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

评分：_________SHANGHAI UNIVERSITY课程论文COURSE PAPER论文题目学院社区学院专业人文大类学号 ********学生姓名黄中治课程明末清初的人物与思想打印日期 2014.03.02浅谈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摘要：从中外文化交流史看，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大规模整合从古至今有四次：第一次是汉唐时期佛教文化的传入，第二次是明清时期西方耶酥会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文化，第三次是“五四”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及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西方文化的引进，第四次是改革开放以来进行的西方科学和文化规模不断扩大的输出，进入了中西文化整合的新阶段。

明末清初中西文化的交流，既不同于古代的中西文化交流，也异于近代的中西文化交流。

明末清初的文化交流，史学界称为西学东渐。

本文着重探讨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内容、特点和影响。

关键词：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传教士中西文化交流明末清初，我国和欧洲的文化交往出现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一次高潮。

在这次交流中传教士利玛窦等充当了桥梁和纽带。

一方面为了传教的需要他们将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传入中国，使中国知识界对“西学”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

另一方面他们叉通过传递书信和翻译中国典籍等方式把中国悠久灿烂的文化介绍给欧洲，使欧洲出现了“中国热”。

东西方文化的接触和交流对于各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都起着不小的作用。

但总的来说，在明末清初时期，中西文化的交流还是以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传入中国为主。

故史学界有把这次的中西文化交流称为“西学东渐”之说。

西学东渐是指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其虽然亦可以泛指自上古以来一直到当代的各种西方事物传入中国，但通常而言是指在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民初两个时期之中，欧洲及美国等地学术思想的传入。

一、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和内容明末清初,中西之间以传教士入华为媒介,展开了大规模的跨文化交流。

面对渊远的中国文化，利玛窦等传教士积极采取了融入中国主流文化的适应政策，并以西学为契机不断推进外来文化的本土化。

面对充满异质气息的西学，明末的徐光启、李之藻、清初的梅文鼎、王锡阐等学者采取了积极、包容的态度，在中西“会通”基础上对西学进行了解。

（一）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1.西方传教士利玛窦为主的传播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意大利人，是最早的来华的耶稣会士之一，1582年8月, 30岁的他受耶稣会指派，自澳门进入中国。

从此再未离开,并最终长眠于此的国度。

初到中国的利玛窦便发现,在中国人眼里,他们不过是“深目长鼻,发眉须皆赤,足长尺二寸,颀伟倍常”的怪人,让人毫无好感。

为使中国人改变敌视的情绪,利玛窦力图在语言、服饰、社会交往等方面仿效中国传统习俗,并深入研究中国文化青年时期在教会受到了良好的神学和科学教育。

为了让中国人接受天主教，经过一番曲折摸索，利玛窦努力使自己融入中国社会。

他学习汉语，结交了许多名公巨卿,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冯应京、李贽、瞿太素、李心斋等，求到了官方支持。

通过不懈辛苦努力，他成功地进入了中国官僚阶层。

他的传教方式是学术传教，即先展示西方科学仪器，宣传西学吸引中国的儒士，以广博的知识和全新的见解扩大他们的视野，从而取得上层知识分子的好感和尊敬，然后进行教义的传播。

利玛窦编绘以中国居世界中央的“万国舆图”，让朝廷的士大夫自尊心满足的同时，又使他们第一次认识了世界的五大洲，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

一是介绍西方天文学。

利玛窦先后著有《圜容较义》、《天主实义》、《乾坤体义》等书籍，首次向中国传入了西方宇宙体系。

在明末历争过程中，传教士们正是使用精密的“西法”以八比零的结果对“中法”大获全胜，从而使中国天文学家的折服。

二是介绍西方数学理论。

利玛窦在西方数学理论的东传中，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古代没有几何学，利玛窦与中国学者徐光启共同合作，将西方公理化体系的典范——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翻译成中文。

对于此书，梁启超曾称赞其“字字精金美玉，是千古不朽的著作”[2]。

《几何原本》的翻译对中国数学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该书成为清代数学的基本教材。

可惜因故仅翻译了前六卷，直到清代末期，才有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同李善兰续译后九卷补上这个缺憾。

三是介绍西方物理学、医学知识。

利玛窦还与李之藻合译了《同文算指》、《欧罗巴西镜录》等书，把西方算术知识介绍进来。

《同文算指》中还有西方物理学知识，使中国人对杠杆原理、阿基米德定律等知识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层面。

利玛窦还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的医学知识，其《西国记法》最早传入了西洋神经学，让中国人了解到脑对记忆的作用以及人体的构造等，这些都对中国的医学产生积极影响。

为此，学术界称他是沟通中西的第一人。

2.明末士人对西学的“会通”面对着充满异质文化气息的西方科学，明末的士大夫对西学的理解和反应远非止于“好异”或“猎奇”的层面，相当一部分士大夫根据他们各自的文化修养，人生体验和价值取向对西学的宗教和科学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和思考。

在文化交流过程中，从接受方的角度对外来思想作翻译、诠释、再创造的工作,可谓各抒己见、各异其态。

在明末的西学传播中，士大夫群里贡献最大且影响最显著者当推以徐光启、李之藻为代表的“会通派”。

他们对引进和吸纳西学，尤其是西方的科学技术表现出巨大的兴趣。

面对西方科学文化的挑战,徐光启响亮地提出了“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必翻译”[1]的口号“欲求超胜，必先会通”的呼声也凸显出作为早期启蒙学者的远见卓识。

徐光启，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国”。

这位儒家文化坚定的维护者同时又是中国天主教的“基石”和传播西方科学的先驱。

他复杂的身份下恰恰透视着中国的饱学之士在西学冲击下的游离与坚持。

面对明末沉重的历史现实，徐光启试图通过“会通”中西哲学、宗教、科学，以期达到富国强兵，所谓“镕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实现“可以远迈百王,垂贻永世”的宏愿。

他“会通”中西的第一步是从翻译开始的。

入教伊始,他便与利玛窦合译了《几何原本》，最先揭开了欧洲数学传入中国的序幕。

1623年，徐光启上疏的《辩学书稿》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在中西文化比较的基础上较系统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文献。

该书中最重要的思想是徐光启对天主教作为一种道德和政治教化理论的理解，以及赋予这种理论的意义。

李之藻，作为“会通”派另一位代表人物，在传播西学方面也是功不可没的。

3.清初对会通思想的继承清初，入华的传教士采取“学术传教”的策略，企图通过西学的自然真理迈向宗教神学的“启示真理”。

然而，令他们大违初衷的是，中国士人对西方科学的兴趣远远超过天主教神学。

在清初，顺治、康熙年间，以薛凤祚、王锡阐、梅文鼎为代表的科学家，继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之后，掀起了一个比较和“会通”中西科学的新潮，成为当时中国学术界回应西学东渐的主流。

（二）中国传统文化传到西方明末清初，在西方科学文化传入中国的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亦通过传教士传到西方。

这种双向交流是这时期中西文化关系的又一特色。

古代和中世纪，中国与欧洲直接交往不多，因此，欧洲对中国的了解甚少。

在他们绘制的地图上甚至把契丹和中国分开，把它画在中国以北。

他们并不知道契丹原是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曾建立辽王朝，他们所说的契丹和中国实际上是同一个国家。

入华传教士使欧洲全面认识和了解中国。

1615 年由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撰写，比利时耶稣会士金尼阁增修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一书出版。

在这本书中，利玛窦通过叙述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历程，全面介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政治法律制度、风土人情。

由于书中内容多为作者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可信程度很高，引起了欧洲人对中国的极大兴趣。

该书出版后，很快被译成多种文字，影响很大。

对中国历史地理状况的研究，是传教士着力进行的重要方面。

早在1585 年，西班牙传教士门多萨就根据两位到过中国的西班牙传教士的见闻，出版了《大中华帝国史》一书。

这是历史上最早一部向欧洲介绍中国史地状况的著作。

1642 年，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在马德里出版了《中华帝国史》一书，对中国历史作了较全面的阐述。

1655 年，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的《中国新图》在荷兰出版。

凡此等等。

中国传统文化传到欧洲，不仅增进了欧洲民众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而且中国儒家思想对欧洲18世纪启蒙思潮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同时，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工艺品，以及文学、艺术对欧洲的影响也不小，形成一股“中国热”。

二、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特点（一）西方传教士主导利玛窦渊博的学识获得了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尊敬和信任，还得到明朝万历皇帝的赏识，传教事业也获得了极大成功。

明万历年间，随着耶稣会传教士的到来，对中国的学术思想有所触动。

此时的西方科学技术开始迅速发展，而中国这时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非常缓慢，大大落后于同时期的欧洲。

传教士在传播基督教的教义同时，也大量传入大量科学技术。

当时中国一些士大夫及皇帝接受了科学技术上知识，但是在思想上基本没有受到影响。

这一阶段的西学东渐，由于雍正的禁教，加上罗马教廷对来华传教政策的改变而中断，但较小规模的西学传入并未完全中止。

此时的西学传入，主要以传教士和一些中国人对西方科学著作的翻译为主。

1605年利玛窦辑着《乾坤体义》，被《四库全书》编纂者称为“学传入中国之始”。

当时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在天文学、数学和地图学方面，由于只在少数的士大夫阶层中流传，而且大部分深藏皇宫，没有能够很好的普及。

（二）中西文化交流平等进行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是在平等的条件下进行的。

传教士入华传教确实是有西方殖民主义扩张侵略的背景，其活动经费也确实是由其国政府和商人提供，但其主要是由罗马教皇派遣，执行其扩大天主教在远东势力的使命。

面对一个地域辽阔、主权独立，又拥有并不算弱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东方大国，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不敢恣意妄为，而惟有遵守中国的法律和礼仪,才能安身立足。

同时,也正因为明清之际，西方国家不具有征服中国的实力，因而他们无法像在亚洲、非洲、美洲一些地区和国家那样强行推销其本国文化。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并不主动接受西方文化。

耶稣会士进入中国之后，深感要在这个有浓厚文化底蕴的东方大国传播西方文化的精髓——天主教，必须首先适应中国文化，要在中西文化不致引起严重对立和冲突的条件下，方能使天主教教义为中国民众所接受。

因而传教士所进行的宗教传播和文化传播，是一种平等的文化交流，和文化侵略不能相提并论。

三、中西文化交流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明末清初传教士们带来的西学东渐对中国知识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在中国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和当时独特的社会环境下，这一丝光亮还不足以唤醒沉睡着的中世纪中国。

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学才伴随着大炮以更迅速、更激烈的方式进入中国，两种文化再次开始了碰撞，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世界意识的萌芽起到了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