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的悖论_可译与不可译

作者简介:杨衍松(1935—

),教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俄汉语言文化对比收稿日期:2000.03.15

2000年第9期

总第137期

外语与外语教学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2000,№9Serial №137

古老的悖论:可译与不可译

杨衍松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长沙　410081)

提　要:翻译是一个充满悖论的领域。可译性与不可译性就是其中一对古老的二律背反的命题。这一悖论既导源于

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同时又植根于民族语言与文化的差异在翻译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矛盾与困难之中。

关键词:悖论,可译性,不可译性

Abstract :Translation is a field full of paradoxes and translatability or untranslatability is one of them.This paradox originated in idealistic agnosticism ,and also rooted in the inevitable contradictions and difficulties arising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and caused by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national languages and cultures.

K ey words :paradox ,translatability ,untranslatability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38(2000)09-0051-03

纵观几千年中外译史,众多的译论家从不同的观点与视

角出发,总结翻译的经验,描写翻译的过程,揭示翻译的实质,详述翻译的得失,探讨翻译的规律,也就形成了关于翻译的不同的界说、模式与学派。他们对于翻译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困惑与无奈,各抒己见,提出了许多互补互济或者针锋相对的妙论或悖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部翻译理论史实际上就是对翻译这一充满矛盾的语言与文化的奇异活动的一场漫长的论战。

翻译是一个悖论迭出的领域。在诸多悖论中,可译与不可译是一对古老的二律背反的命题。几千年的世界文明史不容置辩地证明:翻译在增进不同民族的了解与交往,推动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借鉴,促进民族语言的丰富与发展,加速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繁荣等等方面,起着无法估量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尽管如此,古今中外仍有不少的学者、作家或思想家,甚至于本人就是译著等身的翻译家,却对翻译的真实性表示这样或那样的怀疑与困惑,甚至断然否定可译性的论断。

考察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关于翻译的种种悖论,实际上就是对人类思想史的一种解读。古代意大利的先哲们曾经断言说“翻译者即叛逆者”,开不可译论之先声。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诗人但丁(1266—1321)在《飨宴》里首次提出文学作品不可译的见解,认为“任何富有音韵和谐的作品都不可能译成另一种语言而不破坏其原有的全部优美与和谐”。16—17世纪之交,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1547—1616)在《堂・吉诃德》一书中,借主人公之口把翻译比喻为从反面观赏佛拉芒毯,图案轮廓固然可见,但是正面那清晰、平整与斑斓的色彩则全然不见了,从而道出了作家对翻译的真实性的明显的怀疑。类似的

观点也在法国启蒙运动的先驱者们那里获得了回应。伏尔泰(1694—1778)曾经说过:“翻译,增加一部作品的错误并损害它的光彩。”而狄德罗(1713—1784)则表示,各种语言结构上的差异使翻译原则上不可能,因为“某种语言独有的境界本身即语言的精髓,总是要失掉的。”18世纪末,德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威廉・洪堡特(1767—1835)说:“在我看来,任何翻译毫无疑问都是试图完成无法完成的任务,因为每个译者必然要撞到两个暗礁中的一个而碰得头破血流;或者过分囿守原作而损害本国人民的审美习惯和语言,或者过于照顾本国人民的特点而损害了原作。要找出某种折衷的办法来不仅困难重

重,而且简直是不可能。”([1]Фёдоров,1983,31)可以说,这是

比较完整而详尽地表述不可译论的具有代表性的论点。另一位德国语言学家兼翻译家施莱格尔(1767—1845)则更为直截了当地说:“翻译好比一场拼死拼活的决斗,最后遭到失败的若不是译者,就一定是原作者。”19世纪的俄国语言学家波铁尼亚(1835—1891)认为,由于不可能翻译各个词的全部意义和形态特征,因而也不可能翻译这些词的组合。而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1866—1952)更是一语惊世,说“翻译好比女人,忠实的不漂亮,漂亮的不忠实”,把翻译的形式与内容、通顺与忠实之间的矛盾全然对立起来。

还有一些不可译的论点是针对译诗而言的。英国著名诗人雪莱(1792—1822)断然否定诗歌的可译性。他说:“译诗是徒劳的,把一首诗作从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犹如把一束紫罗兰扔进坩埚里,试图由此欣赏到它们原有的色调

和芳香来,实属不智也。”([2]Флорин,1983,50)美国诗人弗罗斯特干脆声称,译诗就是“在翻译中失掉的东西”,偏激之论,达于极致。

无独有偶,在我国漫长的译史上类似的不可译之说也是屡见不鲜,代有传人。早在佛经翻译时期,老子所言“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之说就在译界流传,而后世克罗齐之言与其可谓殊途同归。后秦的译经大师鸠摩罗什译经达300余部,深知译事的艰辛,却告诫世人说:“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他在我国译史上首度提出了翻译“失味”与文体、风格不可译的观点。宋代名僧赞宁借助比喻表示:“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这与唐・吉诃德之言可说是异曲同工。到了近现代,随着翻译研究的深入发展,可译与不可译问题依然是译界争论不休的命题。周煦良先生在《翻译三论》一文中坚持认为“风格是无法转译的”,因为“翻译的媒介是语言,这等于用铅笔或钢笔临摹水墨画,怎样能反映出原作的风格呢?”至于诗歌的可译性问题,不少译论家若不是断然否定,至少也是持相当的保留态度的。金岳霖先生就曾以委婉的口气说:“诗差不多不能翻译。”王若谷先生在《译诗漫谈》中表示:“诗,严格说来是不能翻译的,尤其是真醇的好诗,经过翻译,必然会使原作的诗味、韵味有所损失。”王以铸先生则写有专文,论述“诗之不可译”的观点。而周作人先生几十年前不仅坚持“诗是不可译的”,而且揶揄说“只有原本是一首诗,其他的任何译文都是塾师讲唐诗的解释罢了”。

以上所引仅仅是关于不可译观点的十分简要的介绍。古今中外竟然有如此之多的哲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和译论家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里,表示怀疑乃至绝对否定翻译的真实性,的确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和深入探讨的命题。从几千年的中外译史看,大多数翻译实践家和理论家都拒绝不可译论,认为它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既无视翻译的作用与价值,也堵塞翻译的创造与发展,并运用现代科学的成就,揭示不可译论源于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而其方法论则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性与绝对化。

诚然,18世纪的威廉・洪堡特及其弟子们的语言观是建立在神秘主义哲学观的基础上的,他们认为语言乃是“民族精神”直接的非理性的反映,在另一种语言中是无法找到对应物,由此得出翻译是你死我活的“决斗”和“触礁”之说。([3]Швейцер,1988,100)19世纪意大利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克罗齐笃信“直觉”在人的意识中起着主导的作用,因而把翻译比做是“漂亮的不忠实,忠实的不漂亮”的女人,也就不足为奇。另一个唯心主义哲学家秦梯利(1875—1944)认定只有行动思维过程是“唯一的实在”,所以他断言“从来就不曾有过翻译”。而同时代的西班牙唯心主义哲学家奥尔特加・伊・加塞特(1883—1955)则宣称:“人所从事的一切都是不可实现的”,因而翻译是“乌托邦的无望的努力”。([4]Лилова,1985,152/153)以上所述断然否定翻译的可能性的论调皆盖源于否认物质世界的客观性与可知性的唯心主义的哲学观,这是没有疑义的。

然而,对于翻译的真实性和可能性提出异议、怀疑或者否定观点的,并不仅仅限于唯心主义者,也还有文艺复兴的才智之士、启蒙运动的先驱者(如法国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狄德罗等人)以及近现代许多具有先进世界观的知名学者和思想家。显然,我们不能以“唯心主义”作简单的判定。所持的“不可译”观点,是绝对的论断,还是相对的辨析,是针对整体而言,还是仅就局部而论,应该加以区分,并对各种不同的“不可译”之说产生的历史条件、所指内容和实在理据作深一层的思考和剖析。

《圣经》、佛经和其他宗教书籍的翻译,开西方与东方译史之先。翻译的作用是将神的旨意传达给平民百姓,译者作为神意的代言人对于宗教圣书不能不诚惶诚恐,顶礼膜拜,翻译时只好逐词对译,亦步亦趋,犹恐亵渎神意。在宗教愚昧的时代,先哲们提出“翻译者即叛逆者”的责难,无疑是针对当时的“奴隶式的忠实”的译法的抨击。在古希腊、罗马时代,罗马人征服了希腊,出于强权统治的需要和强烈的优越感,把外国作品也当作文化“战利品”而肆意篡改其内容和风格,以显示自己的语言和文学的优越性。随后,古典主义思潮风行于英、法等西欧各国,译家们随心所欲地对待古希腊、罗马的文学作品,将它们的内容、风格和艺术手法等等,都改译成合乎本国人民的文学传统与欣赏口味。古罗马名诗人但丁提出“文学作品不可译”在先,塞万提斯关于“从反面观赏佛拉芒毯”之喻随之,以及洪堡特所说“两个暗礁”之说在后,在当时语言学及相关学科尚处在混沌、萌芽的时期,并非无的放矢的空泛之论,而是实实在在地揭示了翻译这一换易言语的活动所必然遭遇的诸多矛盾、难题与困惑,就其摆脱对语言和翻译的粗浅、幼稚的看法而言,无疑是一大进步。以我国译经大师鸠摩罗什来说,他通晓双语,深知语言的差异带来的译事之艰难,面对言语换易中不可避免的“失味”,故生出“有似嚼饭与人”的喟叹。这话虽然含有不可译论的味道,但在当时人们对语言和翻译的实质认识还很幼稚、简单的历史条件下,这位译经大师至少先于同时代人洞察到了这样一个真理:翻译不是万能的,而是有限度的。

至于诗歌的可译性及其限度,从古到今,两种对立的观点争执不休,历久不衰。因为诗歌的美质是附丽于民族语言的形式上的。诗歌不同于其他文学体的特点,就是极大地依赖于民族语言的内在品格,即由独特的节奏、声调、韵律等构成的音韵美。译诗,改变了原诗的外在语言形式,其内在的音韵美也就随之失落,必须“借体还魂”,在译诗的内外统一体中再现原诗的意境与神韵。译诗实质上就是用译语创作另一首诗,以代替或体现原诗。译诗和原诗是否具有同一性和真值性呢?可译论者曰:然!不可译论者曰:否!可译论者认为,译诗不仅在内容、意境上可以等值转换,而且形式、音韵上也可以找到对应物,例如外译汉时“以顿代步”,汉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