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翻译史论文1

课程名：中西翻译史

学生名：夏菱凉

学号：201310810099

任课教师：何绍斌

佛学汉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一．引语

“那一年，我磕长头匍匐在山路，不为觐见，只为贴着你的温暖。那一世，我转山转水转佛塔，不为修来生，只为途中与你相见。”莲花高台之上，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吟诵道诗。诗里有连绵起伏的青山，有日光铺满的古城，有巍峨雄壮的宝殿，有圣洁如雪的安宫花。莲花台下，是虔诚敬拜的万千子民。时光荏苒，数百年后，我们所潜心传唱其佛学情诗佳句的魅力所在，实在离不了众多翻译学者的沥血耕耘。佛教不仅是宗教，更是包含万千的哲学。梁启超研究统计日本学者所编的《佛教大辞典》，共收有“三万五千余语”汉语佛教词汇，佛教汉译词汇不仅占据汉语词库一个大部分，还大量包括了深刻内敛的行而上的词汇，从广度和深度上极大拓展了中国文化。可以说，没有博大精深，灿烂缤纷的汉译佛学充实，就没有中国汉语文化的成熟。

二．汉译佛经背景

东汉明帝派使者不远万里从西域请来了摄摩腾和竺法兰两位高僧，他们带来了佛像及佛经。史料记载，第一部传入中国的佛经名叫为《浮屠经》。所谓“浮屠”，乃是梵文中Buddha的音译，后世译作“佛陀”，就是人们常说的“佛”，所谓《浮屠经》，转言之也就是《佛经》。为了便于传教，摄摩腾和竺法兰开始将梵文经书翻译成汉文。自此以后，更多的佛经传入中国，经过200多位译师近十个世纪的辛勤努力，由梵文翻译过来的汉文三藏达到了1690余部、6420余卷。（陈百琴 2012:2）而按确切可考的时间，汉译佛经的出现乃是安世高于东汉桓帝元嘉元年译出《明度五十校计经》算起，到北宋仁宗庆历元年惟净和孔道辅先后奏请朝廷解散翻经院，大规模的译经工作延续了近九百年。在这期间，佛教文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颇深。特别是在禅宗出现以后，以禅入诗、以佛理入文的现象蔚为大观，中国文学也因此增添了许多神秘而空灵的色彩。

我国古代的翻译史即佛经翻译史，同样，我国的翻译活动起于佛经翻译。东

汉以后初期翻译常用“质”与“文”作为衡量译文的标准。“质”指“朴质”，即紧扣原文，不增不减；而“文”指“辞采”，即修饰译文，使之通达。(王克非. 1997:182)佛经翻译初期以“质”为主，因为当时西来的胡僧不通汉语。而一直存在的文质之争的实质是译经语体的文白问题，即争论的核心问题在于：是用文言翻译佛经，还是用白话翻译佛经。而当下通常将“文”与“质”看做“意译”与“直译”问题。此外，音译等各种翻译技巧分别从不同的层面对中国的文化带来了各不相同的佛经对中国文化带来了广泛和深刻的影响。

三．佛学汉译对我国古典诗歌的影响

翻译孕育了我国诗歌声韵的出现，汉译佛经之前我国古代诗歌经历了由诗乐合一到徒歌不喝乐的过程。但无论入不入乐，古代诗歌赋乐只是依照宫商角徵羽而歌，诗本身毫无音律可循。“四声说”是诗歌“声律论”的核心内容，是佛教引进印度“声明论”促发的结果，它借鉴梵语的拼音化以及佛经转读的原理，将汉字的声调分为“平、上、去、入”高低四声。(季羡林. 2005:134)在古代，中国佛教信徒为了翻译与诵读佛经，首先要学习梵文，以十四字贯一切音。后来，为了方便学习，沙门宋温创制了三十六字母，定慧又翻译《释昙章》作为学习梵文字母的教材，这便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汉语反切字母与音韵的产生。(黎蔷. 1983:3)据陈寅恪在《四声三问》中考证，“转读”是佛教入华后，佛经翻译和传播过程中的特色产物。

南北朝末期，佛经翻译带来的声韵在诗歌声律辞藻的运用方面已日趋成熟与精妙。但诗人为阿谀谄媚君王，把诗作为唱和应酬的工具而一味雕琢词句，而忽视了如《诗经》般传统诗歌的内蕴与为百姓服务的目标。一度盲目追求诗词语言的雍容华丽、雕琢藻饰，演变为骚人墨客的风雅只作，逐渐成形为宫廷诗歌。而佛教文学的翻译则给中国诗坛带来一股清新之风，偈颂诗化大大促进了诗歌语言的通俗化转向。因梵文本身具有简洁明白和流畅易懂的特点,所以佛经翻译也力求通俗易懂和明白晓畅。鉴于此,汉译佛经不仅摒弃了六朝时期骈文的靡丽之风,而且拒绝使用“之乎者也”之类的文言句式和古文作家所遵循的文言句法。考虑到译文读者对译文的接受和理解能力,佛经被翻译家译成白话文,为我国诗歌的

通俗化发展开辟了新的天地。

魏晋南北朝之后，文人或多或少都受到了佛教思想的熏染与影响。有的是虔诚的信徒，例如南朝的谢灵运，不仅研读佛经，曾撰写《辩宗论》来阐释禅宗，还经常在山水诗中体现对佛法的热衷，诗中“不少典故都出自佛经，特别是《维摩诘经》”；（张锡厚. 1983：65、66）唐代诗人王维的字“摩诘”则取自《维摩诘经》。另外，许多文人同僧人有着深厚的友谊：东晋的孙绰同支遁，南朝的宗炳同慧远，南朝的苏轼同参寥。六朝后的诗作，到处弥漫着佛教的气息，不仅在题材上描写与佛教相关的事物，在思想上也多谈佛理、喜好禅宗。而汉译佛经的发展也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文人诗歌写作的内容与格调。如佛家“空与无常”、“果报轮回”、“死生地狱”等教义思想也常可在我国古代诗歌得以发掘。

四．佛学翻译对我国汉语词汇的影响

佛家经典的翻译对汉语言的影响，充分表现在大量新兴词汇的出现。而这些词都是被译经者通过意译创造出来的，如“念佛”、“慈悲”、“智慧”、“未来”、“地狱”、“秘密”、“神通”等。根据玄奘提出的“五不翻”学说，译者可以根据译文读者的需要对佛经当中的部分词汇进行音译处理，因此产生了

大量的佛教音译词，如“罗刹”、“舍利”、“罗汉”、“瑜伽”、“菩提”、“涅槃”、“袈裟”等。还有许多的单音节词随着译经事业的发展，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如“色”、“有”、“净”、“圣”、“爱”、“戒”、“缘”等。这些新鲜词汇不仅融入汉语的语法和日常用法中，而且丰富了汉语的语体。

随着佛经翻译的日益深入,译者们发现梵语被译成目的语言(汉语)时,原意有所出入,于是他们开始创造新词以正确地传达经文的深层含义,这些新词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汉语的变体。诸如“法界”、“众生”、“因缘”、“果报”这些词,它们都是汉晋到隋唐之间的翻译家们创造出来的。（李笑蕊. 2010：2）作为千年佛经翻译的总结者,赞宁倡导的翻译学说进一步丰富了中国传统的译经理论,为汉译版的佛经提供了许多富含多种表达意义的词汇,这些新词和佛教外来语词汇不但繁荣了现代汉语,而且促进了现代汉语词汇的扩大与发展。

五．佛学翻译对我国翻译理论发展的影响

佛教东传，历代翻译家呕心潜学，进行了历时一千多年的佛经翻译实践,对我国近现代的翻译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最早的“文质”之争、“厥中之论”为现代翻译理论中的直译与意译方法、归化与异化策略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当代作品《法句经序》(支谦著)中的观点,则是东晋佛经翻译家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陈福康. 2010:87、88)

时值唐代，玄奘又提出“五不翻”和“既需求真,又须喻俗”的翻译理念,深刻解析了音译与译语文本的文体风格问题。“在求真喻俗这一方面,玄奘主张在译经的过程中采取忠实于原文的直译方法,合理清晰地表达原文的思想内容和深层意义,但是考虑到译语的通顺流畅就得采取意译的方法以确保译文不但要符合目的语的语法规范更要符合目的语所在国家的历史文化语境,使之靠近译文读者。所谓准确地音译就是保持源语言的音位特点,为汉语输入更多的外来词汇。(徐嘉媛. 2010:3)”在译文的文体风格方面,玄奘主张使译文与原文的风格保持一致,尽量让汉译版的佛经突出源语文本古雅朴素的风格。玄奘的翻译思想是严复“信、达、雅”这一翻译准则形成的精神源泉。另外,现代英语翻译教学中所涉及的一些翻译技巧,例如增词、删词、拆分、合并、译名假借等也来自于玄奘的翻译思想。由此可见，不同历史时期的佛经翻译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国现代翻译理论提供了基本框架,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当代翻译的主要理论、学说和观点。

六．结论

我问佛：“若我不信佛呢？”佛说：“纵然你不信佛，那也不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佛语有云：见佛杀佛。你的肉眼见不到佛，你行走在路上，所受的指引来自于心。你不信命，不信佛……须知，心就是你的佛。(夏风颜.2014:202)纵然我们不笃信佛法，但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受到千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在佛经翻译之中苦心孤诣的影响。佛经翻译对中国汉语言、翻译理论、文学、哲学几大主要方彰显了对中国文化的推动与促进作用。纵览佛经翻译史，译经大师不仅将异域文化成功地植入了中国文化，而且开拓了佛经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的诸多领域。中国文化在雄浑的底蕴之上，融会贯通地汲取佛学经典，不仅实现了文化交融的巨大的成功，而且从多角度全方位地丰富了自身而成佛成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