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电视深度报道教案、讲稿

潍坊学院教案讲稿ATy —*第三章广播电视深度报道的主题第二节广播电视深度报道主题提炼思路——深度从何而来广播电视深度报道的主题提炼最核心的要求就是要有“深度”，那么深度从何而来呢怎样培养自己认识事物的深度呢《南方周末》的广告语是：深入成就深度。

为了获得有“深度”的主题，首先要“深入”的就是事实，只有通过纵横对比发现事物本质特点，将其放置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大坐标中，才能正确判断单一新闻事实代表着什么方向、蕴含着什么意义，进而决定主题提炼的深入程度；其次，要从表相层面“深入”到新闻事实的真相层面，从动机入手分析，才能获得有深度的主题；第三，要“深入”到事理层面，深度来源于观念的正确把握，记者要具有超出一般社会认知水平的“深入”认识事物能力；第四，要“深入”到事实的未来中，以前瞻性思维预见可能的问题；第五，要掌握更“深入”的认识事物的方法——复杂性思维范式。

一、深度来源于对新闻事实的正确认识，在社会坐标中寻找事实的意义主题蕴含在事实之中，如果记者能够准确把握新闻事实的本质特点和深层原因，其提炼的主题必然是具有深度的。

一个事物的本质就是通过纵向和横向对比之后，得出的事物独具的个性特点。

然后再将这个“个性”特点，放置在当代中国转型社会的大坐标中，判断其典型意义和深层原因。

很多深度报道主题不具备“深度”，恰恰是对事实的本质和原因认识不准确。

如2002 年某台曾做过一篇报道《东北人的新“突围”》，大致内容是：近年来，在东北出现了一批又一批新一轮“闯关东”的外地人，眼看着这些“新闯关东者”把他们在东北赚的钱一笔一笔地寄回老家，面对外来人在东北越干越红火，东北人反思：现在的东北人中不少都是当年从山东等地闯关东来的后裔，为什么没有了这股“闯”劲儿是什么束缚了东北人的手脚南方的干部和企业家说：“并不是说老工业基地发展就一定会差一些。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事在人为。

关键在干部，干部的关键在思想观念，要寻找出一条符合自己实际情况的发展的思路”；“关键是要解放思想，不能够小富即安，要不断否定自我来加快发展。

”应该说，这些南方人的评价是客观而切中要害的。

如果记者能够在此基础上分析东北地区应该“如何不断自我否定”，加快发展，就会使报道切中要害。

遗憾的是，接下来记者写道：“山重水复何以突围‘该出手时就出手'，东北人再也不能坐失机遇了。

新世纪开始，东北人主动查找主观上存在的差距，开始了一场新的突围。

东北三省党政领导纷纷组团‘南下考察学习取经'；东北农民纷纷走出‘黑土地'外出打工，老工业基地的产业工人告别熟悉的城市到‘异地再就业’；民营企业家甚至走出国门到国外闯天下……” 最后，在报道的结尾，记者写道：“昔日‘闯关东'的东北人曾经书写过悲壮的创业史，现如今，东北人‘风风火火闯天下'已成潮流之势。

亿万东北人正在走出观念的围城，用一种新的‘突围'方式书写东北，新的创业史'。

”显然这篇报道中，记者对新闻事实的提炼过于表面化了。

似乎只要东北人走出东北，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其实正像南方企业家所说，东北要尽快找出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路，才是问题的核心。

东北人确实应该改变观念，但要改变的绝不仅仅是故土难离这么简单。

其实只要想想南方人能够闯关东，恰恰说明东北市场有很多空白点。

如果真正的问题没有解决，离开家乡盲目地向外闯，恐怕结果会更令人失望。

如果这是20 年前的报道，那确实可以说，这个主题在时代坐标中，具有典型性。

但作为2002 年报道的主题，这个结论过于简单、陈旧了。

分析问题怎样才能抓住要点，是深度报道主题提炼的难点。

近年来很多报道题材都是关于虚报政绩的。

对于部分官员的这种行为，多数报道只是从职业道德角度抨击，并不能触及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

2001 年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一等奖作品、陕西电视台的《披头镇的“橡皮”数字》中，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沛英一针见血地指出“橡皮”数字产生的原因：“一个是咱们现在的干部考核体制，咱们考核干部，就是要考虑他的政绩，而政绩是通过数字显示出来的，这样就促使一些基层干部，在数字上，在一些方面就喜欢搞大一些；而另一些，比如计划生育的数字他就喜欢搞小一些。

再一个就是干部任期问题，干部现在的任期只有三年时间，这三年时间很短，而干部仅仅考虑三年中的一些事情，一些发展问题。

三年中间，我们要搞几个事情，我要显示什么样的成绩，如果这三年中间搞不出某种成绩，或者达不到某种增长速度，直接和他的前途、提升有关。

这样就促使某些基层干部搞一些短期行为。

”在此基础上，记者在结尾部分说：“橡皮数字，想大就大，想小就小。

披头镇之所以能这样做、敢这样做，至少是其不担心因此受到惩罚甚至不能得到好处。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们的干部评价系统还有漏洞，使一些人有空子可钻。

因此，如何完善干部评价体系，使那些乐于弄虚作假者不敢那样做，不想那样做，就成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一个关键。

”为什么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现象屡禁不止，根本原因是干部评价系统只关注报表上的数字，只关心经济指标增长率。

如果评价系统不改变，这种现象也还是会不断重演。

这个例子提醒我们，分析新闻事实时，不仅要看事实的个性特点，还要从当代转型社会的问题和矛盾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思路，分析问题时关注机制、制度层面对新闻事实的直接影响，才能使报道具有深度。

二、深度来源于对报道对象行为动机的追问，寻求现象间的联系，从中可以发现问题的“真相”动机是直接推动个体活动以达到一定目的的内部动力，是引起人们的活动的直接原因，是一种内部刺激。

个人的一切活动都是由一定的动机所引起，并指向一定的目的。

新闻事实产生的原因，除了社会大环境的影响，还有行为主体的个人动机。

每当记者对报道中的行为主体的动机，对报道中利益关系多问一个为什么，报道就获得了更接近“真相”的机会。

反之，就难免会留下遗憾。

如第二章介绍过的《铲苗种烟，违法伤农》中，我们看到乡镇干部对不种烟的农民甚至殴打、体罚。

他们的这种行为确实令人气愤。

但记者在报道中不应满足于对他们粗暴违法行为的揭露，还应该再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乡镇干部这么执着于推行种烟，甚至不惜动用武力。

仅仅是为了地方财政收入吗这背后有没有什么利益纠葛恐怕是有的，或者至少是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试着调查的。

由于记者没有进一步追问有关乡镇干部的动机，报道结尾只能是：“在农村实行的是土地承包制，承包期间，地里到底该种些什么，卖什么，怎么去卖，决定权在农民自己手里。

如果官阳区的有关领导真想帮农民尽快致富的话，应该做的是，尽量多地给农民们提供市场导向的意见，普及相应的农业科学知识，让农民自己去作出选择，而不应该采取强制的手段，逼着农民非得去种烤烟。

这样种出来的烤烟如果卖得好还可以，如果卖亏了钱，你到底赔不赔钱给农民呢据了解，在我们的记者采访以后，巫山县领导已经作出了决定，要迅速查此事，对体罚殴打群众的镇干部进行查处，同时给有关的镇领导作出了相应的党纪和政纪处分。

”这个结尾有些不痛不痒，给观众的感觉是官阳区的领导是好心办了坏事，虽然态度蛮横，但出发点是好的。

记者在采访报道中要做有心人，要将看到的种种现象结合起来，寻求其中的联系，探求事物之间的关系和内在规律。

恩格斯说：“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

”恩格斯的话深刻地阐明了事物是普遍联系的道理。

记者所发现的这种联系或规律性越是深刻，越是普遍，报道就会越新颖独特，其中利益动机和行为之间是最值得关注。

三、深度来自源于对事理的认知，对观念的正确把握观念是指人们对事物的看法和认识。

作为社会思维结构要素的观念主要指社会意识。

观念和意识都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和认识。

观念不仅包括事实观念，还包括价值观念、审美观念。

而事实观念是指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和反映，既包括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正确认识即知识，又包括错误认识。

价值观念是客观价值关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对人们的思维影响极大。

价值观念反映着客观事物的意义和效用，规定着人们对好坏、善恶、有用无用等问题的理解。

审美观念是指人们对事物美的属性、审美活动、审美情趣和审美价值的认识和反映。

观念对社会实践起着指导作用和制约作用。

人们在思考问题、判断是非时，总要以某种观念作为指导原则。

例如，现代经济中要的效益观念、市场观念、全局观念等等。

一般来说，正确、先进的观念会使思维结果或结论也必然正确、先进，反之亦然。

个人观念和社会观念都会受到时代发展的制约，同时也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

通常说的观念更新就是指要适应社会发展要求，顺乎时代潮流，对旧的观念体系进行自我更新，实现观念体系的变革。

在深度报道中对主题提炼的深度，也会受到社会观念的影响。

这就要求记者对时代精神不但要有所把握，而且要有一定的超前认识，才能言人所不能言。

深度报道的深度正是体现在对问题能够提供独一无二的解释。

正如有专家指出的“一个国家居主流地位的新闻媒介，与一般媒介之间，在功能上有重大区别。

主流媒介在判断新闻价值时，应当明确地有一个参照系，机敏地感到社会是否在某一个方面已经失衡；社会某一部分人群是否受到了不应有的忽视、利益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害，等等。

主流媒介的社会责任，就在于用强化某方面报道来提出警告，成为社会’纠偏’的领头羊。

非如此，就会导致信息紊乱，为人们的自我定位提供错误的坐标，其长期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

要成为“纠偏”的领头羊，就必须比他人多几分清醒，能更好地把握正确观念。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很多认识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如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经济决定论、技术乐观主义、效益优先论等等。

尤其是在技术进步过程中，我们在享受现代文明的同时，也付出了很多代价。

马克思曾说过，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

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

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特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

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

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

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

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

人类社会也是近年来才渐渐认识到这一点，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强调“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这意味着：中国将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向经济和社会协调同步。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成福说，在国务院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国务院有关领导提到，对于政府来讲，经济发展只是政府工作的一个方面，政府作为承担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机构，更重要的是公共服务的水平不断提高、看政府多大程度上提供了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