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螺旋——沃森和克里克发现DNA结构过程中的趣闻
医学遗传学研究小故事聪明的Watson和Crick
第四章聪明的Watson和Crick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是Watson和Crick发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有人还可能知道他们与Wilkins因此分享了1962年的诺贝尔医学奖。
然而，有多少人记得Rosalind Franklin （1920～1958）在这一历史性的发现中做出的贡献？50年前，她率先拍摄到的DNA晶体照片，为双螺旋结构的建立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但“科学玫瑰”没等到分享荣耀，在研究成果被承认之前就已凋谢。
Franklin生于伦敦一个富有的犹太人家庭，15岁就立志要当科学家，但父亲并不支持她这样做。
她早年毕业于剑桥大学，专业是物理化学。
1945年，当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她前往法国学习X射线衍射技术。
她深受法国同事的喜爱，有人评价她“从来没有见到法语讲得这么好的外国人。
”1951年，她回到英国，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取得了一个职位。
那时，人们已经知道了脱氧核糖核酸（DNA）可能是遗传物质，但是对于DNA的结构，以及它如何在生命活动中发挥作用的机制还不甚了解。
就在这时，Franklin加入了研究DNA结构的行列———然而当时的环境相当不友善。
她开始负责实验室的DNA项目时，有好几个月没有人干活。
同事Wilkins不喜欢她进入自己的研究领域，但他在研究上却又离不开她。
他把她看做搞技术的副手，她却认为自己与他地位同等，两人的私交恶劣到几乎不讲话。
当时的剑桥，对女科学家的歧视处处存在，女性甚至不被准许在高级休息室里用午餐。
她们无形中被排除在科学家间的联系网络之外，而这种联系对了解新的研究动态、交换新理念、触发灵感极为重要。
Franklin在法国学习的X射线衍射技术在研究中派上了用场。
X射线是波长非常短的电磁波。
医生通常用它来透视人体，而物理学家用它来分析晶体的结构。
当X射线穿过晶体之后，会形成样一种特定的明暗交替的衍射图形。
不同的晶体产生不同的衍射图样，仔细分析这种图形人们就能知道组成晶体的原子是如何排列的。
命运的螺旋——克里克和沃森
命运的螺旋——克里克和沃森1953年2月28日，在英国剑桥一家名叫Eagle的酒廊里，弗朗西斯·克里克一进来就兴奋地嚷道，他和詹姆斯·沃森已经“找到生命的秘密”了。
在场的人都知道他在说什么。
因为在过去两年里，两人不分昼夜设法寻找DNA结构的秘密。
这一天早上，他们终于解开了谜团，也结束了当时生物科学界对这项研究的角逐战。
他们搭建的DNA双螺旋结构模型充分显示了DNA是如何完成传递细胞遗传信息的使命的。
也许沃森和克里克不一定是最聪明的科学家，也不一定最有经验。
在当时的科学界，默默无闻的他们没有最好的设备，甚至不具备很多生物化学知识。
但是，他们伟大的发现改变了后半世纪自然科学和医学的发展，揭晓了分子生物学中最基本的奥秘。
沃森最初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博物学者，他后来转向遗传学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在芝加哥大学上三年级时读了著名的量子物理学创始人薛定谔写的《生命是什么》一书，决心要解决这一问题。
1951年春，沃森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听到了伦敦国王大学莫里斯·威尔金斯教授的报告，他在会上展示了一张表明DNA是有规则的晶体结构的X射线衍射图片。
他想，一定有什么简单的方法能测定这种结构。
一旦DNA 的结构被揭晓，就能更好的理解基因是怎样发挥作用的。
沃森意识到需要尽快地掌握X射线衍射技术并期望能与威尔金斯一起做DNA工作，但却一直未曾有这样的机会。
后来，已经获得博士学位的沃森设法在剑桥大学的卡文迪什实验室谋取到了一个职位，参加一个由从事蛋白质三维结构研究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组成的小组工作。
当时卡文迪什实验室主任布拉格爵士是X射线晶体学奠基人之一。
沃森和克里克的初次见面也在这里。
同威尔金斯一样，克里克也是后来转向生物学研究的物理学家，但实际上他并没有立刻投入DNA的世界。
二战爆发时，他同其他科学家一样参加了战争，已经开始攻读博士学位的工作被迫中断。
直到他与沃森见面时，35岁的他仍是一位博士生，在从事血红蛋白X射线衍射的研究工作。
《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
《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看很多书都会涉及到⼀个延伸阅读，因为书中会提到很多别的书。
这本《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就是在看爱德华·威尔逊的⾃传《⼤⾃然的猎⼈》的时候发现的，在书中威尔逊提到了DNA结构的发现者之⼀沃森是⽣物学界的暴君，是他的⽣命中的⼀个负⾯英雄，我因此感到很好奇，这位诺奖得主是⼀个什么样的⼈呢？于是我查找了⼀下，刚好在微信读书⾥找到了这本书。
后来发现这本书的版本⾮常多。
我看的这个是贾拥民译的版本。
《双螺旋》是DNA的发现者之⼀詹姆斯·沃森以个⼈名义写就的⼀部发现DNA的回忆录，记述了科学家们发现DNA分⼦结构的故事。
这是⼀本讲述科学家的故事，正如译者在前⾔中所说：译事虽然⾟苦，但译者在很多时候也是幸运的，翻译好书就等于与伟⼤的⼼灵对话（当然，要想翻译好“好书”，也必须静下⼼来与伟⼤的⼼灵对话）。
阅读这本书，也有⼀种和伟⼤的⼼灵对话的感觉。
本书的作者詹姆斯·沃森(James D.Watson，1928-)，苏格兰裔美国⼈。
15岁⼊芝加哥⼤学，兴趣在观察鸟类，后志趣转向遗传学。
1948年初，沃森开始在印第安纳⼤学卢⾥亚指导下攻读博⼠。
1951-1953年，沃森先在哥本哈根，再转到剑桥卡⽂迪什实验室做博⼠后研究员。
在剑桥，他和克⾥克发现了DNA双螺旋结构，并为此获得诺贝尔奖。
沃森获奖的时候年仅25岁。
《双螺旋》这本书虽然是⼀本揭⽰科学发现的书，不过因为⾥⾯涉及到的专业术语太多，有很多地⽅⼤段⼤段的讲述了他们研究分析的过程，太过⾼深没有看懂，我只是把这本书看作是⼀本了解科学家⽇常⽣活的书，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出来，这些世界有名的科学家们的⽣活看来并不是我们想像的那样刻板严谨、枯燥⽆味的，⽽是有趣和⽣活化的，书中讲述了很多科学家的⽇常⽣活，喝咖啡，办酒会，想⼥⼈，科学家们在⼀起说花边新闻，⽽且看上去沃森还是⼀个挺可爱的⼈，书中还配了那个时代的科学家们⽣活的⼤量照⽚，可以说是形像⽣动。
沃森和克里克的故事
沃森和克里克的故事在科学史上，沃森和克里克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名字。
他们的合作成果不仅在生物学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整个科学界树立了榜样。
他们的合作之路充满了坎坷和挑战，但最终他们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和卓越的智慧，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沃森和克里克的故事始于1951年，当时他们两人都在剑桥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工作。
在那里，他们开始了一项旨在解开DNA 结构之谜的研究。
当时，DNA的分子结构还是一个未知数，科学家们都在为这个难题而苦苦思索。
而沃森和克里克也被这个问题所吸引，开始了他们的探索之旅。
他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和观察。
他们深入研究了X射线衍射图像，分析了大量的数据，进行了无数次的推测和验证。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断地碰壁和失败，但他们从不气馁，反而更加努力地投入到研究中去。
终于，1953年的一个清晨，他们在实验室里发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
这一发现震惊了整个科学界，也为他们赢得了诺贝尔奖。
沃森和克里克的合作成果不仅揭开了DNA的奥秘，也为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沃森和克里克的故事告诉我们，科学研究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和不断的探索。
他们在科学道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为后人树立了榜样。
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梦想，有毅力，就能创造奇迹。
沃森和克里克的故事还告诉我们，合作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条件。
沃森和克里克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离不开他们之间的默契合作和互相信任。
他们能够相互启发，相互补充，最终取得了成功。
在沃森和克里克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了科学家的艰辛和奋斗，也看到了合作的力量。
他们的故事激励着我们，让我们相信只要不懈努力，就一定能够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他们的故事也告诉我们，科学研究需要团结合作，需要相互信任，需要不断地探索和突破。
他们的故事将激励着我们，继续前行，不断追求科学的真理。
命运的螺旋——克里克和沃森
命运的螺旋——克里克和沃森1953年2月28日，在英国剑桥一家名叫Eagle的酒廊里，弗朗西斯·克里克一进来就兴奋地嚷道，他和詹姆斯·沃森已经“找到生命的秘密”了。
在场的人都知道他在说什么。
因为在过去两年里，两人不分昼夜设法寻找DNA结构的秘密。
这一天早上，他们终于解开了谜团，也结束了当时生物科学界对这项研究的角逐战。
他们搭建的DNA双螺旋结构模型充分显示了DNA是如何完成传递细胞遗传信息的使命的。
也许沃森和克里克不一定是最聪明的科学家，也不一定最有经验。
在当时的科学界，默默无闻的他们没有最好的设备，甚至不具备很多生物化学知识。
但是，他们伟大的发现改变了后半世纪自然科学和医学的发展，揭晓了分子生物学中最基本的奥秘。
沃森最初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博物学者，他后来转向遗传学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在芝加哥大学上三年级时读了著名的量子物理学创始人薛定谔写的《生命是什么》一书，决心要解决这一问题。
1951年春，沃森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听到了伦敦国王大学莫里斯·威尔金斯教授的报告，他在会上展示了一张表明DNA是有规则的晶体结构的X射线衍射图片。
他想，一定有什么简单的方法能测定这种结构。
一旦DNA 的结构被揭晓，就能更好的理解基因是怎样发挥作用的。
沃森意识到需要尽快地掌握X射线衍射技术并期望能与威尔金斯一起做DNA工作，但却一直未曾有这样的机会。
后来，已经获得博士学位的沃森设法在剑桥大学的卡文迪什实验室谋取到了一个职位，参加一个由从事蛋白质三维结构研究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组成的小组工作。
当时卡文迪什实验室主任布拉格爵士是X射线晶体学奠基人之一。
沃森和克里克的初次见面也在这里。
同威尔金斯一样，克里克也是后来转向生物学研究的物理学家，但实际上他并没有立刻投入DNA的世界。
二战爆发时，他同其他科学家一样参加了战争，已经开始攻读博士学位的工作被迫中断。
直到他与沃森见面时，35岁的他仍是一位博士生，在从事血红蛋白X射线衍射的研究工作。
沃森和克里克的故事
沃森和克里克的故事沃森和克里克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他们因为发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而成为了科学史上的传奇人物。
他们的合作和发现不仅改变了生物学，也影响了整个人类社会。
这是一个关于勇气、毅力和智慧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科学探索的传奇。
在20世纪50年代，科学界对于DNA的结构一直是一个谜。
人们知道DNA是生命的基础，但它的结构却一直无法被解开。
这时，沃森和克里克两位年轻的科学家走到了一起。
他们都有着对科学的执着追求和对未知的好奇心，于是决定合作一起解开DNA的结构之谜。
他们花了很长时间研究DNA的结构，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和观察。
他们用模型、图表、数据等各种手段来分析DNA的结构，但是一直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然而，他们并没有放弃，而是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思路，尝试不同的方法。
经过长时间的努力，终于在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成功地揭开了DNA的双螺旋结构之谜。
他们发表了一篇里程碑式的论文，向世界宣布了这一重大发现。
这个发现不仅使他们成为了世界知名的科学家，也为整个生物学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沃森和克里克的故事告诉我们，科学探索需要勇气和毅力。
他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的时候，没有退缩，而是坚定不移地朝着目标前进。
他们也告诉我们，科学探索需要合作和团队精神。
沃森和克里克的合作是如此默契和完美，他们相互补充，相互启发，最终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沃森和克里克的故事也告诉我们，科学探索需要创新和不断尝试。
他们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思路，尝试不同的方法，直到最终找到了突破口。
这种不断创新的精神，也是科学探索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总而言之，沃森和克里克的故事是科学史上的传奇，他们的勇气、毅力和智慧，为整个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他们的故事激励着无数的科学家和研究者，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让我们向这两位伟大的科学家致敬！。
dna双螺旋发现的故事
dna双螺旋发现的故事篇一嘿，朋友们！今天我要给你们讲讲 DNA 双螺旋发现的这个神奇故事。
我还记得那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日子，我像往常一样在实验室里埋头苦干。
可就在这个看似平常的时刻，一场科学的风暴正在悄然酝酿。
当时，有两位科学家，一个叫沃森，一个叫克里克。
这俩家伙那可真是充满了激情和好奇心。
他们整天就泡在实验室里，对着那些小小的样本和数据，眼睛里都快冒出火花来了。
有一天，我路过他们的实验室，就听到沃森大声地说：“克里克，我觉得咱们这次肯定能有点突破！”克里克回应道：“嘿，伙计，那必须的！咱们可不能白忙活这么久。
”他们为了这个研究，那真是废寝忘食。
有时候连饭都顾不上吃，就为了能多一点时间思考、实验。
我偶尔会跟他们开开玩笑：“你们俩啊，别太拼命了，小心身体垮掉！”他们总是笑笑说：“这可是大事，等成功了再说！”在研究的过程中，他们也遇到了不少难题。
有一次，沃森愁眉苦脸地说：“这数据怎么对不上啊，难道咱们的思路错了？”克里克在一旁安慰他：“别着急，咱们再仔细看看，说不定是哪个小细节被咱们忽略了。
”经过无数次的尝试和失败，终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他们迎来了重大的突破。
当他们看到那个清晰的双螺旋结构时，激动得差点跳起来。
沃森兴奋地大喊：“我们成功啦！我们成功啦！”克里克也笑得合不拢嘴：“是啊，这么久的努力没白费！”这就是 DNA 双螺旋发现的故事，充满了坚持和惊喜。
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只要不放弃，总会有奇迹出现。
篇二哎呀，今天我要给你们好好讲讲DNA 双螺旋发现的这段精彩故事。
先来说说那个叫沃森的家伙，他聪明又有点急性子。
还有克里克，沉稳但也藏着一股子冲劲。
这两人凑一块，那可真是绝配。
他们的实验室，那叫一个乱。
到处都是文件、样本，可他们就在这堆“乱麻”中寻找着线索。
有一回，我去找他们，一进门，就看见沃森正对着一堆数据抓耳挠腮，嘴里嘟囔着：“这到底是咋回事嘛？”克里克在旁边一边整理资料一边说：“别急别急，咱们再捋捋。
医学遗传学研究小故事聪明的watson和crick
第四章聪明的Watson和Crick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是Watson和Crick发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有人还可能知道他们与Wilkins因此分享了1962年的诺贝尔医学奖。
然而，有多少人记得Rosalind Franklin （1920～1958）在这一历史性的发现中做出的贡献？50年前，她率先拍摄到的DNA晶体照片，为双螺旋结构的建立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但“科学玫瑰”没等到分享荣耀，在研究成果被承认之前就已凋谢。
Franklin生于伦敦一个富有的犹太人家庭，15岁就立志要当科学家，但父亲并不支持她这样做。
她早年毕业于剑桥大学，专业是物理化学。
1945年，当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她前往法国学习X射线衍射技术。
她深受法国同事的喜爱，有人评价她“从来没有见到法语讲得这么好的外国人。
”1951年，她回到英国，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取得了一个职位。
那时，人们已经知道了脱氧核糖核酸（DNA）可能是遗传物质，但是对于DNA的结构，以及它如何在生命活动中发挥作用的机制还不甚了解。
就在这时，Franklin加入了研究DNA结构的行列———然而当时的环境相当不友善。
她开始负责实验室的DNA项目时，有好几个月没有人干活。
同事Wilkins不喜欢她进入自己的研究领域，但他在研究上却又离不开她。
他把她看做搞技术的副手，她却认为自己与他地位同等，两人的私交恶劣到几乎不讲话。
当时的剑桥，对女科学家的歧视处处存在，女性甚至不被准许在高级休息室里用午餐。
她们无形中被排除在科学家间的联系网络之外，而这种联系对了解新的研究动态、交换新理念、触发灵感极为重要。
Franklin在法国学习的X射线衍射技术在研究中派上了用场。
X射线是波长非常短的电磁波。
医生通常用它来透视人体，而物理学家用它来分析晶体的结构。
当X射线穿过晶体之后，会形成样一种特定的明暗交替的衍射图形。
不同的晶体产生不同的衍射图样，仔细分析这种图形人们就能知道组成晶体的原子是如何排列的。
DNA双螺旋结构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DNA双螺旋结构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我有一份2003年1月23号刊的Nature杂志的复印件，是纪念DNA双螺旋结构发现50周年的专辑。
专辑的封面，是当年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和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发表他们的文章时使用的简单双螺旋结构线条图，以及后来计算机做出的DNA 分子结构图。
我一直把这本杂志放在办公室顺手的地方，有时候会翻来看一下。
我不做分子生物研究，但阅读这些早期的重要经典文献，经常让人对科学发展的历史有些新的感想。
尤其在大力宣传科学创新的今天，回头去看半个多世界前那个生物学中历史性突破的报道，好像是喧嚣酷暑中的一杯凉白开，简单、平淡而冷静，却又让人有不尽的思考。
沃森和克里克的那篇文章，发表在Nature1953年4月25日的那一期当中。
文章一共就一页纸多一点，包括一张简单的线条图和6篇参考文献（见附件）。
他们在文中首先不同意当时已经有的DNA三链结构模型，当时一位名声很大的人物，美国化学家鲍林（Pauling)已在这里走入死胡同。
沃森和克里克描述了自己的DNA模型：两条多核苷酸链形成一个右手的、反向平行的双螺旋结构；碱基位于双螺旋内侧而磷酸与糖基在外侧；以及碱基间的距离，核苷酸之间的夹角和碱基按A-T、G-C互补配对关系。
现在看上去好像很简单的一篇文章，当时它却像一只金手指，捅开了那层迷糊了科学界几十年的窗户纸，向人们描绘了DNA大体是什么样和怎么工作的，揭示了生命的一个大秘密。
从那以后，一切似乎都变得很简单了；各种生物学上的突破接踵而至。
和沃－克文章同期发的还有两篇相关文章，一是莫里斯·威尔金斯（Maurice Wilkins）等的文章，二是罗沙琳德·弗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图1）等的文章。
沃－克的文章建立了DNA的模型，而另外两篇文章为其提供了支持。
沃森，克里克和威尔金斯于1962年共同获得了生理－医学诺贝尔奖，主要是因为他们关于DNA结构的工作。
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8(精)
MyScience三思言论集 ———————————————————————詹姆斯·沃森《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4)19两周后，我和查戈夫在巴黎又见面了。
我们俩都在那里出席国际生物化学会议。
经过巴黎大学撒尔·瑞琪留（SalleRichelieu）大厅外的庭院时，他略带嘲弄地冷冷一笑，算是和我认识的唯一表示。
那天，我老是盯着德尔布吕克。
在我离开哥本哈根去剑桥前，他曾为我在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找了一个研究员职位，并为我安排了1952年9月开始由小儿麻痹症基金会（Polio Fundation）提供的奖学金。
这年三月，我曾给德尔布吕克写信，要求在剑桥再呆一年。
他就毫不迟疑答应把我的奖学金转至卡文迪什。
德尔布吕克如此令人高兴的爽快，是由于他对按鲍林那种方式进行结构研究是否真有价值，还捉摸不透。
现在我随身带着TMV螺旋的照片。
这一回我愈发相信, 德尔布吕克最终会完全理解我为什么如此热爱剑桥。
和德尔布吕克短短的一席谈话，并没有看出他的观点有重大改变。
我提纲挚领他说明了TMV是如何构成一个整体的，对此他几乎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我又急急忙忙地叙述了我们试图通过制作模型研究DNA结构的情况，他还是显得毫不在意。
只是在我提到克里克才智超人时，他才有所触动。
糟糕的是，后来我把克里克的思想方法和鲍林的等同起来。
而在德尔布吕克看来，没有一种化学见解能与遗传杂交相媲美。
那天夜里已很晚了，遗传学家伊弗留西（Boris Ephrussi）突然提到我在剑桥的风流韵事，德尔布吕克就非常厌恶地连连摆手。
后来，鲍林突然光临，引起国际生化会议全场轰动。
这可能是因为他去伦敦的护照被吊销一事曾被报刊大肆渲染，从而使国务院改变了主意，允许他来炫耀一下α螺旋的。
于是，在佩鲁兹演讲的会议上很快为鲍林安排了一个报告。
这个消息是在他报告前不久匆匆发出的，可是会场还是被挤得水泄不通，人人都想优先获得新的启示。
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9
MyScience三思言论集———————————————————————詹姆斯·沃森《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5)24第二天，我疾步走进佩鲁兹的办公室，想把我得悉的情况告诉他；正巧布喇格也在那儿。
那是个星期六的早晨，克里克还没来，他大概还在床上翻阅早上刚刚收到的那本《自然》杂志呢。
我立刻开始讲起“B型”的具体细节来，还画了张简略的草图来说明DNA是一种螺旋。
这种螺旋每34埃沿螺旋轴重复一次。
布喇格马上打断我的话，提出了一个问题。
我知道我的话遇到了知音。
于是，我趁热打铁谈起了鲍林的模型。
我认为，大西洋这边的人无所事事，让鲍林有机会对DNA结构再作一次尝试，那实在太危险了。
我接着提出希望在卡文迪什找一个技工制作嘌呤和嘧啶的模型，然后停了下来，看看布喇格有什么反应。
布喇格爵士不仅没有表示什么异议，反而鼓励我把模型搞下去。
这使我松了一口气。
显然，他并不赞成金氏学院的内部争吵。
尤其是这些争吵发生在鲍林由于发现另一个重要分子的结构而可能洋洋得意的时候。
我的关于烟草花叶病毒的研究对我们的工作也颇有益处。
这件事情以前曾给布喇格一个印象，以为我那是自行其是。
那天晚上，他可以安然睡觉，而不为恶梦所困扰了。
以往，他曾梦见克里克由于他的纵容简直发展到了丝毫不顾大局的地步。
于是，我奔下楼去，来到技工间通知他们说我就要设计一些模型。
这些模型必须在一周内完成。
我刚回到办公室，克里克就漫步走了进来。
他对我说，他们昨天的晚餐聚会非常成功。
我姐姐带去的那个法国小伙子把奥迪尔搞得神魂颠倒。
一个月前，我姐姐伊丽莎白在回美国途中来这里作不定期逗留。
很幸运，我把她安顿在凯密丽·普莱尔的旅馆住宿。
而我也可以在那儿同“老妈”和她那里的外国姑娘们共进晚餐。
这样一来，伊丽莎白也就不必非去住那些典型的英国式宿舍，我的胃病也可望会减轻些，这也可算是一举两得吧。
住在这个旅馆里的还有准备临时呆上几个月进修一下英语的福卡德（Bertrand Fourcade）。
《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
《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詹姆斯·沃森，一位在生物学领域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科学家，以他的著作《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为我们揭示了遗传学领域的一项重大发现背后的故事。
这部作品不仅详细叙述了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过程，更将我们带入了那段激动人心的科学探索时代。
DNA双螺旋结构，这一发现与孟德尔的遗传定律、埃弗里的遗传物质鉴定并列为遗传学三大发现。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沃森和克里克这两位科学家在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过程中，并未进行任何实验，而仅仅是通过口头讨论就得出了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结论。
这不禁让我们思考，是什么让他们能够仅凭讨论就取得如此巨大的科学突破？在《双螺旋》一书中，沃森以生动的笔触为我们描述了这一发现的来龙去脉。
书中详细记录了沃森和克里克在讨论中如何一步步地接近真理，如何逐步排除错误的观念，最终形成了关于DNA双螺旋结构的正确认识。
虽然我们对沃森的个人观点存疑，但他所描述的这一发现过程却是真实可信的。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禁为沃森和克里克的才华所折服。
他们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源于对科学的热爱、对未知的探索以及对真理的执着追求。
正是这样的精神，推动着科学不断发展，推动着人类不断向前进步。
《双螺旋》作为世界上最畅销的科普类书籍之一，不仅为我们揭示了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过程，更让我们感受到了科学的魅力。
这部作品让我们深刻认识到，科学并非遥不可及的高深学问，而是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实用知识。
通过了解科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世界，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
总之，《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是一部值得一读的佳作。
它让我们领略了科学的魅力，让我们为那些为科学事业献身的先驱者感到敬仰。
同时，这部作品也提醒我们，要保持对科学的热爱和好奇心，勇于探索未知领域，为人类的进步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dna双螺旋结构发现过程
dna双螺旋结构发现过程嘿，你知道吗？DNA 双螺旋结构的发现，那可真是一场科学界的超级大冒险！这得从很久以前说起啦。
那时候，科学家们就对遗传的奥秘充满了好奇和探索的欲望。
就好像一群勇敢的探险家，在神秘的遗传世界里寻找着宝藏。
先是有一些科学家，通过各种实验和观察，逐渐积累起了关于遗传物质的点点滴滴的线索。
这就像是在黑暗中慢慢点亮了一盏盏小灯。
然后呢，有几位关键人物登场啦！沃森和克里克，这两个聪明又执着的家伙。
他们就像是两位超级侦探，拼命地想要解开遗传物质的神秘面纱。
他们不断地思考、讨论、尝试。
有时候会遇到困难，哎呀，就好像在迷宫里转来转去找不到出口。
但他们可没放弃！他们从其他科学家的研究成果中汲取灵感，就像蜜蜂采集花粉一样，把有用的信息都收集起来。
想象一下，他们在实验室里，对着那些实验数据和模型，绞尽脑汁的样子。
是不是很有趣？经过无数次的尝试和失败，终于，那个伟大的时刻来临了！他们发现了 DNA 双螺旋结构！哇塞，这可真是太了不起了！这就像是找到了打开遗传宝库的钥匙啊！从此，我们对生命的奥秘有了更深的理解。
你说这发现是不是超级厉害？这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做到的呀！它让我们知道了遗传信息是如何传递和保存的，为后来的生物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就好像是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以前从未想象过的奇妙景象。
而且呀，这个发现还激发了更多的科学家去探索生命的其他奥秘。
大家都像被点燃了激情一样，纷纷投身到这个神奇的领域里。
你看，一个伟大的发现，竟然能带来这么多的影响和改变！DNA 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过程，不就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惊喜的故事吗？它告诉我们，只要有好奇心、有勇气、有坚持，就能在科学的海洋里发现属于自己的宝藏！这真的太让人感慨啦！所以啊，我们要好好珍惜这些科学家们的努力和成果，也要继续在科学的道路上勇敢前行呀！。
读《DNA双螺旋结构是怎样发现的？》有感
读《DNA双螺旋结构是怎样发现的？》有感姓名：班级：学号：读《DNA双螺旋结构是怎样发现的？》有感生命技术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影响着人类的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DNA双螺旋结构发现以来，人们对生命的认识进入了新的层次，人们从更加本质的层次认识生命。
在了解到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过程，我们曾在小学，初中，高中多次了解到DNA双螺旋的结构，但直到现在接触到这篇文章，才让我真正认识到发现DNA双螺旋结构过程的科学内涵。
1951年9月自印第安纳大学病毒学博士毕业的沃森于卡文迪博士后站点遇到物理学研究者克里克。
由于兴趣的一致造成了这一跨学科的专家合作。
从此，二人踏上了对DNA结构探索的道路。
了解到先人研究成果后，沃森和克里克结合基本的实验事实：衍射图形所显示的螺旋特征等事实经过一周努力，构建了一个三螺旋模型。
但在他们邀请到的伦敦国王学院的晶体学家们的参观之后，宣告了二者三螺旋结构的理论错误，也昭示着这一发现的失败结局。
第一次建模的失败并未彻底结束二人对于DNA结构的探索。
在沃森和克里克对TMV研究的瓶颈时，二人又一次投入了对DNA模型的探索中。
恰逢此时，二人接触到数学家格里菲斯对于不同碱基互相吸引的研究结果。
无独有偶，查伽夫得到的碱基比例1：1的结论与格里菲斯的结果不约而同地指引着二人的研究。
经过一系列周折，包括主链方向问题等问题其他科学家的探索，二人提出了碱基配对的原则，即：A-T，C-G。
真理渐渐明晰，DNA的双螺旋结构模型建立过程中的诸多问题被解决。
随着X衍射实验的证明，1953年4月25日Science杂志发表了沃森和克里克题为《核酸的分子结构——脱氧核糖核酸的结构》的论文，自此，二人的伟大科学发现终于撬壳于世人面前。
沃森与克里克的创举无疑是二十世纪的一大令人回味、记忆的发现，但我们也不应忽略这一发现的客观必然性。
所谓发生即有原因。
我认为这一历史性发现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1、一切重大的发现都是基于对故去现象的总结。
双螺旋——沃森和克里克发现DNA结构过程中的趣闻
双螺旋——沃森和克里克发现DNA结构过程中的趣闻双螺旋克里克既不是理论家，也不是实验家，他介于这两种类型的科学家之间。
他偶尔也做点实验，但更多的是埋头思考蛋白质结构的理论问题。
他常常会由于什么新发现，变得非常激动，立刻逢人便说。
过了一两天他经常会觉得他的理论站不住脚可，于是又回到实验中去，一直到百般无聊之中又产生了对理论的新想法为止。
克里克的理论已经远远超出了蛋白质晶体学的范围。
任何重要的食物都能吸引他。
他也常常到其他实验室去串门，为的是看看完成了哪些新的实验。
对于这点他毫不隐瞒，尽管一般说来他是彬彬有礼的。
他掌握别人的资料并使之条理化的速度之快，常使他的朋友们吸一口凉气。
大家担心在不远的将来他会成功，并在全世界面前暴露出剑桥大学各个学院在谨言慎行、温文尔雅的风度掩饰下的智力迟钝。
当然有些科学家认为DNA决定遗传性状的证据没有说服力，因而宁愿相信基因是蛋白质分子。
克里克对这些怀疑并不介意。
许多人是庸人自扰的笨蛋，他们总是押错了赌注。
相当多的科学家不仅气量小、反应慢，而且简直是愚蠢的。
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你就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科学家。
我再次遇到威尔金斯的时候，我察觉到我很可能快要交上好运了。
因为他已经注意到我姐姐非常漂亮，很快他们就在一起吃午饭了…如果威尔金斯真的爱上了我的姐姐，那么我将免不了跟他的DNA的X射线工作密切结合在一起了。
我尽力忘记威尔金斯，但忘不了他的DNA照片。
我深信传统的生物化学不能告诉我基因是如何起作用的，所以我打算放弃学习他。
我如今知道X射线晶体学是遗传学的关键。
从我到实验室的第一天起，我就知道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离开剑桥。
我发觉和克里克谈得很投机。
在佩鲁茨的实验室里居然能找到以为懂得DNA比蛋白质更重要的人，真是三生有幸。
因为我就不必话费很多时间学习蛋白质X射线分析技术了。
我和克里克每天至少交谈几个小时，这件事并没有遭到非议…当他的一些公式不得其解的时候，常常向我问及噬菌体方面的知识。
DNA双螺旋结构发现记
DNA双螺旋结构发现记1953年2月28日，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冲进英国剑桥大学校园内的老鹰酒吧（Eagle pub），大声向酒客们宣布：他和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已经发现了生命的秘密”！这一场景是沃森的回忆，克里克的说法和他并不一致。
不过，具体情况究竟如何并不要紧，重要的是事实——他们确实发现了“生命的秘密”！多年以来，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积极研究脱氧核糖核酸（DNA）的分子结构。
1953年2月28日这一天，克里克和沃森终于成功地找到了答案，他们建立了DNA分子结构的三维模型。
他们坚信，这样的分子结构可以充分说明DNA是如何扮演遗传密码（genetic code）载体角色的，因此也可以证明DNA的确是承担生物遗传使命、主导生物发育和进化的关键分子。
令人感慨的是，沃森和克里克当时并不是DNA分子结构研究领域中最优秀的科学家（尽管他们很聪明），他们在该领域涉猎也并非最深的——实际上，他们先前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几乎是一片空白。
他们没有最先进的实验设备，他们甚至对生物化学了解不多。
尽管他们在当时激烈的研究竞争中胜出的机会非常渺茫，但他们最终成功了。
半个世纪以来，他们的发现大大改变了科学、医药和现代生活的面貌，他们的发现对一切事物的全盘影响尚未完全显示出来。
两位名不见经传的科学家怀着渺茫的希望，揭开了分子生物学（molecular biology）最根本的谜团。
这一传奇故事告诉我们：破解大自然的奥妙并不是只需要聪明的脑瓜和经过严格的科学训练，还需要灵活通达的想法、百折不挠的韧性以及相当的运气。
沃森在他的回忆录《双螺旋》（The Double Helix）中不经意地揭示了这一道理。
这本回忆录在1968年首次出版发行时引起轰动，成为当年的畅销书。
尽管沃森在回忆录中用傲慢刻薄的文字描述了研究过程中的人和事，引起了很多争议，但他揭示的道理却放之四海皆准。
沃森于1928年4月6日出生在美国芝加哥，从小就对鸟类非常感兴趣，曾经立志要当一名动物学家。
DNA双螺旋结构发现记
DNA双螺旋结构发现记1953年，是遗传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在这一年，杰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发表了一篇震撼世界的科学论文，揭示了DNA的双螺旋结构。
DNA（脱氧核糖核酸）作为生命的基础，自从伦纳德·洛瓦尔开始研究以来，鲜有人能解开其奥秘。
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沃森和克里克开始了他们的探索之旅。
1951年的一天，沃森在伦敦的国王学院参加了一次讲座，讲座的主题是关于DNA的。
讲座的主讲者是由罗莎琳·富兰克林，她是一位优秀的晶体学家，专注于研究DNA的结构。
在讲座中，富兰克林展示了一张X射线衍射照片，这张照片后来被誉为“Photo 51”。
Photo 51是一个关键的线索，它显示了DNA的纤维样结构。
沃森和克里克迅速意识到这一照片的重要性，他们认为这些图像暗示着DNA可能有着双螺旋结构。
在富兰克林关于Photo 51的工作之后，沃森和克里克决定投入到对DNA结构的研究中。
他们利用化学和物理的知识，进行了大量的推理和假设。
通过一系列的实验和模型构建，他们最终确定了DNA的双螺旋结构。
根据沃森和克里克的模型，DNA由两条螺旋状的链组成，它们以氢键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螺旋结构。
每条链由一个磷酸基团、一个糖分子和一个碱基序列组成。
碱基序列包括腺嘌呤（A）、胸腺嘧啶（T）、鸟嘌呤（G）和胞嘧啶（C），它们按照一定的规则组合在一起。
沃森和克里克的发现极大地推动了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和理解。
首先，他们的发现揭示了DNA的复制过程，即如何将一条DNA链复制为两条完全相同的链。
这个过程是生物体遗传信息传递的基础，也是生物体生命的延续。
其次，沃森和克里克的发现解答了DNA的遗传密码。
他们发现DNA的碱基序列决定了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蛋白质进而决定了生物体的性状和功能。
这一发现为基因工程和生物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最后，沃森和克里克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生命的理解。
他们的发现揭示了生命的基本单位，并把生命的奥秘推向了全新的境地。
伟大的双螺旋watson-crick
他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噬菌体——一种感染细菌的病毒。 噬菌体是当时的研究热门，40年代初，某些科学家认为噬菌 体的研究将能提供基因本质及遗传本质的最佳信息。而许多 敏锐的遗传学家开始怀疑噬菌体可能就是赤裸的基因。
为什么拥有X衍射照片的R. Franklin没有发现，而Crick和 watson在看过她的照片后一鸣惊人？为什么对结构有深刻 研究且刚刚阐明蛋白质的α-螺旋结构的L.Pauling在这场竞 争中会落到了后面？科学家们最想知道的是：怎样才能从 实验数据中找出隐藏在背后的真理？
Francis Harry Compton Crick 于1916年出生在英格兰的 诺萨姆敦，他的父亲是个商人，专营鞋类。第一次世界大战 后英国百夜萧条，Crick 鞋厂是数千个破产的公司之一。 Crick 的父亲决定举家迁到伦敦，虽然在那里的生活不能和 旧时相比，但父亲的另一个心愿实现了，家中的男孩都得到 了更好的教育。
在Crick的博士工作即将完成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Crick 的命运也随之改变。他被迫中断研究，前往特丁 顿的海军总部研究实验室报道，研究能够躲过德军反水 雷装置的水雷。只要德国发现一种可以侦测并摧毁英国 水雷的方法，该实验室就需要研究出另一种新式的水雷。
在研究水雷中，Crick的天才便脱颖而出，他具有一种特 殊的能力，可以洞悉复杂而困难的问题，并适时提出新 颖实用的方案。
伟大的双螺旋
1953年2月28日中午，剑桥大学的两位年轻的科学家弗朗 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步入老鹰酒吧，宣布他们的发 现：DNA是由两条核苷酸链组成的双螺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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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
克里克既不是理论家，也不是实验家，他介于这两种类型的科学家之间。
他偶尔也做点实验，但更多的是埋头思考蛋白质结构的理论问题。
他常常会由于什么新发现，变得非常激动，立刻逢人便说。
过了一两天他经常会觉得他的理论站不住脚可，于是又回到实验中去，一直到百般无聊之中又产生了对理论的新想法为止。
克里克的理论已经远远超出了蛋白质晶体学的范围。
任何重要的食物都能吸引他。
他也常常到其他实验室去串门，为的是看看完成了哪些新的实验。
对于这点他毫不隐瞒，尽管一般说来他是彬彬有礼的。
他掌握别人的资料并使之条理化的速度之快，常使他的朋友们吸一口凉气。
大家担心在不远的将来他会成功，并在全世界面前暴露出剑桥大学各个学院在谨言慎行、温文尔雅的风度掩饰下的智力迟钝。
当然有些科学家认为DNA决定遗传性状的证据没有说服力，因而宁愿相信基因是蛋白质分子。
克里克对这些怀疑并不介意。
许多人是庸人自扰的笨蛋，他们总是押错了赌注。
相当多的科学家不仅气量小、反应慢，而且简直是愚蠢的。
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你就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科学家。
我再次遇到威尔金斯的时候，我察觉到我很可能快要交上好运了。
因为他已经注意到我姐姐非常漂亮，很快他们就在一起吃午饭了…如果威尔金斯真的爱上了我的姐姐，那么我将免不了跟他的DNA的X射线工作密切结合在一起了。
我尽力忘记威尔金斯，但忘不了他的DNA照片。
我深信传统的生物化学不能告诉我基因是如何起作用的，所以我打算放弃学习他。
我如今知道X射线晶体学是遗传学的关键。
从我到实验室的第一天起，我就知道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离开剑桥。
我发觉和克里克谈得很投机。
在佩鲁茨的实验室里居然能找到以为懂得DNA比蛋白质更重要的人，真是三生有幸。
因为我就不必话费很多时间学习蛋白质X射线分析技术了。
我和克里克每天至少交谈几个小时，这件事并没有遭到非议…当他的一些公式不得其解的时候，常常向我问及噬菌体方面的知识。
其他时间，克里克就用晶体学武装我的头脑。
这些知识通常是需要耐心阅读专业杂志才能获得的。
特别重要的是，我们曾认真讨论了鲍林是怎样发现蛋白质a螺旋的。
现在，我们借助精确的X射线衍射资料，将能更快地解决更加微妙的DNA结构。
仅仅考察一下DNA的X射线衍射图片，就能避免一开始走上歧途…要是能得到威尔金斯更加漂亮的图片，我们可能会节省6个月到一年的时间。
6个星期以来，克里克的议论使我认识到问题的关键在于富兰克林的新X衍射图片能否支持DNA螺旋结构。
（二战时威尔金斯曾参与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
同事…他们有时好像不懂DNA的重要性。
即使如此，他们比大多数生物学家的知识面要广的多。
大多数生物学家几乎没有人认真考虑过基因是由DNA组成的这个事实。
我们把三条多核苷酸链一定方式彼此缠绕在一起，做出了一个沿螺旋轴每隔28埃绕一周的螺旋模型。
这似乎与威尔金斯和富兰克林的X射线衍射图谱想符合。
当他发觉只有我一个人和他搭讪时，他马上就泄气了。
此时此刻，我们俩真是心灰意懒，对模型再也不愿意看上一眼，觉得它已黯然失色，那些改制的粗糙磷原子不见得会有什么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