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研究的建筑学意义

书评 BOOK REVIEW

城市研究的建筑学意义

李华

ABSTRAC T/ Through a close reading of the 2nd

issue of Studies of Architecture & Culture, especially the researches of American cities conducted by the Venice School,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actice of urban renovation under the auspices of ideology and the practice of architecture from the viewpoint of “idea-reality”, and points out that architecture has its own and an autonomous space mediated between ideology and practice, and the signifi cance of urban studies to architecture.

KEY WORDS/ Urban studies, Architecture, Venice

School

摘要/通过对《建筑文化研究》第二辑，尤其是对威尼斯学派的美国城市研究的解读，从“观念－现实”的角度，考察了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城市更新与建筑实践的关系，并指出在意识形态与建筑实践之间存在的一个中介的、建筑学可以作为的自主空间，以及城市研究之于建筑学的意义。

关键词/城市研究 建筑学 威尼斯学派

“随着未来经济模式的变异是否也会引发城市化进程的自我变异，从而给建筑学带来新的希望？”

—丁沃沃，

《建筑学与城市化—读“走向群岛形态”》城市，是当代建筑学无法回避的议题。然而，对建筑学来说，城市却是一把双刃剑。对城市问题的关注，使建筑学本身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通过城市研究、对城市问题的关注，建筑学在不断拓展自身的知识边界，和介入社会实践与文化构筑的能力；而另一方面，显而易见的是，城市问题的复杂程度和涉及的广度，已超出了建筑学学科自身所能涵盖和解决的范围。现代主义在城市问题上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建筑问题，而是社会、政治、经济、历史及文化等诸多因素的交织。可以这样说，现代主义建筑在城市问题上的失败，恰恰说明了建筑学本身的局限，或者更准确地说，以建筑解决城市问题的局限。局限本身并不是问题，每个学科和职业都有自身无法逾越的边界，问题是，城市研究对建筑学的意义是什么？

本文最开始引用的提问，来自南京大学建筑学院编辑出版的《建筑文化研究》第二辑：“威尼斯学派与城市”。这个设问是本专辑的最后一句话。以问题而不是结论作为本书的小结(编者前言中所称)，无论是有意还是偶然，都意味深长。事实上，这个设问本身恰恰可以作为我们阅读这本书的一个线索：城市发展和城市观念的变迁与建筑的关系。

《建筑文化研究》第二辑分为3个板块：“威尼斯学派与城市”、“城市史：东方与西方”、“书评与评论”，共收录文章11篇。但就内容而言，威尼斯学派的城市研究是本书的核心，全书11篇文章中有8篇与之有关，其中5篇来自威尼斯学派的4位巨匠：马西莫・卡西亚里(Massimo Cacciari)的“大都市”、曼弗雷多・塔夫里(Manfredo Tafuri)的“杰斐逊的灰烬”、弗朗切斯科・达尔科(Francesco Dal Co)的“从公园到区域：进步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城市的革新”(下称“从公园到区域”)、乔尔乔・丘奇(Giorgio Ciucci) 的“农耕理想的城市与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广亩的起源与发展”(下称“农耕理想的城市”)和他为“美国城市—从内战到新政”(下称“美国城市”)写的前言。另外3篇，罗伯特・C. 旺布利(Robert

C. Twombly)的“社会主义视野下的资本主义城市”是对《美作者单位：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南京，210096)收稿日期：2012-01-10

《农耕理想的城市》和达尔科的《从公园到区域》，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1)。他们与丘奇等所撰写的《前言》均出自1973年出版的《美国城市—从内战到新政》。这本书是威尼斯学派1960

1970年代城市研究的成果之一，集合了4位成员

4个不同的研究。除了丘奇和达尔科的长文外，另外两篇分别是马里奥 ・ 伊利亚(Mario Manieri Elia)的《走向“帝国之城”：丹尼尔・哈德森・伯纳姆和城市美化运动》和塔夫里的《祛魔之山：摩天大楼和城市》。虽然这几个研究的视角和主题不同，如书名所示，都有一个共同的关注时段和区域：1860年代到1930年代的美国城市。这个时期正是美国在资本主义体系驱动下，工业城市急剧扩张，历经数次经济震荡，最终步入大萧条的时期。“在美国80年代2)，都市化第一次成为国家生活的控制性因素。正如种植园是战前南方体系的代表产品以及小农场之于北方农业体制一样，城市是新工业主义的极高成就。”[1] 61这一时期的都市化，不仅表现为城市面积和人口数量的增加，而且是一次本质上的裂变，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城市—“大都市”(metropolis)。大都市，以马西莫・卡西亚里的定义，是 “社会关系理性化过程的一般形式”[1] 17，具有精神而非个人的客观理性。它与传统城市的区别，不在于规模的大小，外观的改变，而是社会关系和运行机制的根本性不同。这种根本性的不同，不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问题，也催生了新的城市结构、观念、实践，以及各种城市管理的工具和技术。“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通过对城市结构的制约开启了巨大的转变过程，正是这些联系3)使建筑和城市规划方法成为转变的工具。”[1] 380而威尼斯学派的研究任务之一，就是以新的方法阐释这个转变的过程和趋势，以及“这些转变对知识生产所施加的影响”[1] 380 —包括建筑的和城市规划的知识。

从传统城市到大都市，几乎是每一个经历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都无法回避的裂变。但这种裂变在不同文化中的体现与反应却不尽相同。与有着深厚城市传统的欧洲相比，由于美国历史的特殊性，其资本主义的城市扩张更为迅猛，裂变更加醒目，矛盾也更加尖锐：乡村的衰落，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城市对自然的侵害，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道德体系与社会组织的崩塌，以及新的生产方式所带来的土地问题、环境恶化、生活方式的改变等。几乎不可避免的，城市被看成是这些问题产生的源头和温床，各种反城市的观念与实践应运而生。国城市》的书评，胡恒的2篇文章，“威尼斯学派的城市研究”追溯了威尼斯学派形成的历史和城市研究的背景与概况；“威尼斯之梦”是对塔夫里《计划与乌托邦》的书评。

其他3篇文章虽然不是关于威尼斯学派的，却各有深意。彼得・L. 劳伦斯(Peter L. Laurence)的“城市设计的死与生—简・雅各布斯、洛克菲勒基金会及其官员城市主义的新研究，1955

1965”，在时间上，是对威尼斯学派的美国城市研究

的一个延展，而在方法上，提供的是不同的研究路径和切入问题的角度。萧玥的“《考工记》，归去来兮”是对中国、日本和美国学者有关中国城市历史研究的研究，思考的是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的研究方法和路径。丁沃沃的“建筑学与城市化”是对皮尔・维托利奥・奥雷利 (Pier Vittorio Aureli)的长文“走向群岛形态”的解读。奥雷利是意大利年轻一代颇为活跃的建筑理论家和建筑师，曾就读于威尼斯建筑学院，在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做博士论文研究，现于英国建筑联盟证书学院(AA Diploma School)担任一门理论课的主讲老师，和一个设计教学单元的课程主持。虽然很难说奥雷利与威尼斯学派有直接的承传，但其对城市化、政治关系与建筑形式的考量，显然是当代建筑、城市研究对威尼斯学派的一种回应和发展。

因此，作为一本文集，本书既包含了时间的跨度—从1970年代到当代，也涵盖了不同的范畴，从哲学理论、城市史研究，到与城市相对应的建筑形式思考。如果说时间是检验文本价值的试金石的话，那么范畴的广度为我们切入城市/大都市问题，提供了具有一定深度的不同视野。尽管如此，本书有其自身围绕的核心：“观念(意识形态)—实践”之间的关系。值得说明的是，这里说的实践并不囿于具体的建造或某种特定物质形态的形成，而是指人有意识地阐释和构筑城市的活动。

“我们的研究中得出的最重要的事实，是意识形态与文化被直接变换为技术并运用，即使是在意识形态最退化、文化最弱、技术也最不显著的地方。在美国社会中，从想法到应用所需的时间大大短于其在欧洲资产阶级文化中的关键时期所用的时间。在我们看来，对这一短暂时间跨度的理解要比写一部综述性的美国城市史有更为重要的贡献。”

—《美国城市—从内战到新政》前言

无论从内容还是篇幅上说，本书中的两篇长文，丘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