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

评分：_________

SHANGHAI UNIVERSITY

课程论文

COURSE PAPER

论文题目

学院社区学院

专业人文大类

学号 ********

学生姓名黄中治

课程明末清初的人物与思想

打印日期 2014.03.02

浅谈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

摘要：从中外文化交流史看，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大规模整合从古至今有四次：第一次是汉唐时期佛教文化的传入，第二次是明清时期西方耶酥会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文化，第三次是“五四”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及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西方文化的引进，第四次是改革开放以来进行的西方科学和文化规模不断扩大的输出，进入了中西文化整合的新阶段。明末清初中西文化的交流，既不同于古代的中西文化交流，也异于近代的中西文化交流。明末清初的文化交流，史学界称为西学东渐。本文着重探讨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内容、特点和影响。

关键词：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传教士中西文化交流

明末清初，我国和欧洲的文化交往出现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一次高潮。在这次交流中传教士利玛窦等充当了桥梁和纽带。一方面为了传教的需要他们将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传入中国，使中国知识界对“西学”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他们叉通过传递书信和翻译中国典籍等方式把中国悠久灿烂的文化介绍给欧洲，使欧洲出现了“中国热”。东西方文化的接触和交流对于各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都起着不小的作用。但总的来说，在明末清初时期，中西文化的交流还是以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传入中国为主。故史学界有把这次的中西文化交流称为“西学东渐”之说。

西学东渐是指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其虽然亦可以泛指自上古以来一直到当代的各种西方事物传入中国，但通常而言是指在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民初两个时期之中，欧洲及美国等地学术思想的传入。

一、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和内容

明末清初,中西之间以传教士入华为媒介,展开了大规模的跨文化交流。面对渊远的中国文化，利玛窦等传教士积极采取了融入中国主流文化的适应政策，并以西学为契机不断推进外来文化的本土化。面对充满异质气息的西学，明末的徐光启、李之藻、清初的梅文鼎、王锡阐等学者采取了积极、包容的态度，在中西“会通”基础上对西学进行了解。

（一）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

1.西方传教士利玛窦为主的传播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意大利人，是最早的来华的耶稣会士之一，1582年8月, 30岁的他受耶稣会指派，自澳门进入中国。从此再未离开,并最终长眠于此的国度。初到中国的利玛窦便发现,在中国人眼里,他们不过是“深目长鼻,发眉须皆赤,足长尺二寸,颀伟倍常”的怪人,让人毫无好感。为使中国人改变敌视的情绪,利玛窦力图在语言、服饰、社会交往等方面仿效中国传统习俗,并深入研究中国文化青年时期在教会受到了良好的神学和科学教育。为了让中国人接受天主教，经过一番曲折摸索，利玛窦努力使自己融入中国社会。他学习汉语，结交了许多名公巨卿,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冯应京、李贽、瞿太素、李心斋等，求到了官方支持。通过不懈辛苦努力，他成功地进入了中国官僚阶层。

他的传教方式是学术传教，即先展示西方科学仪器，宣传西学吸引中国的儒士，以广博的知识和全新的见解扩大他们的视野，从而取得上层知识分子的好感和尊敬，然后进行教义的传播。利玛窦编绘以中国居世界中央的“万国舆图”，让朝廷的士大夫自尊心满足的同时，又使他们第一次认识了世界的五大洲，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

一是介绍西方天文学。利玛窦先后著有《圜容较义》、《天主实义》、《乾坤体义》等书籍，首次向中国传入了西方宇宙体系。在明末历争过程中，传教士们正是使用精密的“西法”以八比零的结果对“中法”大获全胜，从而使中国天文学家的折服。

二是介绍西方数学理论。利玛窦在西方数学理论的东传中，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没有几何学，利玛窦与中国学者徐光启共同合作，将西方公理化体系的典范——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翻译成中文。对于此书，梁启超曾称赞其“字字精金美玉，是千古不朽的著作”[2]。《几何原本》的翻译对中国数学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该书成为清代数学的基本教材。可惜因故仅翻译了前六卷，直到清代末期，才有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同李善兰续译后九卷补上这个缺憾。

三是介绍西方物理学、医学知识。利玛窦还与李之藻合译了《同文算指》、《欧罗巴西镜录》等书，把西方算术知识介绍进来。《同文算指》中还有西方物理学知识，使中国人对杠杆原理、阿基米德定律等知识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层面。利玛窦还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的医学知识，其《西国记法》最早传入了西洋神经学，让中国人了解到脑对记忆的作用以及人体的构造等，这些都对中国的医学产生积极影响。为此，学术界称他是沟通中西的第一人。

2.明末士人对西学的“会通”

面对着充满异质文化气息的西方科学，明末的士大夫对西学的理解和反应远非止于“好异”或“猎奇”的层面，相当一部分士大夫根据他们各自的文化修养，人生体验和价值取向对西学的宗教和科学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和思考。在文化交流过程中，从接受方的角度对外来思想作翻译、诠释、再创造的工作,可谓各抒己见、各异其态。在明末的西学传播中，士大夫群里贡献最大且影响最显著者当推以徐光启、李之藻为代表的“会通派”。他们对引进和吸纳西学，尤其是西方的科学技术表现出巨大的兴趣。面对西方科学文化的挑战,徐光启响亮地提出了“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必翻译”[1]的口号“欲求超胜，必先会通”的呼声也凸显出作为早期启蒙学者的远见卓识。

徐光启，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国”。这位儒家文化坚定的维护者同时又是中国天主教的“基石”和传播西方科学的先驱。他复杂的身份下恰恰透视着中国的饱学之士在西学冲击下的游离与坚持。面对明末沉重的历史现实，徐光启试图通过“会通”中西哲学、宗教、科学，以期达到富国强兵，所谓“镕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实现“可以远迈百王,垂贻永世”的宏愿。他“会通”中西的第一步是从翻译开始的。入教伊始,他便与利玛窦合译了《几何原本》，最先揭开了欧洲数学传入中国的序幕。1623年，徐光启上疏的《辩学书稿》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在中西文化比较的基础上较系统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文献。该书中最重要的思想是徐光启对天主教作为一种道德和政治教化理论的理解，以及赋予这种理论的意义。李之藻，作为“会通”派另一位代表人物，在传播西学方面也是功不可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