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运动历史回顾

戊戌变法运动历史回顾

作者：苏沛文章来源：中华文史网点击数：884 更新时间：2007年12月01日

清末戊戌维新运动，如果以1888年康有为第一次上光绪皇帝书为起点，以1898年9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为终点，前后经历十年左右时间。接踵而起的是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每一次革命的规模都比上一次壮阔，提出和解决的问题都比上一次深刻，都更加接近中国的实际，取得了更大的胜利。人们的认识在斗争中一步一步地提高了，因而事后来看以往的政治斗争运动。难免把它的缺点看得多一些，把它的成就看得少一些，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可能由于这个原因，多年来有些著作在评价戊戌维新运动的时候，往往对它在中国近代所起的积极作用估计不足。有鉴于此，笔者不顾浅学，谨抒己见，以就教于博学。

一、继承和发展了早期维新思想戊戌变法运动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就出现的早期维新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七十年代维新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冯桂芬、郑观应、马建中等人。冯桂芬的《校□庐抗议》，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马建中的《适可斋记言记行》，是其代表著作。维新派所提出的许多政治主张，在早期维新思想家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踪迹。例如，设立议院的主张，就可以在《盛世危言》中找到。维新派的说法是：“今吾国有四万万之民众，大地莫多焉，而不开国会，虽有四万万人，而不预政事，视国事如秦越，是有民众而弃之。”(《请君臣合治满汉不分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Ⅱ（以下凡引自《戊戌变法》者均简称“资”），第238页)“设议院以通下情也。……人皆来自四方，故疾苦无不上闻；政皆出于一堂，故德意无不下达。”(《上清帝第四书》资Ⅱ，第176页。)《盛世危言》中的说法则是：“故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中国户口不下四万万，果能设立议院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万万之众为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资I，第57页。)两者相比较，不仅主张一致，连申述的理由也基本相同。又如，维新派认为变法必须从兴办学校、培养人才入手。梁启超说：“今言变法必自求才始，求才必自兴学始。”(《蒙学报演义报合叙》资Ⅳ，第539页。)而《盛世危言》中说：“学校者，人才所由此；人才者，国势所由强，故泰西之强强于学，非强于人也。”(资I，第49页。)两者的观点和逻辑也是一致的。更值得注意的是，维新派在批判洋务派时，曾提出一个著名的体用不可分割、向西方学习必须兼学其体用的观点。这是两派在展开激烈的论战中一个交锋的观点。可是在早期维新思想家的著作中也已提出过了。《盛世危言》初刊自序中说：“善夫张靖达公云：‘西人之国具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国，然其驯致富强亦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

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道四达，果足恃欤？’”(资I，第41页。)这难道不是对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洋为用”观点的非常有预见性的批判吗？维新派在继承中有发展。他们同早期维新思想家相比，有以下几个重要的区别：（一）早期维新思想家虽然对洋务运动有所批判，但基本上是洋务运动的宣传者，他们的著作主要是为洋务运动提供理论根据，其中心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维新派则是洋务运动产生的对立物，在批判洋务运动的过程中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他们反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认为不仅要学西方的“用”，更重要的是要学西方的“体”；（二），早期维新思想家还没有脱离个人研究问题的范围，他们著书立说，发表个人政见，对社会影响较小，维新派则把书本上和口头上的议论变成实际的政治行动，他们直接向皇帝提出变法要求，并且发动了群众性的变法运动。他们组成了政治集团并且试图组织政党来实现他们的政治纲领，（三），早期维新思想家一般是从富国强兵的角度来谈论变法，片断地、孤立地列举变法事项，强调向西方学习“船坚炮利，制造精奇”，虽然也主张设立西方式的议会，但并未充分阐述“本”和用的关系，即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没有形成系统的、有逻辑的论述，维新派则从内忧外患的形势出发来说明变法的必要性，提出“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梁启超：《论不变法之害》，资Ⅳ，第18页。)的变法为了救亡的观点，对如何变法，如何向西方学习，提出了有逻辑的论证，强调了学西方的政体，特别是严复对西方的民权思想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和论述；（四），早期维新思想家批评当时的“弊政”，但把“弊政”看作是工作中的缺点，认为只要设法弥补缺点，国家就会富强起来。他们的著作中很少涉及民间疾苦。维新派则把“弊政”看作是社会疾病，把中国比作“麻木不仁，饮迷熟睡，刺之不知痛，药之不能入，诚扁鹊所望而□步”(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资Ⅲ，第180页。)的病人，认为光靠治标已不能解决问题，必须改弦更张，“另立堂构”。他们向皇帝陈述民生疾苦，为民请命。早期的维新思想家几乎不敢冒犯皇权，维新派则大胆地把社会的病根归结到“上体太尊”（皇权太重）。当然，早期维新思想家也有个别观点比康梁还要进步，这里就不再例举了。维新派发展了早期维新思想家的观点，把它从空谈变为实际的政治运动，这当然是一个历史的进步。维新派同早期维新主义者的区别，不仅标志着当时资产阶级对学习西方在认识上有很大发展，而且表明中国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已经接近形成。在这种思想体系指导下，维新派已经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代表参加政治活动了。二、维新派是中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顽固派虽然在同洋务派的论战中败退了，但是封建社会所固有的闭塞的社会风气并未打开，对西方极端缺乏了解的状况并未改变，反对向西方学习的习惯势力依然存在。1898年3月，康有为在保国会上发表演说时，很有感慨地谈到这种状况。他说：中国自古为大一

统国，周围都是缅甸、朝鲜等小国，从来就很自大，对外国缺乏了解。以校订四库全书闻名的纪昀就认为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和南怀仁的《坤舆图说》中所介绍的西方各国，有“如中土瑶台阆苑，大抵寄托之词”，阮元所著《畴人传》中不相信地球是圆形；道光十二年，英国以轮船二艘进犯广州，两广总督卢坤用三千师船、二万兵卒抵御，竟然打败了。道光皇帝下诏说，卢坤过去很能打仗，不料今日无用至此。卢坤虽然申明洋船极大，难以抵御，可是没有“无影镜灯片，宣宗无从见之，无能自白也。”(资Ⅳ，第407－408页。)直到戊戌变法以前，这种状况基本上没有改变。顽固派徐桐当时就认为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家根本不存在，都是英法等国捏造出来吓人的。在这种保守愚顽的社会风气下倡导学习西方、进行改革，其艰巨性是可想而知的。谭嗣同在《仁学》中把维新派所遇到的社会障碍称为“网罗”，提出要“冲决网罗”，这既说明了当时环境的艰难，又表示了维新派的苦斗精神。维新派怀着焦急的心情想打破这个网罗。他们着眼于教育人民，启迪民智，其方式则是立学会、办学校、办报纸。他们竭力宣传、论证经过教育来开发民智的重要性，提出了有逻辑的观点。这里仅举梁启超的两段话为代表：“今言变法必自求才始，言求才必自兴学始”，(资Ⅳ，第539页。)“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本于学校。”(资Ⅳ，第484页。)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启蒙主义观点。他们不遗余力地实现自己的主张。据不完全统计，在不到十年内，他们建立学会三十个以上，学校五十所以上。维新派非常重视学会的作用。康有为说：“不知各国有所谓政党，但知欲改良国政，不可无此种团体耳。”(资Ⅳ，第254页。)梁启超则说：“欲用绅士必先教绅士，教之维何？唯一归之于学会而已”，“欲兴绅权，宜以学会为之起点。”(《上陈宝箴治湖南应办之事》，资Ⅱ，第555、553页。)他甚至说，立学会“实中国剥极而复一大键也。”(资Ⅳ，第377页。)学会的主要活动内容是学习西方文化技术，既是政治性团体，又是学习团体，即使参加强学会，也要学习一种专门学问，“一技一艺，皆听人自认。”(《上海强学会章程》，资Ⅳ，第392页。)维新派立会的目的不仅在于建立组织来实现他们的政治主张，还在于利用此种组织来教育人们学习西方文化技术和了解他们的政治主张；不仅要组织士绅中政治观点相同的人，而且要对士绅进行普遍的西学教育。他们认为，学校不能代替学会的作用：“试问以区区之生徒，供天下十八行省变法之用，足乎否乎？”(资Ⅳ，第374页。)也就是说，学校不能满足变法所需要的人才，要靠学会来补充。因此，学会也就是培养变法人才的场所。学会和学校一样，都是学习西学的启蒙学堂。维新派大概是中国近代最先认识报纸的社会作用的政治家，同时大概也是中国最先创办近代报纸的人。严复为《国闻报》所写缘起中说：“阅兹报者，观于一国之事则可以通上下之情，观于外国之事则可以通中外之情。上下情通，而后其人不自私其利，中外之情通，而后国不自私其治。人不自私其利，则积一人之智力以为一群之智力，而吾之群强：国不自私其治，则取各国之政教以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