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咸-新学-与清代学术史研究-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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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读后感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读后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读后感（一）散章静嘉张读书笔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作者梁启超，又任公，斋于饮冰室。

由文首作者解释，这是一部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的讲义。

上追晚明，即清代学术的先河，下至民国十年，晚清学术之末，终始之间约三百年，故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说起来任公个人著作我之前读的不多，倒是在他列的国学入门书单指引下读过几本书。

但这样一个在近代有重要地位的大学问家，不论因为学术影响或者政治原因及其他，我们大多在心里对他有些印象。

学生梁实秋为任公写过一篇流传颇广的《记梁任公的一次演讲》，说任公上台讲课前第一句话是”启超是没有什么学问的”,说完眼睛上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真是谦逊而又自负的话。

先生他博学强记，讲课旁征博引能大段地背书，有时候卡住停下来用手指敲打着自己的秃头，学生们都紧张地屏息，直到他随后又流利地背诵起来。

更有趣的是，任公讲演到兴致高潮，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太息。

讲到《桃花扇》的”高皇帝，在九天，不管，”任公当一众学生涕泪交错不能自己，学生们也被引入情境，心有所悟。

讲到”剑外忽传收蓟北”,任公在涕泪中又大笑了。

我看到有学者讨论治学境界说过一段话，其大意为如果忽略体认自得的实践而空谈理论，那就无法掌握学问的真谛，而就学术实践而言，如果只是研究阐明，不能用切至的功夫去体认终究无法得起真髓。

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才能有所得失，不作隔阂之论。

我想梁任公定是有足够的学问境界，怀陈寅恪所言”同情之了解”,才有如此动人的魅力。

所谓二流的学者看能力，一流的学者看胸怀，大致如此。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起首一节为《反动与先驱》先由明代阳明学末流讲起，王学自形成起一代代支流颇多影响甚大，从学术发展规律上来说每一学问发展缘起都有其生气勃发开阔明朗的时候，而后学问思想形成稳定便趋于陈腐衰微。

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

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中国人民漫长而又复杂的历史进程中一段重要的时期，也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一段不可缺少的历史。

这段历史，既有活跃的学术文化交流，也有挫折和失败的迹象。

本文就以《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为标题，简要阐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发展脉络。

近三百年以来，中国的学术文化发展史经历了从“中国学”到“新学”的转变，也面临了从外的考验。

从八世纪到清朝，中国各朝代的思想，科技，文化等都确立了多种元素，融会贯通，逐渐形成了一套中国文学和学术传统。

从明朝开始，受到欧洲技术、文化的冲击，中国文化开始出现了变化，出现了新的学术流派。

各式各样的学术流派及其相应的思想形式，得到了大量的讨论和探讨，从而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

近三百年来，中国文学及学术文化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各种研究领域不断出现，流派不断繁荣。

这些发展都是以清朝文人雅士、书法家、诗人、学者和音乐家为中心。

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进行文艺创作，使中国文学及学术文化得到了巨大发展。

其中，包括了清朝李渔、蔡邕、黄景仁等人的诗文，题材丰富多彩，风格多样，表达了不同的精神情感和思想意蕴，极大的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

此外，清代杨万里、窦晨光等学者们的经学著作，也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学术文化。

至于新式学者和新学派，尤其是19世纪出现的洋务派，他们孜孜不倦地研究西方科技和文化，并以此作为借鉴，从而推动了中国的科技和文化发展，使中国从封闭的传统中出现了开放的观念。

他们的研究和实践，使中国的学术文化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中国的中古文学史，也是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一部分，此时正以更快的步伐发展着。

一方面，一些杰出的文学家如鲁迅、陈独秀等，建立了以新文学为代表，以语言、思想、文体、情感和艺术形式为主题的文学流派，使中国文学开辟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另一方面，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改革家，也推进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探索新的学术思想，促进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把中国告诉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道咸_新学_与清代学术史研究_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_导读

2006年第5期No15　2006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总第146期Sum No1146§学术史研究§道咸“新学”与清代学术史研究———《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导读罗志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成都610064)[摘　要]王国维曾以清初、乾嘉、与道咸三点将清代学术分成三个阶段,并以“务为前人所不为”来体现“道咸以后之学新”的特色。

晚清学风的明显转变影响到后来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领域里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钱穆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两书基本不出道咸“新学”之大范围,而乾嘉汉学一线的观念反受到忽视,致使我们对近三百年“学术”的认知多少有些偏颇。

今日要对近三百年学术进行相对均衡的系统整理,应把清代汉学一脉的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关于清学的论述汇聚而表出,使之与梁、钱二著并列而为清代学术史领域的主要参考书。

[关键词]学术史;道咸“新学”;乾嘉汉学;章太炎;刘师培[中图分类号]K249;B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6)05-0005-11 新文化运动期间,老革命党人张继曾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章”,中国政体虽变,“戏剧文学仍照满清帝政时代的样子”,可知其“思想仍是历史传来的家庭个人主义”;而“风俗如婚宴丧祭,与非洲的土人相去不远”,可以说“思想风俗一切全没有改”[1]。

他所关心的,是思想风俗与政治的关联①。

所谓中国“思想风俗一切全没有改”,颇能代表很多老民党对民国代清这一政治鼎革的整体失望,或有些“故意说”的成分。

然而张氏关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章”,却有所见。

从最粗浅的层面言,当不少人开始整体反思一个时段的往昔之时,这“一个时代”大约也就真正成为“历史”了。

与张继的观察不同,在“思想”和与其关联密切的“学术”方面,民初中国实际处在一个典范转移的时期。

1.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学术与文化：变迁、整理与再造——读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札记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人教091 陆琦杨17 一梁启超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将目光投注到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即明清之际到民国初年的知识界，洞察学术演变中的潮涌和暗流，捕捉文化发展的大端与细节。

任公这一部讲义的第一节《反动与先驱》中开宗明义，指出其目的在于“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

”全书的结构就是在这一写作和讲演总目标的设定下组织、展开的。

从“纵”的时间流动来说，清朝三百年“学术变迁之大势”主要勾画的是前近代星空下中国知识思想界亦即“学者社会”翻涌着的内在思潮和鲜活着的外向特征；以“横”的共同时空的角度着眼，清儒之学术并非宋明时期朱子、王学的自然承绪和单纯膜拜，而因明清易代、儒林分化、西学输入和人心思变等因素综合作用发酵，以致破除旧障、别创新境，以新的学者、新的方法、新的眼光、新的精神开有清一代学术风气，导三百年文化发展之主流，终如伟大漫长的地质造山运动，于战火焚天、兵燹屠城的时代荒虚之中隆起一座座奇崛瑰丽之文化巨峰——其于中华数千年文化史之“贡献的分量和价值”重逾泰岳，殊具特色。

梁任公这部大书正是以这三百年的学术风云为线索，以明清至民初之学林诸巨擘大师为主体，纵论数百几至千种学者论著，为当时学生、后辈小子公允评述了清代学术各门类的成就，清晰勾划出清儒苦心孤诣用力之诸学科概貌。

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分十六节，计二十余万字。

通观全书，可以明显看出梁氏将十六节内容划分为相互联系的三大部分，着重论述了以下内容：第一部分，包括第一讲至第四讲，凡四节。

在这几节中，任公擎笔指向清代学术变迁与当时政治环境、社会条件变化之影响（侧重于政治方面），将三百年间的学术流变总趋势提挈明。

他指出“这个时代的学术主潮是：厌倦主观的冥想2 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1以及还有一个较为特殊的支流“排斥理论，提倡实践”，认为其有着“再开出一个更切实更伟大时代的先驱”之重要意义。

浅析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浅析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作者：郭璐霞来源：《卷宗》2019年第06期摘要：在清代学术史研究中，梁启超可以说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他晚年研究清代学术的重要成果。

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梁启超十分重视社会政治环境对学术的影响。

他从清学是对宋明理学反动的角度全面总结了清代学术的发展状况，而这也正是他与钱穆同名作的最大差异之处。

关键词：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清代学术是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清代学者们取得了辉煌的学术成就。

一方面，清代学术上承宋明理学，总结了我国古代学术发展的成就，成为传统学术的集大成者；另一方面，清代学术下启近代学术，成为近代学术发展的源头，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清末民初，中华文明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强烈冲击，遭受着空前的民族危机，古老的中华文明也日渐衰落。

由此，在民国时期，出现了整理国故运动，引发了一批学者研究整理清代学术的热潮。

其中，梁启超是研究清代学术最有影响、成就最多的学者之一。

梁启超研究清代学术的著作，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是《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但此书并不完整，并且只有第八章论及清代。

第二个是《清代学术概论》，此书是他对清代学术发展研究的精要概括，作为一步纲要式的著作，侧重于“论”。

而第三个是《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对清代学术发展做了比较完善的研究和总结。

与《清代学术概论》相比，《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更加侧重于“史”，内容更加丰富、全面和充实，直到现在仍然作为我们研究清代学术和学术史的必读之作。

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写作过程中，十分重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

此外，与钱穆的同名作著述宗旨也不相同。

1 重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梁启超十分注重整个社会政治背景对学术走向的重要意义。

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从第一到第四章，梁启超以“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为题，主要叙述了明末清初的学术变迁及政治对其的影响，从政治角度指出了清代学术发展曲折的原因。

论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成书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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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 — ３００６０ — ２［作者简介］武少民（９４，黑龙江佳木斯人，１一）男，６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事中国史学史研究。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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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普资讯
法。近人对梁氏书似多失持平之论，实则在 ‘ 五四’运动后，梁氏论学各书各文均有一读之价值也。ｌ ” ６Ｊ针对梁启超论述清代学术的某些观点而发难，这在钱穆书中屡屡出现，其中最值得关注者有四。其一，在关于清代学术与宋明学术关系上。梁启超认为是对宋明理学的全面反动，使清代学术走上了一条与宋明学术完全不同的道路；而钱穆认为清代学术渊源于宋明理学，指出学者言汉学溯源必溯诸于晚明诸遗老，然而这些遗老如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无不寝馈于宋学。继此而降，如李球、方苞、李绂、全祖望诸人都于宋学有甚深契诣。到乾隆时，汉学之名，始稍稍兴起，但汉学诸家之高下浅深，亦往往视其所得于宋学之高下以为判。道咸以下，则汉宋兼采之说渐盛，但也多尊宋贬汉，“ 故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也。＂所以钱穆认为有清一代，与汉学相伴的还有追求义理的宋学，其对清代汉学产生的影响，亦不可小 ” 觑。钱穆关于清代学术渊源于宋明理学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赞同，他们在钱穆的基础上，又有所订正和发展，如张舜徽认为清代学术来源于宋学。张舜徽所说的宋学既包括宋代理学，也包括宋代学者整理史料的伟大成就和对自然科学的卓越贡献。其二，在关于顾炎武与黄宗羲在清代学术地位的评论上。梁启超赞扬顾炎武为汉学开山，认为顾炎武的治学方法对乾嘉考据学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个人。ｌ钱穆并不否认顾 ” ８炎武的杰出贡献，但认为梁启超把清代汉学开山归于顾炎武一人之功，这未免过于偏颇，是失真之论。钱穆认为顾炎武之外，黄宗羲对清代汉学的兴起也有难以磨灭的功绩，他说：“ 梨洲矫晚明王学空疏，而主穷经以为根柢；此等处其影响后学，岂在亭林之下？而后之汉学家不复数说及之者，正以亭林 ‘ 经学即理学 ’一语，截断众流，有合于后来汉学家之脾胃；而梨洲则以经史证性命，多言义理，不尽于考证一途，故不为汉学家所推也。然因此遂谓汉学开山，皆顾氏一人之力，则终不免为失真之论耳。ｌ为此，在《 ” 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钱穆第一位论述的学者就是黄宗羲，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钱穆对黄宗羲在清代学术开山地位的肯定。其三，在乾嘉学派考证方法及成就的定位上，梁启超和钱穆对乾嘉考据学的评价也大为迥异。梁启超虽然指出乾嘉考据学的不足，如烦琐考证，以及缺少清初学者经世致用的博大气象，但对考据学的学术成果，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用ｌ多万字，近一半的篇幅进行总结，并且梁启超对他们的治学方法０大加称赞，认为清代学者治学纯用归纳法，纯用科学精神，还对其具体步骤进行分析，如首先由个别到一般的归纳法研究，然后再由一般到个别的演绎法研究，“ 凡今世一切科学之成立，皆循此步骤，而清考证家之每立一说，亦必循此步骤也。【与梁启超对乾嘉考据学的治学方法高度赞扬的评价截然不同，钱穆批评乾 ”】刚嘉考据学者只知埋首书斋，专事训诂考据，而丢掉了清初学者学以致用、体国经野的胸怀，这种局面的出现真是可悲可泣，他说：“ 清初诸老讲学，尚拳拳不忘种姓之别，兴亡之痛，家国之治乱，身世之进退。而乾嘉以往，则学者惟自限其心思于文字训诂考订之间，外此有弗敢问。学术思想之转变，亦复迁移默运，使屈膝奴颜于异族淫威之下而不自，是尤可悲而可畏之甚者也。Ｌ针对梁启�

1.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1)

学术与文化：变迁、整理与再造——读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札记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人教091 陆琦杨0901081017一梁启超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将目光投注到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即明清之际到民国初年的知识界，洞察学术演变中的潮涌和暗流，捕捉文化发展的大端与细节。

任公这一部讲义的第一节《反动与先驱》中开宗明义，指出其目的在于“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

”全书的结构就是在这一写作和讲演总目标的设定下组织、展开的。

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分十六节，计二十余万字。

通观全书，可以明显看出梁氏将十六节内容划分为相互联系的三大部分，着重论述了以下内容：第一部分，包括第一讲至第四讲，凡四节。

在这几节中，任公擎笔指向清代学术变迁与当时政治环境、社会条件变化之影响（侧重于政治方面），将三百年间的学术流变总趋势提挈明。

他指出“这个时代的学术主潮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1以及还有一个较为特殊的支流“排斥理论，提倡实践”2，认为其有着“再开出一个更切实更伟大时代的先驱”之重要意义。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最古之史,实为方志是由谁提出的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最古之史，实为方
志是由谁提出的
最古之史，实为方志是梁启超提出的。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最古之史,实为方志。

”并举例说:“如《孟子》所称晋《乘》、楚《梼杌》、鲁《春秋》,”庄子所称‘百二十国宝书’比附今著，则一府州县志而已。

”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方志起源于《周官》。

所谓周官指周朝王室的官制，后成书《周礼》亦称《周官》，宋代司马光在《河南志序》中认为，周官中的职方、土训、诵训的职掌，于后世方志都不无相似之处。

清代方志学家章家诚从“志为史体”角度出发，认为春秋战国时期那些记载地方史事的书籍，如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等，应是最早的方志。

后代许多学者也认为这些史书，类似后来地方志，具有地方志的雏形，应称为方志之源。

梁启超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

广东省广州府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今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茶坑村)人。

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

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

维新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
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自序民国二十年秋，余始任教国立北京大学，为诸生讲近三百年学术史，因撮记要指备诵览。

迄今五载，粗成首尾。

窃谓近代学者每分汉宋疆域，不知宋学，则亦不能知汉学，更无以平汉宋之是非，故先之以引论，略述两宋学术概要。

又以宋学重经世明道，其极必推之于议政，故继之以东林。

明清之际，诸家治学，尚多东林遗绪。

梨洲嗣轨阳明，船山接迹横渠，亭林于心性不喜深谈，习斋则兼斥宋明，然皆有闻于宋明之绪论者也。

不忘种姓，有志经世，皆确乎成其为故国之遗老，与干嘉之学，精气夐绝焉。

抑余治诸家书，犹多余憾。

亭林最坚卓，顾其辞荐也，则曰：「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

」二甥既为清显宦；弟子潘次耕，亲兄备受惨毒，亦俯首为清臣。

梨洲晚节多可讥。

晚村独持夷夏之辨不变，然余读其遗训手迹，缕缕数百言，皆棺衾附身事耳，独曰：「子孙虽贵显，不许于家中演戏」，则无怪后人之入翰苑也。

船山于诸家中最晦，其子则以时文名。

习斋力唱经世干济，恕谷乃为游幕。

徐狷石所谓「遗民不世袭」，而诸老治学之风乃不得不变。

继之以潜邱、西河，此国亡不复后之所谓考据学也。

复继之以穆堂、谢山，此国亡不复后之所谓义理学也。

彼其所以与晚明诸遗老异者，岂不在朝廷哉！岂不在朝廷之刀锯鼎镬、富贵利达哉！乾隆御制书程颐论经筵剳子后有云：「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谁乎？使为人君者，但深居高处，自修其德，惟以天下之治乱付之宰相，己不过问，幸而所用若韩、范，犹不免有上殿之相争；设不幸而所用若王、吕，天下岂有不乱者！此不可也。

且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

」夫不为相则为师，得君行道，以天下为己任，此宋明学者帜志也。

今曰「以天下治乱为己任尤大不可」，无怪干嘉学术一趋训诂考订，以古书为消遣神明之林囿矣。

于此而趋风气，趁时局，则治汉学者必以诋宋学为门面，而戴东原氏为其魁杰。

起而纠谬绳偏，则有章实斋，顾曰：「六经皆史，皆先王之政典。

」然为之君者既不许其以天下治乱为己任，充实斋论学之所至，亦适至于游幕教读而止，乌足以上媲王介甫、程叔子之万一耶！嘉道之际，在上之压力已衰，而在下之衰运亦见。

论清中叶学术发展的三个转向(一)

论清中叶学术发展的三个转向(一)清代嘉庆、道光之际的学术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风行一个多世纪之久的考据学风渐趋走向衰落，一个学术转向的时代悄悄来临。

清中叶学术的转向，大致说来主要歧为三途：一是今文经学的兴起，二是宋学势力的回潮，三是汉学的义理化趋向。

这三股学术势力的共同点都是反对“为考证而考证”的干嘉学风，主张学术要张扬忧患意识和救世功能，要发挥义理和经世致用。

三种学术思潮的路向不同，但都是激于干嘉学术的困境以及嘉庆、道光以来政治、风俗、国势的变化而形成的。

一、嘉、道之际考据学渐趋衰落的背景考察18世纪学术是考据学的世纪。

关于清代考据学的缘起，论者一般认为是由于清代的政治高压和“文字狱”所造成的，梁启超和钱穆都持这个观点。

葛兆光在此基础上提出：“真正造成清代学术思想失语状态的，除了政治对异端的箝制，还在于皇权对于真理的垄断，‘治统’对于‘道统’的彻底兼并，以及这种道德制高点和合理性基础被权力占据之后，所造成的士人对于真理诠释权力和对于社会指导权力的丧失。

”（注：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22页。

）本文认为，此说仍有未妥之处。

有清一代，统治者标榜程朱理学，纳道统于治统，但这并不意味着士人丧失了对“真理诠释权力”和“社会指导权力”。

中国古代学术一般都是与经世联系在一起的，即使表面看来与现实距离较远的学术，也有其经世的目的存在，倘若有不经世的学术流派那才是不可思议的。

干嘉考据学缘起于经世意图，也是中国经世学术的重要一环，其流弊所及，才成了脱离现实、炫博逞能、饾饤文字、支离破碎的书斋游戏。

清代考据学的出现除了由于政治高压和“文字狱”的顾忌，迫使士人不得不埋头学问外，大致还有如下原因：一是从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看，清初及干嘉考据学是纠宋学之弊而出现的，是对王学乃至程朱理学的反拨。

理学发展到明代可以说到了顶峰，正如黄宗羲所说“牛毛茧丝，无不辨析”（注：黄宗羲：《明儒学案·凡例》，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关于清代学术史研究的书目

关于清代学术史研究的书⽬关于清代学术史研究的书⽬（⼀）刘墨编中⽂部分参考书⽬李成良：《阮元思想研究》，成都，四川⼈民出版社，1997《北京⼤学⽇刊》，北京，⼈民出版社，1981《北京⼤学研究所国学门⽉刊》，上海，开明书店，1927《北京⼤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上海，开明书店，1926《国史列传》，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年⽉《国学⽉报汇刊》，台北，学⽣书局，1971《现代评论》，长沙，岳麓书社，1999《新潮》，上海，上海书店，1986《新青年》，上海，上海书店，1988《学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中央研究院历史语⾔研究所集刊》，北京，中华书局，1987⽩寿彝等，《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北京，三联书店，1982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78包世⾂：《包世⾂全集?⼩倦游阁集?说储》，合肥，黄⼭书社，1991 鲍国顺：《戴东原著作考述》，《孔孟学报》第59－60期，1990鲍国顺：《戴震与段⽟裁的师弟情谊与学术关系》，《中⼭⼈⽂学报》第1期，1993北京师范⼤学清史研究组编：《清史论⽂索引上编》(1644～1840)，北京师范⼤学油印本，1973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1911～1949）：综合性图书》，北京，书⽬⽂献出版社，1995蔡可园：《清代七百名⼈传》，上海世界书局，1937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北京，三联书店，1994岑溢成：《诗补传与戴震解经⽅法》，台北，⽂津出版社，1992 岑溢成：《训诂学与清儒训诂⽅法》，⾹港中⽂⼤学新亚研究所博⼠论⽂岑仲勉：《考据举例》，《图书季刊》新第5卷第4期，1944柴德赓：《王西庄与钱⽵汀》，《史学丛考》，中华书局，1979 陈旦：《清儒治⽂字学之派别及其⽅法述略》，《国学丛刊》第1卷第2期，1923陈登原，《中国⽂化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陈第：《⽑诗古⾳考》，台北，艺⽂印书馆，1967陈⿎应等：《明清实学思想史》，齐鲁书社，1989陈恒嵩：《五经⼤全纂修研究》，台湾东吴⼤学中国⽂学研究所博⼠论⽂，1998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笔、三笔》，北京，中华书局，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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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乐论部分的评述与反思（上）

171SONG OF YELLOW RIVER 2023/ 20可获得准确结果。

他视司马迁、班固之后的京房、郑玄等关于铸钟和算术的研究为欺骗之学，不值得一提。

史料显示，梁启超因此认为毛奇龄人格有缺陷，对全祖望的评判表示赞同。

“然其对于荒诞支离的旧说扫荡廓清之功，固不可泯灭。

”虽然毛奇龄的人格不足以让人信服，但他却荒诞、支离、破碎。

旧的音乐理论有着扫荡、肃清的功绩，固然不可泯灭了他做出的贡献。

毛奇龄《竟山乐录》这样写道，“先臣尝曰，乐未尝亡也。

乐者，人声也，天下几有人声而亡之之理？……人各为说，而乐遂以亡。

”⑧“乐者人声也”，毛奇龄用此观点反驳“乐亡”的错误看法。

他坚信，音乐是由人声产生，只要人还能发声，音乐就永存。

他指出，研究音乐应以声音为核心。

当众人纠结于音乐的消亡时，毛奇龄直白地批驳这观念，问道：难道有人声存且音乐消亡之说吗？他追溯“乐己亡”的观点至汉朝，批评后世对音乐的复杂论述，认为多数偏离音乐本质，充斥错误。

因此，梁启超称赞毛奇龄在纠正音乐误区中的巨大贡献。

“彼力斥前人之以五行附会乐理。

”毛奇龄极力排斥以前的人用五行来解释音乐的理论。

毛奇龄在《竟山乐录》中写道“推原元本……，名之所创。

”将乐律之数强行与阴阳五行、周天行数等相关联。

分配五行与之对应，……造就了一种音乐的缥缈玄妙。

⑨毛奇龄反驳那些将音乐与阴阳五行结合的观点，认为他们对音乐基础概念如“宫”与“商”都不清楚。

实际上，音乐与阴阳五行的关联并不深刻。

这种误导是音乐风气混乱的主因。

梁启超赞同毛奇龄的反驳，并高度评价其对音乐的贡献。

（二）对江永的评价书中乐论部分写到“慎修长于算，故以算理解乐律，多能匡正宋明人之失然乐律应否以算理解释实为先决问题。

慎修虽用力甚勤，然其截断……出西河下也，书中附会河图、五行、纳音、气节诸陋习亦不免。

”⑩“慎修长于算，故以算理解乐律。

”江永善于计算所以他以算数来解释乐律。

对于这个评价，在江永的《律吕阐微》中确有体现，原文写到，“法曰：求得袭宾倍律之率……即夹钟正律之率。

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

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引言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和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现代化。

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中国学术也开始逐渐进入现代化的轨道，这一变革对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介绍从清朝晚期到现代中国三百年的学术史。

通过对中国学术从近代以来的变迁，揭示其在社会变迁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对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影响。

第一章清朝晚期学术清朝晚期学术是中国学术进入现代化之前最后的一个阶段。

在积累了几千年的学术遗产之后，清朝时期，中国学术思想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清朝晚期学术思想主要包括“科举”、“儒家思想”和“道教思想”。

科举考试是清朝晚期学术的核心，也是政治和社会体制中的重要部分。

在这个考试中，合格的考生可以获得最高的名誉和最高级别的文官地位，成为官方的官员。

从整个政治、文化和社会系统来看，这个考试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整个清朝晚期，科举考试成为固定不变的制度，对于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作用。

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清朝晚期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承和发扬。

随着儒家思想的完全发展和改进，清朝晚期成为一个重要的思想高峰。

儒家哲学思想，尤其是传统儒家思想认为，社会的和谐和安定的最重要因素是道德和知识，而不是个人的力量。

这一思想意识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尤其是在政治和教育方面。

除此之外，道教思想也在清朝晚期得到了广泛的传承和发扬。

与儒家思想不同，道教思想在伦理、心理等方面有完整的章节和体系。

在道教信仰中，人们寻求的是自我实现、精神升华、修道成仙等。

道教思想也可以帮助个人找到更高的生命价值。

第二章近代中国学术19世纪下半叶，近代中国社会和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革和变化，这种变化和变革也影响了中国的学术和思想。

近代文化运动成为近代中国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学术的面貌。

近代文化运动的核心是反对封建主义思想和朝臣文化，提倡民主、科学和现代化的思想。

基于近代文化运动，一批新思想的代表人物，如钱玄同、胡适、严复等开始崭露头角，成为近代中国学术思想的重要代表。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绪论

之先对历须国史使家有其有深国浓
进乃亦 “ 。能惟惟 ”对对藉
现现过在实去有有乃真真可实实认之之识改认现
识在，，
昆明岩泉寺——钱穆教授著书处
1949 被迫去港
“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学生、教员、教授、技师、工程师、医生、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公务人员，都造反了，或者不愿意再跟国民党走了。”
1955年获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1960年应邀讲学于美国耶鲁大学，颁赠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 1963年，新亚书院与崇基学院、联合书院合并，共同组成后
来鼎鼎大名的香港中文大学。 1965年正式卸任新亚书院校长，应聘马来西亚大学，前往讲
学。 1967年10月，钱穆应蒋介石之邀，以归国学人的身份自港赴
当时新亚学生很少，而程度则参差不齐。在国学修养方面更是没有根基，比我还差的也大有人在。因此钱先生教起课来是很吃力的，因为他必须尽量迁就学生的程度。
有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热，他又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间空教室的地上养病，我去看他，心里真感到为他难受。我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你做吗？他说他想读王阳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务印书馆给他买了一部来。我回来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朱子新学案》 1974 《理学六家诗钞》《孔子传》《孔子与论语》
1975 《孔子略传<论语>新编》、《八十忆双亲》《中国学术通义》 1976 《灵魂与心》 1977 《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 1979 《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人生三步骤》 1981 《双溪独语》 1983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宋明理学三书随札》 1987 《晚学盲言》上下册 1989 《中国史学发微》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精彩摘录
其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
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
中国智识线和外国智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
所以道学和禅宗，可以说是宋元明思想全部的代表。
佛说一切流转相，例分四期，曰：生、住、异、灭。思潮之流转也正然，例分四期：一、启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蜕分期（异）；四、衰落期（灭）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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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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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梁启超的史学代表作，原为其任教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校时所编撰的讲义，充分阐述了清代学术的发展状况，及其在中国历史和文化发展中的价值和地位。本书共分16讲，以社会思潮、学派人物和学科发展为线索，展现了中国学术在17世纪至19世纪三百年间的变迁，内容翔实，观点新颖。在学术史的研究和写作上，本书具有开创性的价值，已成为相关专业研究者的必读书目。通过本书，读者不仅能感受到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还可全面、系统地了解清代学术，以及中国历史发展与思想文化的。
读书笔记
阅历丰富，学识渊博，又涉猎广泛，见识过人，但是书中有些话比较武断，也不太严谨。认真读了一遍，对于今后国学，研读国学著作，特别是清代学术基本状况及其流变，极有帮助。诸子百家，烂熟于胸，梁任公学贯中西，其文章如长江大河，气势恢宏，又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梁启超现在的学问博大精深，本书总结了近三百年来中国学术的成就，开启诸多学问大门。这本书把清儒的学术发展的主要脉络写得清楚明晰，文献做得实在太厉害了。再看梁任公此书，又是一番味道。一人成就之学术史，应是后来人了解、研究清学较好的初涉查阅型资料。门槛太高，第三遍拿起，还是读不下去，读不懂。《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一部影响深远的学术史名著，它将近三百年的学术变化，数以十计的学科概貌，上百种学术专著，几百位儒士学者，纵横论列，条分缕析，深入浅出，实为梁氏学术论著的代表之作。要而言之，中国智识线和外国智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

必修三模块测试(五)

必修三模块测试（五）栏目主编组编一、选择题（共30小题，每小题2分，共60分）1. 社会阶层是指社会上分成不同地位高低的阶层，如贵族、奴隶等；社会流动是指不同阶层出身者可以因为后天因素而转换成另一个阶层，如平民可以因为努力而变成官员。

社会流动变大的意思是不同阶层出身的人转换另一个阶层的可能性变大。

若用这两个概念分析春秋战国的历史变动，以下表述正确的是A.社会阶层的分级变少，社会流动则变大B.社会阶层的分级变多，社会流动也变大C.社会阶层的分级变少，社会流动也变小D.社会阶层的分级变多，社会流动则变小2. 春秋战国时诸子百家各自提出挽救时弊的主张:墨子主张国家应节俭；孟子强调划定土地疆界；商鞅主张开辟阡陌。

对于以上三位学者的主张，下列表述正确的是A．三者立论相同，都站在维护统治者利益的立场B．三者立论不同，但同样是以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做考虑C．三者立论相同，都是基于维护农民利益的立场D．三者立论不同，且不是以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做考虑3. 古代治国讲“帝道”（尧舜禹汤治理之道）、“王道”（德政）、“霸道”（法家）。

融合此“三道”思想且被当朝统治者采用的是A．孟子的民本思想 B．荀子的政治思想C．董仲舒的新儒学 D．二程朱熹的理学4. 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中曾说：“朱熹最重要也是在后世影响最广泛的著作是《家礼》。

”“朱熹对于自己提倡的理学原则如何进入生活世界是相当注意的，他反复强调这种原则在生活中的实现。

”对于朱熹的作用，作者认为A．实现了儒学的道德化改造B．实现了儒学的政治化和宗教化C．实现了儒学的世俗化和普及化D．实现了儒学的哲学化5. “孔子聚徒讲学，弟子三千。

其中不少学子贫且贱，没有社会地位。

”材料反映出孔子的教育主张是A．因材施教 B．有教无类 C．不耻下问 D．当仁不让6. 指南针作为一种古老的指向工具，对中国及世界历史的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以下情境中有条件用到指南针的是①明朝时期的郑和下西洋②南宋时期出海与外国进行贸易的商船③古希腊梭伦执政时期进行海外贸易的船队④明清时期欧洲到中国进行传教的传教士A．①②③B．②③④C．①②④D．①②③④7. 1814年11月29日，正当《泰晤士报》的手工印刷工人准备工作时，社长竟向出示了一份印好的报纸，并骄傲地对工人们说：“本期报纸在一个小时内就印刷完毕，这是印刷术发明以来的最大成就。

道咸“新学影响下的西泠印社

道咸“新学影响下的西泠印社内容提要：道咸以降，清代学术一变，国家的内忧外患促使学术界有了“变革一切”的愿望，从而形成了道咸“新学”。

它对西泠印社的建立有着深刻的影响。

本文从道咸“新学”形成的历史背景、道咸“新学”对西泠印社建立的影响及西泠印社精神对当代篆刻的启迪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分析其“变革”精神与西泠印社之间的关系，试探索西泠印社百年不衰的根本原因及对当代篆刻的重要启示。

关键词：道咸“新学”西泠印社一、道咸“新学”形成的历史背景在1923年至1924年间，梁启超开出了一门叫做“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课程，他自己的解释是，“要将清学各部分稍微详细解剖一番”。

而后，此风气蔚然而起，民初的中国许多时人动辄以“近三百年”“三百年来”的称谓来表述刚刚过去的昨天。

人们意识到思想学术到了该总结的时候了。

而之所以不叫清代学术，是因为晚明的二十年已开了清学的先河，民国的十年作为清学的结束和蜕化。

蒋维乔、钱穆、龙榆生等人的思想史、学术史以及词选，也都冠以此语。

中国传统本不强调学术分科，今日的“思想”和“学术”之分，在清人以及清代以前绝大多数历代学者心中，或根本不存在。

所以清代的学术史，同时也是思想史的必读。

清代学术历经三变，以国初、乾嘉、道咸三点分成三个阶段。

王国维对其各自特征进行了总结，即：“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

”〔1〕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的五月初十之后，天下变成了清顺治元年。

但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朝代更替，新朝的统治者是满洲人，而且北京、南京在一年之中，毫无抵抗的被唾手而得，这种刺激造成了清初的学术环境。

当时的学者虽然在阳明学的浸淫下成长，但是由于时势的突变，抛弃了明心见性的空谈，专讲经世致用的实务，他们大多为政治而做学问。

甚至宁可把“经世致用之学”托诸空言，但求改变学风以求将来的效果。

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朱舜水，便是这时候的代表人物。

所以，从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到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间，学术界被前明遗老支配着，他们对王学实行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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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第5期N o.5　2006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 nal of Sichuan Unive rsity(Socia l Science Editio n)总第146期Sum N o.146§学术史研究§道咸“新学”与清代学术史研究———《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导读罗志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成都610064)[摘　要]王国维曾以清初、乾嘉、与道咸三点将清代学术分成三个阶段,并以“务为前人所不为”来体现“道咸以后之学新”的特色。

晚清学风的明显转变影响到后来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领域里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钱穆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两书基本不出道咸“新学”之大范围,而乾嘉汉学一线的观念反受到忽视,致使我们对近三百年“学术”的认知多少有些偏颇。

他所关心的,是思想风俗与政治的关联①。

所谓中国“思想风俗一切全没有改”,颇能代表很多老民党对民国代清这一政治鼎革的整体失望,或有些“故意说”的成分。

然而张氏关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章”,却有所见。

从最粗浅的层面言,当不少人开始整体反思一个时段的往昔之时,这“一个时代”大约也就真正成为“历史”了。

与张继的观察不同,在“思想”和与其关联密切的“学术”方面,民初中国实际处在一个典范转移的时期。

最明显的一个表征,便是许多时人动辄曰“近三百年”、“三百年来”的称谓来表述刚刚过去的昨天②。

不论表述者自觉不自觉,时人有意无意间已感到思想学术等“世风”到了该做总结的时候了。

这方面梁启超仍然是开风气者,他在1923 -1924年间开出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课程,随即出版了同名的讲义③。

此后蒋维乔、钱穆、龙榆生等人的思想史、学术史以及词选,也都沿其例冠以“近三百年”④。

词选不必论,在①②③④这是那一代人常思考的问题,如梁启超便曾说,“泰西之政治,常随学术思想为转移;中国之学术思想,常随政治为转移”(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1904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38页)。

但他随后就更强调“一国之进步,必以学术思想为之母,而风俗政治皆其子孙”(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59页)。

类似的思虑曾经缠绕着许多近代读书人,从“新民”到“新文化”再到“新生活”等的持续努力与此密切相关,此不赘。

胡适就是其中的一个,他那时讲话写文章很爱使用的时代分段就是三百年,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中华书局,2006年,160-161页。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以下径引书名)。

此书较好的版本是朱维铮校注的《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中所收者,惜亦增添了少许“现代”手民之误。

蒋维乔:《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上海中华书局,1932年);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我所用的是台北商务印书馆1964年重印本);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6年)。

有意思的对比是,当年讨论政治军事外交的则常用“近三十年”、“近百年”这样的时代分段,如上海太平洋书店在1930年便出版了李剑农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后扩充为《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文公直的《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和刘彦的《最近三十年中国外交史》。

当然,这只是就倾向而言,如稍后郭湛波便有《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后扩充为《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北平大北书局,1935年)。

[收稿日期]2006-06-12[作者简介]罗志田(1952-),男,重庆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总第146期学术史思想史方面,后来影响最大而多次再版者,则为梁、钱二氏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梁启超早在1902-1904年间即著有《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其中1904年所著的《近世之学术》一部分,约占全文三分之一,已开始通论这一时段的“学术思想”[2]1-104。

1920年出版的《清代学术概论》,字数上比前论扩充一倍有余①;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不仅分量大增,立意上也稍别。

用他自己的话说:该书旨在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之所以“题目不叫做清代学术”,是“因为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经开清学的先河;民国的十来年,也可以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故“把最近三百年认做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单位,似还适当”。

因此,这“也可以说是十七、十八、十九三个世纪的中国学术史”[3]1。

从其三次论述看,最后一语看上去似乎不过由“清代”返回早年的“中国”,但前次表述时还在清季,对一般人而言“中国”与“清朝”基本就是同义词;此时则已在民国,其特意表明“不叫做清代学术”,并用西历之世纪来标举“中国学术史”的时段,在力图表述得更“科学”的同时,多少也有些“去清朝化”的涵义在;与近年西方汉学界特别强调“清朝”的“非中国”特色,看上去适成对照,背后的思虑或也有相通之处。

梁启超三次论述的另一变化,即其最初所论是“学术思想”,后两次则仅言“学术”,而不及“思想”。

其实他三次所论述的,如其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除具体人、事的去取有差异外,根本观念无大异同[4]1;三者的研究对象基本是一回事,可见明显的继承关系。

则晚年梁氏仅言“学术”而不及“思想”,固可能有更加“精密准确”的自觉意识在,但若说其心目中“思想”与“学术”的关系密切到几乎可以混为一谈或融于一炉的程度,大概也差不多②。

中国传统本不强调学术分科,今日所谓“思想”与“学术”之分,在清人以及清代以前绝大多数历代学人心中,或根本不存在。

故梁启超和钱穆的两本同名著作,一般被视为既存关于清代“学术史”最权威作品,但同时也是清代“思想史”的必读书;若依今日的后见之明看,或许还更多是思想史著作。

如李学勤先生以为梁启超书基本是学术史,而钱穆书“便实际上是思想史,而且主要是哲学史”③。

有意思的是,陆宝千先生晚近所著的《清代思想史》共八章,其以“思想”名者仅二,以“学”名者凡六④;故其全书虽以“思想史”名,却明显继承了梁、钱二氏的“学术史”取向,颇值玩味。

可知20世纪思想史与学术史著作的“沟通”渊源甚早,影响也相当深远。

马克思主义史家侯外庐关于这一时段学术思想的研究是另一个明显的例子,侯先生先出版了两大本《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⑤,其书名与梁、钱二书接近。

其后此书屡有改易,然1949年后各版本虽多在前书的基础上改写,却明显越来越偏重于接近“哲学”一线的“思想”,而原较注重的“学说”反倒淡化了(这或许是受到苏联学术倾向的影响);后出各衍生版皆无“学说”二字,多称为“思想史”,甚至有径名为“哲学史”者。

如195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便是在前书基础上补充修改而成,不过略去了鸦片战争以后的原第三编。

这一修改本后来成为侯先生主持的多卷本《中国思想通史》中的第五卷。

侯先生晚年回顾该卷的修订说他“主要着力于增补鸦片战争前清代社会史的论述:十七世纪启蒙思想之赖以产生的社会经济关系、阶级关系的背景,以及十八世纪汉学兴起和十九世纪上半思潮变向的社会根源”[5]。

·6·①②③④⑤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按《近世之学术》约25,000字,《清代学术概论》则已略超过55,000字。

梁启超早年在与人讨论时,似乎以为若写“哲学史”便当选择性地论述那些“完全”而“有条理”的思想,若讨论“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则必须述及所有“在其时代占势力”而“可以代表一时代一地方之思想者”,而不必计其优劣。

则其论“思想”或更重其社会影响。

参见梁启超:《〈周末学术余议〉识语》(1902年),《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夏晓虹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04-105页。

李先生的原话是:“梁任公的《清代学术概论》,以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真是覆盖了中国学术的方方面面,使我们看到学术史应当是怎样的规模。

后来的一些书,包括大家熟悉的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便实际上是思想史,而且主要是哲学史了。

站在今天的高度上,接续梁启超的学术史研究事业,是当前学术界应该承担的责任。

”参见《怎样重写学术史(笔谈)》,《文汇读书周报》1998年10月3日,5版。

我所用的是台北广文书局1983年3版。

原名《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重庆三友书店1944-1945年初版;我所用的是上海生活书店1947年修订版,上下册。

2006年第5期罗志田:道咸“新学”与清代学术史研究197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侯外庐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所论时段从鸦片战争前夕的龚自珍思想到五四时期。

1993年侯先生去世后,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由黄宣民校订的侯著《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内容基本是原来《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被略去的第三编。

后者不仅在书名上从“哲学”回归到“思想”,且开篇即论康有为,黄先生以为体现了侯氏独特的历史分期观点,即学术思想史的分期和社会、政治史可以有不同,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标志的中国近代史可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作为开端,而具有近代意义的早期启蒙思想史可以上溯到明清之际,完整意义上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则应该从康有为开始①。

然而,部分或因其后来偏重“哲学”的倾向,侯书各版在近世学术史领域的影响不甚显著(以下所说的“学术史”,基本在前述与“思想史”互通的意义之上)。

最明显的例子是同样以马克思主义取向治清代学术史的陈祖武先生到20世纪末尚不甚注意侯先生的著作,他在1995年总结近人治清代学术史的成绩说:近人治清代学术史,章太炎、梁任公、钱宾四三位大师,先后相继,鼎足而成。

太炎先生辟除榛莽,开风气之先声,首倡之功,最可纪念。

任公先生大刀阔斧,建树尤多,所获已掩前哲而上。

宾四先生深入底蕴,精进不已,独以深邃见识而得真髓。

学如积薪,后来居上。

以此而论章、梁、钱三位大师之清代学术史研究,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总其成者无疑当属钱宾四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