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高丽王朝历史

朝鲜高丽王朝历史农学院农林经济管理郑于华2134123388高丽王朝（西元918-1392年）是中世纪东亚一个重要的政权，可以说是首次实现朝鲜半岛民族与文化彻底融合统一的朝代。

高丽王朝的文化元素，在现代朝鲜半岛文化中占有重要一席，其象征意义更大大影响着现代朝鲜民族的思维。

今天韩国国名的英文“Korea”，正是“高丽”的音译。

西元9世纪，千年古国新罗王朝政散人离、日趋没落，终于在世纪的末年重新陷入三国鼎立的状态，史称“后三国时代”。

在统一的新罗王朝之前，朝鲜半岛存在着三个分庭抗礼的国家，称为高句丽、百济、新罗—新罗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联合唐朝次第蚕食高句丽与百济的国土，在高句丽与百济灭亡之后，新罗成为半岛上唯一一个统一国家。

然而，统一只维持了一百多年。

之后，不满新罗王朝统治的群雄纷纷揭竿而起，消亡的高句丽、百济亦趁此机会借尸还魂。

率先复兴的是“后百济”。

另一位豪杰也热衷于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

在新罗内部权术争斗中失败的新罗王子弓裔，则在松岳（即今开城）打着“后高句丽”的旗号，发起对故国新罗的疯狂报复。

不过他对新罗人的极端仇恨却丝毫没有改变。

于是，在朝鲜半岛上斗个你死我活，然而沸腾的热血与杀戮的快感无益于构筑万世基业。

弓裔虽然建立了霸业，可是他的性格暴虐古怪。

他对自己在新罗遭受的耻辱耿耿于怀，为此他对新罗人实施灭绝种族的政策。

他肆意屠杀部下甚至妻子儿女，一时间人心惶惶。

于是，更具政治抱负和战略眼光的部将王建将之推翻。

王建出身于松岳的海上商人家庭，因为家族与个人的声望而被弓裔任命为松岳的守将，并统领水军。

此后，王建屡立战功，受到弓裔的赏识，官居百僚之首。

王建并非一般武夫可比，他对形势具有高瞻远瞩的见解。

在夺得权柄之后，他一边谋划着一统半岛的事业，一边巧妙处理涉及立国方略的原则问题。

面对势力强大的后百济，王建采取步步为营的谨慎对策，而对新罗小朝廷则报以忠顺的拥戴者姿态、暗地里却不忘不断施加压力。

最后，机会终于来临。

苟延残喘的新罗朝廷终于不得不向王建出降，接着后百济发生王位争夺的内乱。

后百济王子神剑发动政变，软禁父亲甄萱而自立。

甄萱九死一生逃出重围，被迫接受王建的保护。

在甄萱的引导下，以新罗正统继承者自居的王建发兵攻灭后百济，后三国时代再度归于一统。

收拾三国的混乱局面之后，王建自命为高句丽的正统化身，因而代替新罗王朝获得合法的理由。

追本溯源，高句丽王室出自夫余国王族，而百济王室则出自高句丽王族。

考虑到这种千丝万缕的高贵血统，古代朝鲜民族对高句丽的执著可想而知。

然而对于自身无缘于高句丽王族血统的王建而言，退而求其次采取“精神继承”，亦不失为巩固其支配权象征的有效方式。

第一代、高丽太祖应运元明光烈大定睿德章孝威穆神圣大王—王建（西元918-943年在位）王氏之所以可以统一半岛，依靠的是豪族们的力量。

自新罗末年中央失权，地方上的豪杰自筑城寨统治地方。

在高丽统一半岛之前，王建在其霸主的道路上得到其他豪族的支持。

没有这些经济、军事实力雄厚的豪族的支持，单凭王建的韬略不足以成就他的功业。

在平定各国之后，王建继续笼络新旧豪族，极力统合地方色彩浓厚的大小豪族势力。

据说王建的后宫嫔妃在二十九人以上，其中相当部分来自于各豪族的家庭。

王建的良苦用心，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王建收服地方豪族的构思只在当代产生效果，却无力为后世建立稳固的统治基础。

与豪族联姻的结果，大量权门外戚产生。

类似势力的崛起，围绕王位争夺的争斗随之而来，王建一旦死亡，这些潜在矛盾再也无人能够驾驭。

“王规之乱”即是典型的事件。

王规是两朝外戚，他的两个女儿嫁给了王建，另外还有一女嫁给了王建的儿子惠宗王武。

即便如此，王规对自己的权势还不满足，他意图将自己的外孙、王建的儿子广州院君扶立为国王。

为达到目的，王规屡次派杀手试图暗杀惠宗，但是均被惠宗察觉。

时刻防备暗害的惠宗惶惶不可终日，在位不过两年便不明不白地死去。

之后惠宗的弟弟定宗继位，王规的威胁仍然存在，定宗并未能逃脱豪族的控制，在位的第四年，定宗也步了他哥哥的后尘、在松岳死亡。

强化王权成为朝廷的当务之急，这项历史性重任落在第四代国王光宗肩上。

光宗上台，对豪族的残酷整肃开始。

但是暴力手段纵然能起一时的威慑作用，却无法令朝廷达至长治久安。

为了彻底消弭威胁王权的不安定因素，光宗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根本的措施。

当时一位名叫双冀的中国人，为光宗带来了重要的启发。

双冀的建议并无什么可圈可点的特别之处，他只是将祖国的中央集权模式引入新生的高丽。

其理论的基础，则是引入科举制度。

科举即选拔官吏的考试，虽然高丽的科举面向的人群比中国要窄，只局限于贵族与“良人”，但是表面公平的考试制度，起码起到打破豪族垄断仕途的作用。

双冀打压豪族、抬高王室的方针不断被延伸到各个领域。

在官僚制度方面，光宗申明了等级制度的严肃性，制定了百官官服的样式，从名分上杜绝豪族任意践踏等级制度的机会。

为抬高王室的威严，光宗甚至自命为皇，都城被称为“皇都”，君主的命令称为“诏”，并建立了“光德”与“峻丰”的年号，三省六部的僚属名号也一遵皇帝朝廷的规范，几乎全盘与中原皇帝看齐。

光宗的施政可以用独裁与镇压来概括，而他巩固王权的改革仅仅是个开端。

继光宗之后，他的侄子成宗将改革深化。

然而，高丽王朝的性质注定改革只能停留在某处瓶颈而止步不前。

王室巩固王权的政策进行到这里，只能与豪门世族达成妥协。

权门受到一时的打压之后，不久又再度抬头。

以豪族势力为政治基础的高丽王朝，始终无法将豪族压制下去。

高丽第十七代国王仁宗宠信僧侣妙清，妙清的权势很大，有的说法认为这是他使用旁门左道趋炎附势的结果。

当时，松岳贵族李资谦势力坐大，对王室形成极大的威胁。

李资谦不但拥有崇高的爵禄，并且有武将为后援。

武将拓俊京作为李资谦门阀的人物，是李资谦的坚强后盾。

因为种种得天独厚的优势，李资谦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甚至认为“十八子（李）为王”，企图废黜仁宗自立。

仁宗不甘坐以待毙，李资谦的暴政被意外地粉碎，遏制贵族巩固王权又重新成为政坛上的潮流。

和尚妙清，就是在这个时候登场的。

当时人们对松岳贵族的所作所为极度不满，朝野的有识之士要求革新朝政的呼声日益高涨。

妙清因应世俗的要求，提出自己的政治见解。

因此实行了迁都。

随着王权旁落、松岳门阀贵族势力的增长，文臣身份的门阀贵族们日益骄奢。

文臣鄙视武将不懂政治，并且还越厨代庖地代理武将的职责。

在平定妙清之乱时，文臣巨头金富轼越过职业军人，亲自指挥军队对垒叛乱军。

而无所事事的武人们，只能从事守卫文臣或宴会中表演武艺之类低三下四的工作。

武臣一举发动兵变、控制住局势，立毅宗的弟弟明宗为王。

高丽末年的纷乱，恭愍王死后，权臣李仁任拥立辛禑继承王位，他将女儿嫁给辛禑、以外戚的身份把持朝政。

李仁任推行亲近元朝的政策，高丽王朝又再度臣服于已经退居大漠的元朝。

这种方针受到李成桂与新进士大夫们的强烈反对。

辛禑后期掌握大权的崔莹也坚持亲元的方针，他盘算着夺取明军占据的高丽旧地，甚至声言要打过鸭绿江攻击辽东。

在崔莹的怂恿之下，高丽征伐明朝的军队向鸭绿江进发，领兵出征的李成桂趁机发动了兵变，回师开京（松岳）将崔莹以及辛禑一举赶下台。

兵变成功的李成桂掌握了大权，他与新进士大夫们合作，以自己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强制推行剥夺权门贵族土地的田制改革。

旧的权门贵族因为失去了经济基础而消亡，新进士大夫阶层取而代之主导着朝廷。

旧贵族崩溃，辛禑的儿子辛昌在位不足一年便被李成桂废黜。

李成桂将辛禑的血统疑团大肆上纲，借此打击拥立辛氏父子的旧贵族。

之后他又选择了神宗的一位子孙为王，以再造王氏社稷的第一功臣自居。

新立的君主即恭让王，他是李成桂夺取江山的最后一级台阶。

李成桂一伙暗示王氏王统早已中断十多年，恭让王的登基全赖李成桂的功绩，借此渲染王氏王室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并提高李成桂的威望、为改朝换代制造舆论。

将军政经济大权独揽手中的李成桂，取代王氏君临高丽只是名分的问题。

而恭愍王任意妄为的恶果，终于在此时被人故事重提并借题发挥。

恭让王的王位坐了四年，朝廷的百官便以上面所述的种种理由向李成桂劝进。

李成桂一度推辞再三，在看到朝廷公论一致而名正言顺之后，才放心地接受王位。

而恭让王则被流放出京，在严密的监视下了结余生。

高丽王朝至此灭亡，辛氏父子在之前已被杀害，而其他王氏宗室则集中安置在江华、巨济等海岛,并勒令改姓。

但是，许多王氏宗室最后还是难逃一死的命运。

据说李成桂曾梦见高丽太祖王建穿着国王冠服来到跟前，指责他夺人社稷、害人子孙的暴行。

李成桂梦醒之后颇有悔疚之心，这才赦免了前朝王氏的宗亲。

从高丽王朝的历史来看与中国历史有相似之处。

都有着外戚侵权的历史，并外戚的发展达到了一个可以推翻统治者的高度。

而且，都做过推翻外戚，巩固政权的努力，但都化作了泡沫。

但高丽王朝于中国古代历史还是有着大的区别。

古代外戚虽然有着很大的权利，但只是一时的。

因为历史上的各个朝代有名的统治者他们所实行的统治是完全的，是集权的，不存在分权。

不像高丽王朝一样直到高丽的破灭也没有真正做到君主集权，一直在实行新政中，受到外戚的抵制与施压，没有真正实行过君主的统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