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的“义”

浅析《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的“义”谢美20080340705（云南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学）“义”，在我国古代向来被视为英雄人物的美德之一，它常和“忠”、“仁”等传统美德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臧否人物、评价是非的道德标准。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两部小说尽管题材各异，但在形式和内容等方面却有着相同与相近之处，如章回体的结构，大致相同的成书过程等。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这两部小说都歌颂了“义”，使“义”成了它们共有的思想内容之一，在社会当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本文对《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所歌颂的“义”的作用、“义”和“忠”的关系、“义”的局限性等方面进行简单的分析，以期进一步正确、深入地理解《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文化精髓。

1 “义”的作用《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两部小说皆以描写战争为主体，以集体行为为特征，“义”在集团、政团之间所发挥的作用有许多共同点。

《三国演义》中的刘蜀集团，最初由刘、关、张桃园结义起家，此后虽未曾在本集团中再施行具体的结义行为，但“义”笼罩着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整个刘蜀集团。

征讨黄巾军时，刘备28岁，为“贩展织席为业”的无名人氏，后结义关张，因灭黄巾有功而任安喜县尉，从此开始其政治生涯。

此后几十年里，他辗转南北，四处奔走，赤壁大战后，占荆州，取益州，夺汉中，三分天下，建安24年进位汉中王，建安26年拥戴为蜀王。

刘备从赤手空拳到成就三分天下的事业，其靠的是什么？简单的说，主要是因为“义”。

以义揽才，以义待才，是刘备集团得以发展壮大的重要前提。

刘备与关张素不相识，但因三人皆“专好结交天下豪杰”，义气相投，结成了“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兄弟。

之后刘备辗转南北，虽无立足之地，但却“北海救孔融”、“三让徐州”、“携民渡江”、“不夺刘表”等，仁德有加，义名远播，致使天下人才渐渐向他汇聚，赵云、徐庶、诸葛亮、庞士元、张松、法正、魏延、黄忠、严颜、马超等许多为蜀汉政权立下汗马功劳的重要人物，他们最终走向刘备集团，无不因为一“义”字。

刘备的政治理想是“上报国家，下安黎庶”。

如果说“上报国家”体现其忠义，那么“下安黎庶”则体现其“民本”思想。

刘备深深懂得这一道理，“天下非一人之天，乃天下人之天下”，“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故其处处以此为行动的指南，大获民心，为刘备集团成就三分天下的事业奠定了人民基础。

作为政治家的刘备深谙“义”这一伦理道德的重要性，其事业前期一直打着“伸大义于天下”的旗号，处处宣扬“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政治理想，广揽人才，大获民心，并以此为武器攻城略地，从人才、政治、军事等多方面为本集团发展壮大准备了有利的条件。

这一时期，义的“大义”性质充分发挥，居于主导地位。

《水浒传》中的宋江原是郓城小吏，之所以受到天下英雄的敬仰，其主要原因不在疏财，而是他以义揽才，以义待才，尊重不同的人才，从而打动了天下英雄。

宋江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只要有人来投奔他，不管地位高低，无有不纳。

宋江之遇武松、李逵就是明证。

宋江上梁山后，仍很重视人才工作，一是注意将散居各处的英雄好汉收入梁山大寨，二是注意将朝廷将才降服为梁山所用。

在三打祝家庄、破高唐州、打青州、闹西岳过程中，宋江都注重将各路好汉悉数招罗到自己帐下。

在组织的自卫战争中，他也很注意人才工作。

只要朝廷将帅有一技之长，他都要降服为己所用，前收呼延灼、韩滔、彭玘、凌振，后收关胜、宣赞、郝思文等等。

由于宋江的爱才，朝廷的征剿坏事变成了为山寨输送人才的好事。

不仅仅是宋江尊重人才，其他英雄也是“英雄惜英雄，好汉惜好汉”。

张青夫妇在孟州道开了一个酒店，死于他们店中的人难以计数。

但张青不坏三种人：云游僧道、流配犯人、江湖行院妓女。

“不坏”前两种人的原因就是“中间多有好汉在里头”。

第四十四回，邓飞、孟康在饮马川占山为王，将被陷害刺配沙门岛的裴宣救下，因裴宣“为人忠直聪明，分毫不肯苟且……智勇足备”，所以邓飞兄弟让裴宣做了一寨之主。

这里既有朦胧的阶级意识的萌芽，又含有对人才的爱惜之情，完全符合“义”的要求。

“义”因此具有举贤荐能、团结人心的重要作用。

在《水浒传》中，“义”是与辅国安民联系在一起的，“忠义”以“辅国安民”为基础。

作者明确提示梁山好汉的造反行动因于权奸乱国。

《水浒传》着力描写的正是梁山好汉反权奸反贪官污吏的斗争。

诸如鲁智深大闹野猪林、林冲雪夜上梁山、智取生辰纲、江州劫法场、破高唐州、打青州等重大行动，其攻击的大都是高俅等奸臣以及为他们所纵容的贪官污吏和豪强恶霸。

梁山好汉们的所有行为集中于一点，那就是不能容忍黑暗现实，为正义而战。

梁山大军在“义“的大旗下，迅速壮大，攻城打县，所向披靡。

宋江大义凛然，放弃小我，服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

在经历了宋江招安路线的严重挫伤之后，梁山队伍没有出现内部分裂，仍然是一个坚强团结的集体。

征田虎、打王庆、剿方腊，战绩赫赫，英雄好汉纷纷效命沙场，在一步步走向悲剧结局的过程中，始终没有哪位好汉分离出来，另拉义旗。

在书中，宋江用过人的“义”作纽带，维系另外107个好汉的团结实现的。

梁山的誓词中就明确地写道：“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替天行道，保境安民。

”2 “义”与“忠”的关系两部小说均以“义”为道德内核，以忠、仁为政治瞻首,求得目标的一致性，并左右着集团的发展道路、斗争理想和政治归宿。

刘备行仁政，标义举，仁治天下，义统三军，以仁义达到了政治与军事的完美结合，从而在统一天下的道路上，于争霸军阀中脱颖而出，其手下人物，诸葛亮集忠、智、仁、义为一身，其人格力量又远超乎义；关羽则“义不负心，忠不顾死”；张飞、赵云等无不都是义勇、忠勇的典范。

刘备的三让徐州，礼让荆州；关羽的千里走单骑，单刀赴会；赵云的单骑救主等都体现着仁义忠烈的风范。

特别是当“仁心”与“雄心”冲突的时候，都能做到“舍生取义”。

《水浒传》拔“草寇”于山野荒泽,使他们由强盗成为仁义的英雄。

但自晁盖的聚义厅被宋江改为忠义堂后，就希望以“忠”、“义”的结合来调和皇帝与义军之间的矛盾，以达到政治目的与军事行动的一致。

但两本名著的故事结局是刘、关、张等人殉于义，一百单八将多数也死于义，都成了义的牺牲品，但其意义显然是不同的。

《三国演义》中的“义”凌驾于一切之上：义在仁上，仁在忠上。

关、张、诸葛等人对刘备的忠，是基于刘备乃是一仁君，但这一切又都屈从于义。

小说中所表现的是一个封建秩序处在一片混乱、封建道德面临严重挑战，尤其是武力与权势被推崇到极致的战乱年代，作者瞄准了千古之“义”，而把它作为人生行为的准则和道德政治追求，把义抬高至金钱、权势、地位之上，必然把义理想化、崇高化、神圣化。

关羽被害后，刘备、张飞的表现，关羽为报曹恩，在华容道义释曹。

这些行为，从军事、政治上讲是不可思议的，也是不能容忍的，这种超越一切的义，显然也背离了当年桃园盟誓时“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初衷，这也说明刘蜀集团在以仁义谋求政治与军事最佳结合上没能善始善终，从而为诸葛亮、姜维留下遗恨。

《水浒传》中忠在一切之上，忠在孝上，孝在义上，把“义”放在了一个较为理智的层次上。

公孙胜两次离开起义队伍，是为了养母尽孝，修道正果；李逵下山接母，碰到李鬼冒名剪径，却被李鬼“家中因有九十岁的老母，无人养赡” 轻易瞒过，肚里寻思道：“我特地归家来取娘，却倒杀了一个养娘的人，天地也不容我。

”至孝使其不辨真假，赤子之心可鉴；武松为兄报仇，怒杀潘金莲、西门庆，表现出他的大悌；宋江在大闹清风寨后，号召各路好汉归梁山，自己却于途中得父诈死家书，撇下众兄弟，独自回家，却束手被擒，这些都是孝重于义的例证。

宋江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则是忠大于义的集中体现，他在每一次招降纳叛之时总要说:“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概因官吏污滥，威逼得紧，误犯大罪，因此权借水泊权且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

”在他的思想行为中，“忠”不仅重于义，而且为了对朝廷忠，而对义军兄弟不义，并最终断送了义。

宋江接受招安后，便充当了统治者的鹰犬，带领义军去攻打别的“强盗”，报效朝廷。

“忠”是产生宋江投降路线的基础，左右着梁山义军的政治前途与归宿，其最终结局必然是以牺牲“ 义”为代价。

这时，“义”的实际内容已被”忠”吞没了，只剩了一个联合的驱壳，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也便以悲剧而告终。

3 “义”的局限性《三国演义》结局是刘、关、张等人殉于义，而《水浒传》中一百单八将多数也死于义，都成了义的牺牲品，这就体现出了“义”的局限性。

当然，如果不加分析地全盘肯定《三国演义》中的“义”也是片面的，有害的。

这种“义”一般说来是建筑在以个人为中心的脆弱的基础上的，常常缺乏原则性。

只要有恩于我，不管是朋友也好，敌人也好，都以恩义为重，不能负“义”。

为了“义”可以不顾一切，不惜采取错误的行为，造成严重的恶果。

如果说“义”是刘备集团发展壮大的重要法宝，那么“义”也是其走向败落的根本原因。

后期，“义”的局限性慢慢凸现，即带有强烈个人恩怨色彩的“小义”性质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刘备集团由此走向败落。

前期，这种个人恩怨至上的“小义”特性虽不占主导地位，但小说却早已作下铺垫，其中心事件即“华容道义释曹操”。

在火烧赤壁后，曹操败走华容道，关羽为了报答曹操当年的知遇之恩，竟冒着杀头的风险义释曹操。

关羽本立下了军令状，理应当斩。

然而玄德替之求情“昔晋三人结义时，誓同生死。

今云长虽犯法，不忍违却前盟。

望权记过，容将功赎罪。

”云长因义而释曹操，玄德又何偿不是因义而不治兄弟之罪，皆是个人感情因素超越一切。

连向来执法严明的诸葛亮亦说“亮夜观乾象，操贼未合身亡，留这人情，教云长做了，亦是美事”，搪塞而过。

这次过在关羽，但从刘备、诸葛亮的态度也可见，这种尽义于私 ,尽义于个人，个人恩怨至上之义在刘备集团内部是受推崇与肯定的。

再有，该事件历史上并无记载，纯属作者虚构，但作者却大肆渲染，描绘得绘声绘色，也足见作者罗贯中的颂扬与肯定态度。

刘备集团的态度和作者的世界观就预示了后期这种“小义”特性走向主导地位的必然性，为后来“雪弟恨先主兴兵”埋下了伏笔。

《水浒传》中的“义”作为一种因于私人关系或小团体利益而甘于承担风险或牺牲自己利益的气概，同时也容易蜕变成只讲私人交情，模糊自身立场，不讲大是大非的坏习气。

而所谓“江湖义气” 往往因为拉帮结派，排除异己，义气行事，藐视法度，执着于个人恩怨等逐渐被社会边缘化而成为不稳定因素。

因此我们看到在《水浒传》中有许多只问亲疏不论曲直的义气。

那种精神不是正义的精神，而是“结义”的精神。

而“结义”的精神有时恰好是正义精神的一种否定。

如宋江私放晁盖一事，若宋江真正忠义和公正，他就不会冒死去给晁盖报信，但这却最为江湖人士津津乐道，这也极端地反映了他们唯亲疏远近关系判断行为方式，而不顾实际是非曲直的价值取向。

“江湖义气” 作为“义”的极端化的形态，确实具有负面的、落后的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