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分工的起源和制约-从斯密困境到广义斯密原理＊

劳动分工的起源和制约－从斯密困境到广义斯密原理＊　

陈平　

经济学（季刊），　第１卷，第２期（２００２年１月）

摘要　

“斯密困境”指斯密理论（看不见的手）与斯密定理（劳动分工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不能兼容。本文用生态文化的非线性动力学模型描写市场竞争和劳动分工。斯密困境可以用稳定性和复杂性之间的消长关系来解释。“广义斯密原理”，即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资源种类，和环境涨落的三重限制，可解释历史上劳动分工发展的多样性。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德克萨斯大学普里高津统计力学和复杂系统研究中心。

通信地址：北京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100871, 电话：(010) 6275-4801, Email: pchen@. 本文为严复翻译亚当・斯密《原富》百年纪念而

作。感激　Ｉｌｙａ　Ｐｒｉｇｏｇｉｎｅ　教授对我一贯的支持和放任，使我在严谨学府中有难得的自由度，得以专心研究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我衷心感谢Ｋｕｒｔ　Ｄｏｐｆｅｒ　教授允许我使用剑桥出版社即将出版的《经济学的演化原理》一书中本人撰稿的部分内容。感谢Ｐｅｔｅｒ　Ａｌｌｅｎ，　Ｋｕｒｔ　Ｄｏｐｆｅｒ，Ｊａｍｅｓ　Ｇａｌｂｒａｉｔｈ，　Ａｎｄｒｅｗ　Ｒｅａｔｉ，　Ｗａｌｔ　Ｒｏｓｔｏｗ，　Immanuel Wallerstein，黄宗智，孙广镇，林毅夫，杨小凯，和已故的Ｈｅｒｂｅｒｔ　Ｓｉｍｏｎ　给我的极富启发的讨论。最后，作者对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会对我工作的资助表示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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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１）引论　

（２）资源限制，市场份额，和一维逻辑斯蒂增长模型　

（３）资源重叠，动态均衡，和二维竞争模型　

（３．１）　竞争排除原理，种群数和资源数相等的佯谬　

（３．２）　产业革命和成长阶段　

（４）面临新技术和新市场时的文化倾向－　风险偏好的一维参数　（４．１）资源节约型文化，资源消耗型文化，和乔努－沃乐斯坦佯谬　（４．２）环境涨落对市场广度和稳定性的影响　

（５）学习竞争，劳动分工，和多元社会的稳定性问题　

（５．１）赶超战略和熊彼特的创新精神　

（５．２）竞争共存的条件和复杂系统的多样性　

（５．３）复杂性佯谬－复杂型和稳定性的消长（ｔｒａｄｅ－ｏｆｆ）关系 （５．４）复杂系统和转型经济　

（６）劳动分工的三重制约和广义斯密原理　

（６．１）企业规模递增的内在制约－复杂性引起的结构不稳定性　（６．２）文化倾向，韦伯命题，和李约瑟问题　

（６．３）社会演化，亚稳态，和开放系统　

（７）结论：劳动分工发展的复杂性和社会演化的多样性　

致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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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引论　

今年是严复翻译亚当・斯密《原富》的一百周年纪念。严复的工作标志着中国近代经济学的开端（斯密著，严复译，　１９０２）。　

亚当・斯密的研究是从劳动分工的意义和机制开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高度评价了劳动分工﹑机器生产﹑和世界市场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　１８４８）。中国发展劳动分工的历史也很早。例如，中国使用纸币的历史就早于西欧。但是，除了英国和美国的发展道路比较接近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主张之外，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德国﹑日本，和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如苏联﹑中国，都在不同程度上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即“看得见的手”。从五四运动到改革开放前的长时期中，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怀集中在探讨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富国强兵之道上，对劳动分工发展的意义和途径很少注意。大萧条后产生的凯恩斯经济学派也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大大加强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政府的局限才逐渐为各国认识。各国竞相发起减少政府干预，加强市场竞争的改革，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对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的兴趣。我们不仅要问，为何各国劳动分工发展的道路会有如此大的差距？从早期农业社会的劳动分工，到通向产业革命的道路，劳动分工的机制和制约究竟是什么？　

两个历史问题吸引了我们对一个理论问题的注意：一是为什么资本主义起源于西欧而非中国或其他文明？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问题；二是为什么中国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传统如此深厚，直到文化革命毛泽东还要提倡“五七道路”，要求每个人“亦工亦农亦军”，试图挑战劳动分工的世界潮流？　

这两个问题都和我们着重要讨论的第三个问题相联系，即斯蒂格勒发现的斯密困境。亚当・斯密有两个著名的理论：一被称作“斯密理论”（Smith Theory）“看不见的手”，即完全竞争的的市场；另一个是所谓的“斯密定理”（Smith Theorem），即劳动分工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Ｓｍｉｔｈ　１７７６）。问题是接近市场极限时就产生垄断，而垄断和“看不见的手”是对立的。这就是斯蒂格勒指出的“斯密困境”（Smith Dilemma），即斯密理论与斯密定理两者不能兼容（Ｓｔｉｇｌｅｒ　１９５１）。这三个问题的核心是劳动分工的机制和约束问题。　

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马歇尔曾经指出，经济学更接近于生物学而非力学；但是生物学比力学复杂，故只好采用力学的类比，但要牢记生物学的观念（Marshall 1920）。三十年代开始的数理经济学，曾经同时借鉴了力学和生物学的两种形式：力学借用了哈密顿体系 (Hamiltonian system) 的优化形式；生物学则采用了理论生态学的动力学方程，包括逻辑斯蒂(logistic) 模型和Lotka-Volterra模型。哈密顿体系在描写斜率为负的需求曲线上获得广泛应用，成为微观价格理论的基本模型。企业和社区劳动分工的规模可能受到交易成本和协作成本的限制（Yang and Borland 1991，Becker and Murphy 1992）。但是优化模型的特点是演化的单向性，难以解释环境涨落下多样演化的现实。用知识积累导致的规模递增来解释劳动分工的动力，忽略了技术革命的新陈代谢过程(Arrow 1962, Romer 1986)。不考虑环境涨落的不确定性，就会把劳动分工看成平滑的增长过程，这就无法理解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和企业家精神，以及产业的生命周期和经济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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