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的经济

略谈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的经济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政治最黑暗的时期。

但1912-1928年中国社会经济仍有一定的发展。

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农业方面
北洋政府农商部于1914年4月11日颁布了《植棉制糖牧羊奖励条例》,条例共为8条,规定了凡扩充或改良农产畜牧，可依本条例获得奖励；同年11月3日,北洋政府又颁布了《森林法》，规划在黄河、长江、珠江上游地区营造保安林，以预防水患保养水源；1915年6月30日,更颁布《造林奖励条例》，具体规定了给奖办法，对造林在200亩至3000亩以上者，分五级给予荣誉奖励,对"凡经营特种林业于国际贸易有重大关系者，或胜造船筑路等各种大工程之用者，农商部认为有被助之必要时，得按其面积株数，核给奖金"。

这些奖励政策，不仅旨在促进农业的多种经营，而且旨在为轻工业开发原料，为农业改造生态环境。

以上这些奖励政策的出台，刺激了农民种植经济作物的积极性。

这一点从当时各种作物种植面积和在出口货物中所占比重的消长情况可以看出。

在经济作物中，种植面积增长最快的作物为棉花、蚕桑、烟草、大豆、花生等。

由于经济作物的发展与粮食作物的商品化，在中国交通较为发达的地带，逐步形成了若干农业专门化区域。

如棉花多产于江苏、湖北、山东、河北、河南、陕西等省；蚕桑多产于江苏、浙江、四川、广东等省，农业专门化的发展,表现了中国农业经济商品化发展的程度。

二、工矿业方面
1911年以前的中国工业，除少数兵工厂外,大约有75个制造业和33个煤矿、金属矿，而且这些厂矿均建于1872年至1894年期间。

从1895年起,华资制造业数量有了一定增加，但从绝对数量上看与1918-1922年时期开始生产的新企业相对地大量涌现的情况相比也不算多。

从1913-1928年中国公司在全国公司企业中的比例由7%上升到22%，到1928年全国工业总产值比1912年增长了近6倍。

1912-1920年工矿业为稳步发展阶段，无论是企业数量还是其资本都有大幅度稳步增长。

据统计在1913年前，全国登记的工矿企业有698家，资本为33082元，工人有20万多。

到1920年，全国工矿企业增加到1759家，资本额50062万元，分别增长了152%和51%，工人增加到56万多，增长了167%。

这一时期年工业平均增长率高达13.4%。

1921-1928年企业数仍然有较大幅度增长，但企业资本总额增加不多，中国工矿业进入缓慢发展阶段。

三、金融业方面
随着近代商业的发展，对金融业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

商业在往来流通中，通常需要大量资金进行运作。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就把原大清银行和成立于1908年的交通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和新的交通银行。

中国银行创建伊始实际资本不过300万元。

后来通过招商股扩充资本，到1920年已有资本1229万元，此后,总行又在地方省市陆续设立分行。

新的交通银行由于拥有铁道、航运、邮政、电报四个系统的存款业务专权，资本实力雄厚。

之后随着中国邮电交通事业的发展,交通银行的
实力得到进一步增强。

在以上两大银行外政府还设立了7家专业银行，拥资7000万元。

就在政府兴建官办银行的同时,地方银行和私营银行也发展起来。

在地方上，各省市和军阀统治区内，各式银行纷纷冠名建立。

1915-1921年，全国新设银行达124家之多，其中著名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盐业、金城、大陆、中南等大银行均在此时建立，中国银行业亦由此进入了日臻发达的时期。

这些银行建立后，并不完全受军阀地方势力操控。

它们中的一部分利用政府提供的充足资金，开展正当的存取汇兑信贷业，调剂资本流通，扶持地方产业发展，同时也使自身得到了发展。

长期以来每谈及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经济发展，人们都会笼统地认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强各国无暇东顾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环境。

我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1912-1928年间中国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单纯某种因素所造成的，它是在北洋军阀政府的不完全作为下，多种以下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是北洋军阀政府的经济政策与实施的结果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周学熙曾经两度出任财政总长。

他凭借着袁世凯、徐世昌、熊希龄、颜惠庆等政府要员的支持，以政府为后盾，开始逐步有计划地实施实业政策。

他二次上台就积极贯彻他的财政方针"整理田赋,调整盐产,清理官产,施行烟酒公卖"，筹办实业银行和兴办工业。

（二）是地方自治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果自从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中国就进入了军阀割据混战时期。

这一时期里，中央政权控制不了地方政权，反映到经济上就出现了中央财政不能控制地方财政，相当一部分军阀划地而治。

军阀为巩固和扩充地盘，实施了一系列相对独立的经济政策，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

例如阎锡山在山西境内实行了一系列政策，促进了山西近代工矿业和金融业的发展。

（三）是民众爱国运动对民族经济的推动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社会混乱政治黑暗，军阀出卖中国主权的行为引起国人的愤慨，引发了一系列的爱国政治运动。

1915年日本逼迫北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广大民众就掀起了一股爱国主义运动。

运动在经济上则表现为抵制日货爱用国货运动，运动的效果一方面抵制了日货倾销，另一方面扩大了对国货的需求，带动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壮大。

这种效应在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中表现更为突出，这对中国民族工商业进一步发展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四）是人口迁徙与经济发展的结果社会经济壮况是一个国家人口变动的基础，而人口变动又直接影响到生产、消费与积累。

人口迁徙是人口变动中最活跃的因素，它与社会经济变动的关系最密切，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最直接。

20世纪初，中国农村人多地少水旱灾、匪灾频繁、租税繁重，造成大量农村人口流动。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军阀割据混战造成社会经济生活的混乱，许多百姓为逃避战祸大规模迁徙。

这一时期华北各省人口大规模迁入东北地区，使外国在东北地区的资金得到充分利用，同时还缓解了东北地区劳动力相对紧缺问题，对东北地区近代工农业发展重要作用。

由于新兴工业和交通业的发展，许多过去的手工业者、小商贩、船夫、挑夫没了生计，成为流动人口又一大来源。

这些流动人口为了维持生活，纷纷涌入城市，人口城市化的趋势不断增强，也为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北洋军阀时期的社会混乱，对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来说不是一个有利的环境，但北洋政府对于经济发展的失控，使之不能任意操纵经济，也就不能任意破坏经济的发展，致使中国经济在如此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仍然有所发展。

北洋军阀政府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是完全没有作为，而20世纪初中国社会环境的改变及政府的这种不完全作为，反而使辛亥革命影响、国际市场的新变化、政府的经济政策与实施、地方自治、民众的爱国运动和人口迁徙等各种社会因素更充分的调动起来，形成一种综合的社会力量，促进了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

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就是一个典型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