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杜甫诗歌的主导风格

浅论杜甫诗歌的主导风格——沉郁顿挫一、杜甫的身世及其坎坷的人生境遇唐王朝历史上一个空前繁荣昌盛的朝代，在经历过几百年风光华丽后，终于在风雨飘摇中，渐趋步入沉堙没落的局面，也许时势会呼唤和造就英才，在那么一个特殊的环境下，便涌现出了一个心怀祖国，关心民生疾苦，有着远大理想抱负而又命运坎坷的伟大诗人——杜甫。

杜甫用他那敏锐的眼光，从特定的视觉角度关注国家命运、人民命运和社会命运，用他那无限的热情和悲悯的情怀以及饱含深情的细腻笔触描写出一幅幅壮阔而又深沉的社会生活画卷。

终其一生，杜甫能紧扣生活急速变化的时代脉搏，以其坎坷的人生阅历，高度精湛的诗艺技巧，系满腔热情于国于民，从而形成了博大精深的诗歌思想内容，凝重深沉的感情境界，百转千回的表达方式，谨严铿锵的格律音韵于一炉的“沉郁顿挫”的鲜明艺术风格，既而登上了现实主义诗歌艺术的颠峰，并成为世人尊崇的伟大现实主义诗人——诗圣。

杜甫从小出身于儒学世家，有着深厚的儒学正统教养，少时他便接受了儒家“修齐治平”的传统思想，在他那幼小的心灵上早早地就萌生出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人生念想，但现实与理想往往差距很大，残酷的社会现实，最终无情地揉碎了他的人生梦想。

天宝六载的考试，在奸相李林甫的全权操纵下，最终以“野无遗贤”为名拉上了可耻的帷幕。

时代埋没了一个从小便致力于为国为民服务的圣贤君子，致使满怀远大抱负的杜甫蒙羞受辱，落拓于长安，并从此过上了极其困顿的潦倒生活。

可正所谓祸不单行吧！几年后“安史之乱”爆发，诗人颠沛流离，饱经乱离之苦，险贼长安，亲眼目睹了“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亡国景象，深深地体味到了沧海桑田的巨变给人民心灵带来了难以弥补的创伤，从此，诗人转徒流宕，漂泊西南，终于穷愁客死于他乡。

杜甫虽是一介布衣，但却能站在时代的高度和社会的最前沿，去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关注人民的生存状态，并满含血泪地去歌吟社会、颂唱人生。

从他那流淌的文字，我们可以感知到一个时代的苦难，也能触摸到一个本应儒弱者的良知和勇气。

二、沉郁顿挫这一风格的基本确立及其特征“沉郁顿挫”是杜甫对自己创作主导风格的一种描述，其《进雕贼表中》说：“臣之述作，虽不是以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杨雄枚皋之流，庶可跂及也！”尔后，当他经历了战争离乱，饱尝了人民生活的艰辛，在诗中流露出难以抑制的悲沧情怀。

于是，他的诗歌创作日趋成熟，至此，杜甫诗歌的主导风格用“沉郁顿挫”几字来概括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沉郁顿挫”表面上是情感的深沉郁结，主要表现为节奏的抑扬起伏和盘曲转折，但它不光涉及诗歌的外在结构，还涉及到诗歌的内部结构，且其内部结构沉重的充实感，以及外在结构上有控制的骚动感和弹性。

其中，“沉郁”是指文章思想内容和内涵的深沉蕴藉，“顿挫”是指声调抑扬有致，而“沉郁”又另有沉闷忧郁的意思，是指作者情感的郁结，借助一种欲言又止，然不言不吐不快的有节奏、有韵律的表达方式加以渲泄和吐露，从而有了杜诗忧愤深广，潜气内转，抑扬顿挫和格律严谨的特点。

三、“沉郁顿挫”这一风格在杜诗中的具体表现1、情感内容方面的表现：（1）、广阔而深入地描写了苦难的社会生活杜甫出身世代“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儒学世家，良好的家庭氛围和正统的儒学家教，从小便教化和儒染了他稚嫩的心灵，让杜甫的心田中扎根下了关注社会，关注人生的优秀品质，他怀着悲愤沉重的心情，用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描绘出了当时那个动荡不安、万方多难的社会生活现状。

“安史之乱”爆发，给原本根基动荡的唐王朝以沉重的打击，也给社会和人们的生活带来无比巨大的灾难。

诗人站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高度，心怀关心民生疾苦的民本思想，为国家和人民痛心，他时刻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关注着社会的变化，并用沉重的心情，记录了这一社会灾难。

《三吏》、《三别》是这期间一组最具代表性的反映唐代内乱真实情况的乐府诗。

据历史史料记载，乾元二年，唐军九节度使在邺城围攻安史叛军，由于肃宗对郭子仪用兵心存戒虑，未设统一指挥，致使唐军群龙无首，从而导致邺城之战以唐军大败而结束。

杜诗中有诗句：“东京士民惊骇，散奔山谷，留守崔圆、河南尹苏震等军，南奔襄阳，诸节度使各自溃归本镇，士兵所过之处剽掠，吏不能止，旬日方定。

”便记录了当时这一历史事件。

但真实情况远不止与此，事实上，由于邺城兵败，唐军兵力锐减，必须迅速补充兵员，于是，肃宗使开始了毫无节制和章法的征兵活动。

于是士卒和官兵到处抓丁拿人，无论男女老幼，但凡有用得上的人便成了应征的对象，一时之间，全国上下完全笼罩在阴云密布之中，百姓日夜闭门，足不敢出户，人心惶惶，整个社会出现了十分严重的扰民害民现象。

而这时的杜甫，刚好由洛阳回华州住所，耳闻目睹了邺城惨败后，人民落难的痛苦情状。

因而，他用高度提炼的手法，十分概括地反映了当时残酷的社会现实。

这组诗歌有写地方官吏点征中男的《新安吏》，有写妇人深夜被抓的《石壕吏》，有写新婚男子被抓的《新婚别》，有写老者投戎从军又无奈激昂情怀的《垂老别》，有写第二次被征入伍的士卒可悲、凄凉身世的《无家别》。

可以这么说，杜甫是从多方位、多角度地，广阔而深入地反映了战争的灾难，朴实而悲痛的语言中传达着那个动乱年代的时代悲剧。

在平凡朴实的字里行间，透露出史诗般的力量。

（2）、入情入理地描写了深刻的人生体验同许多有志之士一样，在青春年少时期，杜甫曾有过鲲鹏展翅般远大的社会理想。

他想跻身官场，用自己的人生，用自己毕生的才华，服务于那个让他为之振奋和骄傲的时代。

但现实给他当头一棒，由于当时权奸当道，忌能妒贤，排斥能者，帝王又昏庸无道，不识贤良，以致于他空有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能识，却为社会所不容，致使英雄折腰，虎落平原遭犬欺。

在多苦多难的五味人生中，杜甫体味到了太多太多的人间辛酸。

困居长安是杜甫最屈辱的时期。

由于奸相李林甫主持了那场滑稽而又丑态的考试，杜甫被排斥在贤者之外，开始了他悲苦坎坷的生活。

他在贫苦落魄中失望，在失望中倾诉了自己屈辱而又无奈的生活：“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

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

残杯和冷炙，到处潜悲辛。

”（《奉赠书左丞相二十二韵》）空有一身才学的诗人，在偌大一个京城却找不到一个安生之处，而只能低三下四，毫无人格尊严地追随那些有钱有势者的身后，受尽他们的嘲笑和冷落，将人世间最难以下咽的悲凉、辛酸并同无声息的泪水吞入郁闷的腹中。

这既是诗人对自我委曲求全生活的写照，也是对唐王朝压抑人才、抛弃人才的血泪控诉。

旅食京华的生活让杜甫真正地了解了当时的政治和社会，也让他真正看透了上层社会的势力，他在《贫交行》写道：“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

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太多的冷遇让诗人深深地理解了世间的人情冷暖，他的心为之而流血，他多么希望现实中有“管鲍交”的现象再生再现，贫不相弃，富而相携。

然而，当时的社会，世风日下，世人将这一淳朴的风气弃之如敝履！那种冷酷的社会现象多么地令诗人心痛啊！诗人的一生，也是彻头彻尾地受尽了贫穷的折磨，受尽了战乱给自己带来的生离死别的痛苦，在《自京赴奉先县咏五百字》中，诗人写到自己家境贫寒，以至于幼子饿死的惨状：“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

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

入门闻嚎啕，幼子饿已卒。

吾宁舍一哀，里巷犹呜咽。

所愧为人父，无食至夭折。

”诗人冒着风雪回家想与家人团聚，用那其乐融融的气氛温暖那冰冷已久的内心。

没想到，一到家，刚进家门，目睹的第一幕便是爱子夭折。

诗人欲哭无泪，欲嚎无声，体味到了在当时社会中为人父母的艰难。

（3）、诚挚由衷地抒发了对国家、人民的热爱。

杜甫是儒家学士中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天生就具有文人士大夫应该具备的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怀。

对国家对人民，他有宽广而仁慈的胸怀。

在他的诗歌中，全身心地，诚挚由衷地表达了他对国家对人民的真情至爱。

他为唐王朝拥有开元盛世而欢歌：“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

”（《忆昔》）他为国破山河碎而伤悲：“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春望》）当唐王朝军队失利时，他万分痛心：“战哭多新鬼，愁吟独老翁。

”（《对雪》）而当他闻听唐王朝军队胜利收复失地时，他也欢欣鼓舞：“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直到生命垂危的最后关头，他还登上岳阳楼，依然惆怅悲歌：“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他热爱人民，经常推已及人，为人民的生命忧叹，真切地反映出一种时代加在无辜者身上的人生悲剧，其诗歌笼罩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悲凉气氛。

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生常免租税，各不隶征伐。

抚迹犹酸辛，平人因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戌卒。

”诗人设身处地地为人民着想，自己是免租税，免兵役的人家，日子都过得如此悲苦，那普通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有多么艰难呢？其情形可想而知，真是忧比天高，推已及人，忧已更忧人。

这是文人墨客何等宽广的胸襟和对人民何等博大深厚的热爱。

2、诗歌体制方面的表现（1）、情感节奏抑扬顿挫杜甫有个快乐、天真而无比幸福的童年时代；青年时期颇有几个傲气，裘马轻狂；可步入中年之后，生活上的不顺心，人生事业上的挫折，让这位原本心高气傲的诗人变得沉郁起来，残酷的现实，挫败了他仁途进取的锐气，生活上的重负磨平了他锋芒并露的棱角，生活中的他能拾起的更多是无穷的伤感和无尽来的失落；临近晚年其作品更是充满感伤的情绪。

可他是一个极具骨气的人，郁结在心中的烦闷，沉郁于心头的悲慨涌至口边，将要一吐为快时，往往他又强忍咽了回去，如此回环往复，使情感受的流程变得深沉浑厚起来，流露于笔端的情感是抑扬顿挫的，往往给人一种波澜老成的感觉。

试看其《饮中八仙歌》“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东口流眼诞。

恨不移封向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

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怀乐圣称避贤。

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

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

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

”诗题以“八”字牵合着不同形态的盛唐酒仙，形成一组生机荡漾，意志淋漓和各具千秋的群雕相，各有身份，各具形态，各具风采。

诗中八人的篇幅参差有致，似乎疏散不拘格式，实则于自由挥洒处别具匠心。

酒的因素不仅渗透于人物的醉态描幕中，而且别具一格地渗透于诗的结构形式之中。

写醉似醉，是之为神，是诗歌与作者与社会之间外在共振的机制，而这种参差有致的诗歌形式就是杜诗“顿挫”的表现。

再如：《北征》第一段：“淮时遭艰虞，朝野少暇日，顾惭恩私被，诏许归蓬荜；拜赐诣阙下，怵惕久未出。

虽乏谏诤姿，悲君有遗失。

君诚中兴主，经纬因密勿，车胡反未已，臣甫愤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