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依据：传统型与现代型司法之比较——以刑事诉讼为中心(上)

裁判依据：传统型与现代型司法之比较——以刑事诉讼为中心（上）

编者提按：裁判依据，是既决定诉讼当事人利益也关涉司法正当性的一个重大问题。在传统社会，处理案件的依据主要不是法律，而是超自然力、权力意志、宗教规范、道德规范和习惯等；在现代社会，“依法审判”是司法的基本特征，但它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作为裁判依据的法律，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也有诸多差异，如普适性不同、平等性不同、制定主体不同、规范的体系也不同和自由裁量权不同等。理性化，是现代社会裁判依据不同于传统社会的主要标志之一。本文从类型学的角度尝试了对这两种不同的司法类型展开分析，并阐释了其形成的依据。

一、裁判依据的种类之比较

在传统社会中，国家或其他公共权威组织处理刑事案件的依据是多样化的。

（一）超自然力量

这是一种企图以超自然力量来鉴别和判定人间刑事案件是非真伪的纠纷处理方式。超自然裁判特别流行于传统社会的早期。其特点在于，当看来无法依靠人类本身的智慧和力量解决纠纷时，便转而求助人们认定存在的超自然的神秘力量，通过将在今天看来极端残酷、危险乃至致命的方法加诸当事人之身，评判是非，作出处理，凡能经受住严厉考验者，便以为是有神灵之圣的庇护，表明清白无辜，反之被认为存在过错，得遭受神灵的惩罚。这种超自然力量是否作出、作出何种外在显示征兆以表明裁判，完全是由今天看来纯粹客观的种种自然因素所决定的，如某人烫伤后在一定期间恢复的快慢等等。孟德斯鸠在讨论法兰克人的萨利克法时，注意到的开水立证、以火立证都是此类方式。[i]E·A·霍贝尔认为，每个初民社会都无一例外地设定神灵和超自然力的存在，这种设定是普遍的，其影响也可被普遍地感觉到，其在法律领域内影响所导致的结果，便是有关超自然的基本前提也作为司法的前提原理出现。[ii]所以，在霍贝尔考察过的诸多初民社会，诸如爱斯基摩人、特罗布里恩岛人、切因依纳人、基奥瓦人、阿散蒂人的社会中，它的作用是直接而强有力的。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这种裁判所依据的规范不是一种行为规范，而只是一种裁判规范，虽然它对所有的人都一致适用，但却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稳定的行为预期，因此它属于形式非理性的司法方式。[iii]

需要指出，超自然裁判究其实质是与（涂尔干意义上的）宗教信仰分不开的，

但它与成熟形态的宗教包括运用宗教来处理纠纷的制度有重大差别。成熟形态的宗教如中世纪的基督教由成体系的教会法院与法典化的教会法来处理纠纷。而超自然裁判仅仅在于相信存在超自然的力量昭示与决定人间是非从而在广泛意义上带有宗教色彩。两者的区别是明显的，E·A·霍贝尔指出的巫术和宗教的根本区别：后者所祀奉的神灵本身能够按巫师的意志决定是否显灵，同样也只是包括巫术在内的超自然裁判与宗教的区分点。

（二）权力意志

这是有权作出司法裁决的法官不依照规则，而仅以自己在处理刑事案件时的主观意志，不受任何制约与限制来裁判的方式。以权力意志来裁判，表明客观性规则的缺乏或约束力不够，显示出司法者权力的广泛性与自由度。这种意志尽管往往是建立在裁判者的司法经验和对社会规则、观念的认同之上，但毕竟带有司法者独具特性的个人经历、情感观念等因素的烙印，因而既可能是千人千判，也可能此一时彼一时，甚至还可能是心血来潮之判。以权力意志为裁判依据，虽然不是传统社会最为普遍的方式（因为稳定社会的需求不允许此类情况的存在），但毕竟是不鲜见的方式。在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统治类型中，魅力型统治和传统型统治都存在着以权力意志为司法根据的普遍情况。例如，他指出，在魅力型统治中，“没有规章，没有抽象的法律原则，没有以法律原则为取向的寻找合理的律例，没有以传统的先例为取向的司法判例和司法判决，而是在形式上根据具体案例，现时地创造法律，……在实质上，对于一切先天魅力型统治，这个原则是适用的：‘已有明文规定，-但是我告诉你们’”。[iv]而在传统型统治中，存在着实质上受传统约束的统治者的行为的王国与实质上不受传统约束的统治者行为的王国。在后一个王国的范围内，统治者可以随心所欲，全凭个人的好恶和纯粹个人专横行事。所以，韦伯在分析德国历史上的司法时指出，统治者在位时，一切司法权都暂停生效。[v]同样，孟德斯鸠在探讨所谓专制国家时也指出，“专制国家是无所谓法律的。法官本身就是法律”。[vi]他认为，“一个政体越接近共和政体，裁判的方式也就越确定；在拉栖柯代孟共和国，民选法官审判是武断的，没有任何法律作依据，这是一个弊端”。[vii]所以，各级司法官员特别是掌握绝对权力的最高统治者的权力意志直接行使或参与司法，构成整个传统社会贯穿始终的格局。

（三）宗教性规范

即以宗教信仰和宗教戒律为依据来裁判刑事案件。在传统社会中，可能除极少数国家如中国外，宗教都是非常普遍和重要的社会现象，宗教对社会生活和公共机构组织的影响举足轻重，从伊斯兰社会、基督教社会到印度教国家莫不如此。梅因在《古代法》中写道：“这些东方的和西方的法典的遗迹，也都明显地证明

不管它们的主要性质是如何的不同，他们中间都混杂着宗教的、民事的以及仅仅是道德的各种命令，而这是和我们从其他来源所知道的古代思想是完全一致的。”[viii]梅因的论断不仅适用于早期人类社会，也适用于传统社会的中后期。高鸿钧在《伊斯兰法：传统与现代化》一书中指出，伊斯兰法与伊斯兰教同时产生，且法律产生之初只是作为伊斯兰教的一部分，并无独立性，《古兰经》既是宗教圣典，又是得到正式确认的法律渊源。因此，立法与司法均受伊斯兰教的影响。[ix]同样，传统印度社会中，为人们所认定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法律体系是印度教法，在约公元前两千年形成的宗教经典《吠陀》中即依稀可见人类行为规则的最早条文。以后很长时间，印度教法都长存不衰，深刻影响着古代印度的立法与司法。甚至在英国殖民统治时候，在处理民事案件时，精通印度“法论”的土著法学专家还列席法庭，为英国法官提供建议。[x]当然，上述情况也毫无例外地发生于欧洲社会。正如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一书所发现的，西方的法律传统浸渍了基督教的影响，旨在使人性升华的法律改革原则，不同法律制度并存的原则，法律与道德体系保持一致的原则，财产神圣和基于个人意志的契约权利原则，良心自由原则，统治者权力受到法律限制的原则，立法机关对公共舆论负责的原则，都与西方历史上基督教的发展有密切关系，有时甚至是由基督教原则经验和教义中直接引申出来的。[xi]在尔后完成的《法律与革命》一书中，伯尔曼进一步指出，从教会建立的早期便有一种法律秩序开始形成，在1050年至1200年之间的一个半世纪里，教会法体系第一次被创造出来或者说走向体系化。依据基督教义发展出来的教会法包括婚姻法、继承法、财产法、契约法和诉讼程序等方面内容。教会法可谓第一个西方近代法律体系，教会也可谓独立、自主之国家。[xii]

（四）道德规范

作为指导、规范人们相互关系的社会价值规范，道德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之中。尽管道德与法律存在诸多差异，如德国学者拉德布鲁赫用法律的外在性与道德的内在性来界定两者区别，[xiii]但也有相似与相通之处。按照哈特的观点，从历史上看，任何法律制度都会受到一定社会集团道德观念的深刻影响，哈特提出、论证的最低限度之自然法内容就包含关注一定方面的道德标准，如有限的利他主义导向。[xiv]在传统社会中，这种道德规范，同样在特定情况下成为裁判依据。这既可能是直接以道德来衡量评判一个人的行为并作出处理，也可能是用道德来影响法律的建构。就世界来看，以道德规范作为裁判依据在宗教色彩相对较多的国家更为常见，如日本历史上就提倡适用道德规范来处理纠纷包括刑事案件，运用“调停”方式，等等。

（五）习惯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