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司法制度特点

元朝司法制度特点
篇一：元朝司法制度
元朝司法制度
元朝推行民族歧视压迫政策，司法制度也受其影响，带有民族色彩和多元化特征。

（一）司法机关
元朝司法机关变化很大，机构多重设置，互不统摄，体系杂乱，与唐宋时期形成了显著区别。

1．中央司法机关
元朝废除大理寺，新设大宗正府为中央司法审判机关，主要审理蒙古宗室、王公贵族及京师地区蒙古、色目人犯罪或诉讼案件。

刑部作为司法行政机关，除拟议刑名律令、掌管刑具狱政外，还负责审理复核重大案件、谳录系囚、审辨冤讼疑罪等诉讼审判事务。

宣政院负责审理宗教僧侣重大案件纠纷。

枢密院与中书省负责审理涉及军事机密的重要案件。

中政院有权审理宫内人员的违法犯罪案件。

道教所也可兼理与道教有关案件。

元朝中央司法机关交错重叠，各部门同时兼理司法，各领其事，不相统摄，造成了司法机构的多重性与适用法律的混乱。

2．地方司法机关
元朝地方设十个行中书省，简称“行省”，作为中央派出机构。

地方重
案须通过行省上报中央，刑部判决也经行省下达执行。

行省之下设路（道）、府、州、县，均置达鲁花赤一人为监临官，凌驾于各路总管及府、州、县行政长官之上，有权干预或直接参与案件的审理。

各路设有推官，专掌刑狱。

府、州、县仍由行政长官兼理司法。

元朝地方司法权，也同样由军、政、教等不同机构分别掌管。

军人、军户案件由各管军官奥鲁审断；佛教僧侣案件，州有僧正司，县有都纲司或寺院住持自行审理；道教案件由道观职事审理。

（二）监察制度
元朝御史台仍是全国最高监察机关，同时监督司法机关的诉讼审判活动。

元朝在地方设有江南、陕西两个行御史台，简称“行台”，是中央御史台的派出机构。

它们统辖全国二十二道监察区，每道设提刑按察司，后改称肃政廉访司，监察地方行政与司法事务。

从御史台经由行御史台，到各道提刑按察司（肃政廉访司），构成了一整套行政监察与司法监督体系。

篇二：元朝法律内容的主要特点
元朝法律内容的主要特点
元朝保留本民族的传统旧制，对不同民族实行不同政策，确立了民族不平等的法律地位，并赋予僧侣特殊的法律特权，形成了元朝法律的显著特点。

（一）公开肯定民族间的不平等
元朝建立以后，推行野蛮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以法律形式公开肯定民族间的不平等地位，将不同民族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
第二等是色目人（西夏、回回、西域人），第三等是汉人（原金统治下的北方汉人、女真、契丹人），第四等是南人（南宋统治下的汉人和西南地区各族）。

不同等级的民族之间，其政治、法律地位是截然不同的。

在政治上，蒙古人地位最高、最优越。

如官员选任，中央丞相必须是蒙古勋臣；大宗正府由清一色的蒙古王公贵族执掌；刑部、御史台主要控制在蒙古官吏的手中；各道提刑按察司（肃政廉访司）都以蒙古人为正职。

地方路、府、州、县均设达鲁花赤（断事官），主要由蒙古官吏垄断；蒙古人无合适人选，则由色目人充任，与汉人、南人无缘。

汉人、南人冒充蒙古人而被委任的，以“违制”罪严加惩处。

在科举考试方面，蒙古、色目人为一组，只考两场；汉人、南人为一组，要考三场。

同是科举出身，汉人、南人要降级使用。

为了防止汉人、南人的不满和反抗，元朝颁布大量禁令进行限制和防范。

如严禁汉人、南人私造、私藏兵器，违者处死，甚至不得制造一切铁制器物；禁止汉人、南人习武或聚众狩猎，严禁私养私用马匹。

在反元斗争激烈的江南地区，还长期实行宵禁制度，夜间禁止行人上街，居民不许燃灯，不准集众祠祷或聚众买卖，违者予以治罪。

在法律上，元朝公开维护蒙古族特权，对不同民族实行同罪异罚。

例如：一般人犯盗窃罪，初犯刺左臂，再犯刺右臂，三犯刺项；对蒙古人则不准刺字，司法官若“辄将蒙古刺字者，杖七十七，除名”，并“将已刺字去之”。

蒙古人殴打汉人，汉人不得还手，只能告官申理，否则将治罪。

蒙古人“因争及乘醉殴死汉人者”，只需“断罚出征，并全
征烧埋银”；而汉人殴杀蒙古人，则立即处死，还要向其家属征烧埋银。

蒙古人犯轻罪，一般不被监禁；必须收监的逃犯或重犯，单独关押，不受拷打，并由官府提供饮食。

汉人、南人犯罪，则倍受拘捕、监禁、拷打等各种折磨，并由家人提供饮食。

（二）极力维护僧侣的特殊地位
元朝以喇嘛教为国教，其僧侣不仅享有法律特权，甚至可以干预司法。

元世祖封名僧八思巴为国师和帝师，由他掌管全国宗教事务及藏族地区政务，其法旨在西土地区（今西藏、青海一带）与皇帝诏敕并行。

此后，元朝各代皇帝都尊封帝师，帝师的弟子等也被封为国师、国公等，享有种种法律特权。

元朝寺庙是一种经济实体，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动力，其土地的主要来源之一就是皇帝“赐田”。

元朝法律严格保护僧侣财产所有权，许多寺庙有皇帝颁赐的“护持”诏书，僧尼凭此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

元朝僧侣常常干预司法，最突出的是以“修佛事”、“作功德”为名，要求朝廷释放在押重犯。

《新元史·刑法志》即指出：“赦令历代所同，独以修佛事而释重囚，则惟蒙古有之。

”据文献记载，从元贞元年（1295年）到至顺二年（1331年）的36年间，国师奏请释放罪囚567名，其中死刑犯181名，其他各类人犯386名。

历代大赦通常由皇帝颁发，而元朝宗教领袖获得这项权力，是对国家司法权的干预。

元朝僧侣享有司法特权，他们违法犯罪，一般不受普通司法机关的管辖。

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正式设立宣政院，管理宗教事务，并负责审理僧侣的重大案件。

由于僧侣凭借特权飞扬跋扈，直接危害到
统治者的根本利益，成宗以后开始对僧侣加以制约。

一些重大案件，改由御史台与宣政院共同审理。

（三）继续保留蒙古传统旧制
元朝法律制度在不断进化的过程中，难免受到蒙古传统的影响，因而继续保留其原有的习惯法。

首先，元朝法律继续维护奴隶制残余，允许蒙古贵族占有和役使大量奴隶，并强化主奴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例如：俘虏、因债务无力偿还者、一部分罪犯及其亲属等往往成为奴隶，奴隶的子女也永远为奴隶，导致奴隶数量不断增加。

元朝称奴隶为”驱口”、“驱丁”等，并有官奴、私奴之分。

元朝法律虽然强调奴隶犯罪归官府审断，主人不得擅杀，但因奴隶殴骂，主人将其殴伤致死者，法律不予追究；主人故意杀死无罪奴婢，仅杖八十七。

相反，奴隶杀伤主人，则处死刑；故意杀死主人，凌迟处死；甚至控告主人，也要处刑。

奴隶与一般良人的地位是不平等的。

良人因斗殴杀死他人奴隶，杖一百零七，征烧埋银五十两；因嬉戏杀死他人奴隶，杖七十七，征烧埋银五十两；而奴隶杀死良人，一律处死。

其次，元朝法律维护地主与佃户的不平等关系，允许地主对佃户进行奴役。

元朝法律规定杀人者死，但杀死佃客却不包括在内；地主殴死佃客，只杖一百零七，征烧埋银
五十两。

法律禁止佃户私逃，但地主主却可随意撤佃，并将佃户与土地同卖；而且地主犯罪，可由佃客替主人入狱服刑。

再次，元朝法律保留原有的一些婚姻习俗。

元朝不拘泥于儒家纲常礼
教的束缚，在婚姻制度方面，对蒙古和汉人适用不同习俗和规定。

例如：法律允许良贱之间通婚，良男与婢女所生子女为良人，良女与男奴所生子女为奴隶；蒙古人父、叔、兄、弟死后，允许子、侄、弟、兄“收继”庶母、婶母、嫂、弟媳为妻；对居丧期间或亲属之间的相奸行为，处刑也较轻；如“居父母丧，奸收庶母者”，仅杖一百零七。

最后，元朝刑罚制度也明显受到传统习俗的影响。

元朝基本沿袭唐宋五刑制度，但死刑增加了凌迟，并新增了劓、黥、醢、剥皮等酷刑；又以“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为由，将隋唐以来的笞杖刑改为以七为尾数，分为笞七至五十七共六等，杖六十七至一百零七共五等。

元朝刑罚往往株连亲属，重罪除本人处死外，妻女强行改配他人，甚至“族灭”。

篇三：元朝行省制度的主要特点
元朝行省制度的主要特点、形成原因和历史影响
1．主要特点：行省制度是元朝实行的地方行政制度。

京师设中书省作为全国最高行政机构，地方设行中书省作为地方行政机构。

特点在于行省长官由中央直接委派官员担任，目的是有效管辖空前辽阔的疆域，成为明清以后地方行政区划的典范。

行省制是古代郡县制的发展，是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成功尝试，同时又是加强中央集权的新举措。

2．行省制度
形成的原因：（1）从历史上看，金因地方上战争的需要，设尚书省以分任军民之事。

而历史上，魏晋时期也曾推行过尚书台制度。

（2）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