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代文学思潮

四十年代文学思潮

一、文协：

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在武汉成立，在“文协”的成立大会上，通过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等一系列提案。选出了郭沫若、茅盾、夏衍、胡风、田汉、丁玲、老舍、巴金、郑振铎、郁达夫、朱光潜、王平陵等四十五人为理事，周恩来、孙科、陈立夫等为名誉理事。之后，又选举老舍为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日常工作。出版会刊《抗战文艺》。

这是当时中国文艺界规模最大的组织，其成员包括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除汉奸以外的各抗日阶级、阶层，各种流派的文艺工作者，而革命、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又是其中的主体。她的诞生标志着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文协”的历史功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创办了各种会刊。其中影响最大、成就最高、持续时间最长的刊物，是《抗战文艺》。它于1938年5月4日在汉口创刊，之后移往重庆，共出版印行了十卷七十一期，直至抗战胜利。它刊载了大量优秀的文艺作品以及与文艺相关的其它文章，极大地推动了抗战文艺运动的发展，它自己也成了抗战时期一颗璀璨的文艺明珠。

其二，团结了最广大的作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左联”时期的关门主义偏向。同时，也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讲习班”、“座谈会”等，培养了许多青年文艺工作者。

二、1940年，对“战国策派”的批评

1940年，当一个特别的文艺派别“战国策”派出现以后，围绕这一派别，又展开了一场思想交锋。这一派别的骨干成员是陈铨、林同济、雷海宗等。他们是聚集在昆明的教授和文人，其主要活动阵地有《战国策》半月刊和《大公报》副刊《战国》。这一派别虽主要从事文艺活动，但却有明确的政治倾向。

2他们的政治观是“争于力”，他们认为，“科学发达的国家，随时可以用科学的力来支配其他落后国家的生命”，战争，“没有什么正义不正义的标准，只有力，力就是正义。”中国昔日的“战国时代”，“也就是现在（抗战时期——引者注）的整个局势的特点”。

同时，他们认为：“抗战以来，中国最有意义，最切合实际的口号，莫过于‘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第一个就是‘战’，第二个就是‘国’，第三个就是‘策’。”

“战国策”派的名称由此而来。“战国策”派的宗旨是，“以‘大政治’为‘力母题’（Leitmotif），抱定非红非白，非左非右，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之主旨，向吾国在世界大政治角逐中取得胜利之途迈进。”他们的文学主张，与其“大政治”一脉相承，那就是“恐怖、狂欢、虔恪”三大母题。他们不仅在理论上如此提倡，而且，还有一批作品实践其主张，如《野玫瑰》、《金指环》、《间谍夫人》等。这些作品多表现“曲线救国”的主题，甚至直接歌颂特务和汉奸。

针对“战国策”所作所为，《新华日报》、《文化杂志》、《野草》等报刊，分别发表了汉夫的《‘战国’派的法西斯主义实质》、《‘战国’派对战争的看法帮了谁》，李心清的《‘战国’不应做法西斯主义的宣传》，欧阳凡海的《什么是‘战国’文艺》，洪钟的《‘战国’派文艺的改装》，刘念渠《读〈野玫瑰〉》等文章，对战国策派的主

张和创作进行了全面的批判。

三、1937-1940年，关于文艺的大众化与民族化的讨论，即关于利用旧形式和“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问题的讨论

在这一时期的思想交锋中，最有理论价值和文学意义的论争是关于文艺的大众化与民族化的讨论。文艺的大众化与民族化是一个关系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方向的重要问题。

五四时期文学研究会的同人和早期共产党人就涉及过这一问题，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他们对这一问题未能展开有效的讨论。

30年代，“左联”对这一问题也展开过三次专门的讨论。但当时讨论的主要是一般的原则问题，对许多具体的问题未及涉猎。

抗战开始后，随着大批作家深入火热的现实生活，随着众多通俗文艺作品和刊载这些文艺作品的刊物，如《抗到底》、《七日报》、《大众报》、《通俗文艺五日刊》等的问世，特别是随着一些通俗文艺作品中一些不良倾向的出现，进步文艺界展开了以利用旧形式为中心的关于文艺大众化与民族化的讨论。

此次讨论在国统区和解放区两个区域同时展开。

解放区的讨论由于是在毛泽东思想的直接指导下进行，认识较为统一，没有形成大的论争。

国统区则不一样，在关于利用旧形式和“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问题的讨论，一开始就出现了两种带偏颇性的意见：

一种是“把大众化问题简单化到只是‘民间旧形式’的利用（所谓旧瓶装新酒），以致完全抹煞了‘五四’以来的一切新文艺的形式”；

一种是“在保卫‘文艺新形式’的名义下坚守着小资产阶级文艺的小天地——其所保卫的是‘形式’，实际是深恐藏在这种形式下的内容受到损害。”

代表第一种偏向的是向林冰，他写了《‘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民间形式的运用与民族形式的创造》等文。

他片面地从“新质发生于旧质胎内”这一前提出发，认为民族形式的创造，应该以“先行存在的文艺形式”为基础，这种“先行存在的文艺形式”便是“大众所习闻常见的民间文艺形式”，而五四以来的新文艺形式则是资产阶级的形式，是欧化的形式，因此，“现实主义者应该在民间形式中发现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

向林冰主张的偏颇在于：第一、忽视了“内容决定形式”这一前提。正如周扬所

批评的一样，这一主张忽视了“民族形式之建立，不能单纯依靠于旧形式，而主要的还是依靠于自己民族现实生活的各方面的紧密认真研究。……而尤其是目前民族抗日战争的实际生活的艰苦实践。”第二、将民族形式的建设局限于利用旧形式一途，忽视了“利用旧形式也并不是停止于旧形式，保存旧形式的整体，而正是要在艺术上思想上加以改造，在批判地利用和改造旧形式中创造新形式。”第三、完全无视五四新文学在形式方面的成就。与向林冰主张相反，而同样是偏颇的另一主张是葛一虹的主张。葛一虹写了《民族遗产与人类遗产》、《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所谓‘民间形式’吗？》等文。他反对向林冰对五四以来新文艺的全盘否定及其“民间形式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的观点，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葛一虹主张的偏颇表现在:第一、全盘肯定五四文学，包括五四新文学的“欧化”倾向。第二、全盘否定旧形式的价值，反对向民间形式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