官府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平粜米价,激起不少地方的乡民暴动。湖南长沙的抢米风潮则为最明显的例子。湖南一向民风强悍,民众一气之下焚烧巡府衙门,继而又焚烧城内外教堂、学堂和外国人开办的商店。遭此厄运的学堂便有中路师范学堂、府中学堂、官立幼稚院、路矿学堂等。⑨1906年6月,与京师咫尺之遥的直隶易州因抽取自治经费而激起民变,乡民们进城焚毁中学堂,幸逢天降大雨,久旱无雨的乡民因忙于回家播种庄稼,才使事态没有进一步扩大。⑩

二　各地爆发毁学风潮的原因

各地毁学风潮的发生有更深层次的政治原因。新政早期的毁学事件多与仇外有所关联。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扩大,民众对西方列强的仇恨也日益深重。即便是官府依据条约对教堂和传教士和教民严加保护,各地教案仍然时有发生。除了反洋教外,民众还把仇恨转嫁到与西洋有关的事物之上。新式学堂的课程设置多仿效西方,这在保守的传统士人心里无疑形成了强大的心理压力。由于缺乏师资,各级学堂里聘请外国人充当教员的不在少数。各地派往日本习速成师范的留学生毕业后大都回到本地充当教员。在仇教余波中新式学堂便成了众矢之的。1903年,湖南常德因寺观改办学堂,民众逼令寺僧主持自尽,“目学堂为洋学堂,学生穿操衣为洋人装”○1。各地的毁学行动不光只针对学堂,教员与学生也受到冲击,到了辛亥革命前夕仍是如此。1910年12月,浙江叶县发生地痞与学生的冲突事件。狂徒们谩骂学生为“洋狗”,并冲入学堂肆意打闹,对师生大打出手,将二名教员殴致重伤。○12因仇外而导致的毁学行动表明,普通民众由于反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出于对西方基督教的反感而对与西洋有关的新生事物产生了严重的抗拒心理。

兴办新式学堂需要大量的资金,这是各地所面临的最大的难题。虽然在新政之初已将各地大小书院改为了学堂,但这根本满足不了需求。于是朝廷发布谕旨要求地方提拨庙产兴学,但这引起僧徒们的强烈不满。适值日本僧侣来华,深入内地传教,受到国内僧众的普遍欢迎。僧徒们似乎看到了与官府抗衡的希望。官方因为害怕由此引发外交纠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严禁日僧前往内地传教,并且改变了旧有的政策,转而支持各地寺僧自行捐助庙产兴办僧俗学堂。○13大多寺僧并不热心兴学,等到风声一过便将之搁置下来。实际上整个新政期间各地提拨庙产兴学的行动一直没有间断过。各地提拨庙产兴学的再度复兴使僧众们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于是首有寺庙僧道召集信徒造谣惑众,复有信徒从中支持,毁学之举在所难免(关于此间的提拨庙产兴学运动以及僧侣自办学堂与教育团体的情况将另文详述)。

因提拨庙产兴学而导致的毁学事件表明提拨庙产之非。早在新政之初,西人林乐知便从文化与宗教的角度作出评析,谓“以儒教之力,夺释道两教之权利,是以中国欲启文明,而先为暴虐无理之行”○14。然而各地官员为完成上级规定的兴学任务,只好把手伸向日益衰败的寺观以解一时的燃眉之急。

各地提拨庙产所获得的资金毕竟不多,中央财政根本拿不出钱来,只好听任地方自寻门路。地方官员为了完成兴学任务,将学捐强行摊派到百姓头上。江苏拼茶场1910年在平粜米价时每升90文中40文便是学捐。○15由于各地办捐人员参差不齐和办捐制度不完善,滥竽充数想从中大捞一把的大有人在。为官吏者“大抵均以剥民自肥为居官独具之主义,凡所设施均不出此轨范。至人民之患难疾苦则悍然置之而不顾”○16。

引发1909-1910年江浙等地毁学风潮的导火线是各地的调查户口事件。根据清廷1908年公布的《逐年筹备事宜清单》,预备立宪以9年为期,第一年(1908年)颁布《调查户口章程》,各地应在第三年(1910年)将人户总数汇报至民政部,○17为各地筹备宪政事宜做好准备。1909年1月,民政部颁布了《调查户口章程》,要求各地“自本年起调查户数,以第三年十月为报齐之期”。同时要求各地“务除从前各省保甲填写门牌奉行故事之积习,以植将来实行户籍法选举议员之始基”○18。各省调查户口日期略有不同。四川等地早在1909年便已动手,江浙等地迟至1910年才见行动。部颁章程中没有规定此次调查户口经费的来源,因此便由各地自行灵活处理。由于毫无经验,没有向民众解释此次调查的目的。调查员也多由学堂教员与乡绅充任。有些地方在调查之时还有收捐和勒派等行为,另外,户口调查中间各地谣言四起,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普通民众对西洋的恐惧与厌恶心理还长期存在。

深层的原因还在于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的不断下降。正如时人就各地调查户口引发民众暴动时所言,“外国新法不见信中国……是非民智之闭塞也,非宪政之不宜与吾国也,吾民无信任国家之观念也”。以财政而言,由于银价的不断下跌,政府便将此危机转嫁到老百姓身上。“却当加价收赏之时,官章之下逮,文告之相将,无不曰:此后不准再加,此外不准浮收。言犹在耳而前议已忘。职是之故,而吾民对于国家无论为何种之举动,则必相聚而言曰:此非国家厚爱吾民也,夫民孰不自爱其身家,身家之本何在,财而已矣。而近数年来,中央政府与地方行政又正当财政告匮之秋。两困相接不能无猜疑,猜疑之极不能无影响。影响之所至,而种种之误会所不免矣。所谓吾民无信任国家之观念者此也。”○19

盖清廷虽然在1901年发布上谕要求各地兴办各类学堂,但此一阶段主要还是以改书院为主,并未引起太大的波动。从1902年各地督抚反馈的情况来看,兴学从一开始就遇到了两个方面的难题,一是经费支绌,二是师资奇缺。由于各地办学大都有求全的趋势,因此便有矫枉过正的现象。朝廷上下均认识到兴学的重要性,但“一言及筹款,则督抚委之州县,州县委之绅士,文移往返,言语纷纭,终于无所成议”○20。学部成立以后,随着学务机构的不断完善,自1906年起便将主要精力放在扩充新式学堂的规模之上。特别是1908年公布的预备立宪以9年为期,详细规定了各地每年应完成的任务,而其中主要任务便是教育普及中的国民识字率提高的问题。对于中央政府而言,新政举措的不同步性是引发各地暴乱的主要原因。这主要表现在中央政府对新政的期望值过高,希望能够尽快将立宪体制建立起来以平息日益高涨的立宪风潮和各地风声日紧的民变和起义,而未能通盘考虑在民力有限和民智未开的情况下一旦骤然改变原有的社会秩序,必然引发新的社会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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