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文学构思和学术问题

八十年代文学构思和学术问题1979年通常被认为是一个颇富历史意味的转折年代。

刚刚结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毋庸置疑，伴随此一历史转变应该出现的是各行各业“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大好局面，然而，对于文艺界而言，“文革”后一度产生的文坛共识却开始消散甚至瓦解。

之前潜藏和累积的各种异见犹如冰山一角逐渐暴露并且日益激化，主要的争议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如何评价“十七年”、“文革”，二是如何看待“近三年”的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

更进一步说，这其实涉及到如何理解“十七年”和“文革”以及“近三年”整个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和历史经验，而这恰恰又是当时社会各个层面都在探讨和思考的焦点。

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和处理无疑又为“文革”后正在兴起和展开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编写工作提供了相应的思想框架和认识装置。

一文坛共识的破裂分歧较为明显的公开是在3月召开的“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上。

据时任《文艺报》编辑部副主任的刘锡诚回忆:“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是《文艺报》主持召开的。

会议的议题之一，是总结三十年来文艺工作的经验教训。

作为组织者，冯牧和孔罗荪两位主编，在会议的后期，邀请“文革”前担任文艺界领导工作、“文革”中受到严重迫害、“文革”后仍在文艺界担任着重要领导职务的陈荒煤、林默涵、周扬三位老领导到会讲话。

他们每人讲了半天。

21日是陈荒煤讲，22日是林默涵讲，23日是周扬讲。

他们讲话之后，代表们进行座谈会讨论。

陈荒煤和周扬的讲话，都没有引起什么大的争论。

在23日上午的讨论中，代表们对林默涵同志的讲话，主要是对十七年文艺工作的成绩和问题，发表了一些不同意见。

我认为，也可以理解为是对林默涵同志观点的批评与商讨。

……默涵的讲话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关于总结三十年的经验问题。

有争议的就是这一部分。

他的讲话说:“(在十七年的文艺工作中)我们肯定有‘左’的错误，但是这里面也有复杂的情况。

我们一方面犯‘左’的错误，一方面又感到有‘左’的问题，多次提出克服‘左’的错误。

”“认为‘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就是从十七年的‘左倾’文艺路线发展起来的，这个问题值得商榷。

我感到现在还很难论定，因为这和政治路线是分不开的。

”①林默涵对历史的把握之所以遭到质疑必须还原到当时的语境中去理解。

十一届三中全会代表的路线已经“明确抛弃‘左’倾主义及其变种”，②由于“重新解释党的历史和学说是导向三中全会的一个中心论题”，③因而，“十七年”和“文革”存在的主要问题其实已经基本被定位为一个“左”的问题，相应地，文艺领域亦呈现出同样的状况。

林默涵模糊的表态给代表们造成的印象却是“十七年文艺工作的错误主要是右”，同时，代表们还尖锐地指出:“否认或者回避我们十七年文艺工作中的‘左’的缺点、错误和林彪、‘四人帮’‘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之间有着某种联系，是不可能很好总结30年来的历史经验教训的。

”④林默涵与代表们的冲突可以简单归结为如何解释“十七年”文艺的性质，即“十七年”文艺究竟是“左”还是“右”的问题。

而此前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对于“十七年”文艺的主要焦点集中于对“文艺黑线专政”论以及“文艺黑线”论的讨论上。

1966年转发全国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称: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

‘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

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而这些论点，大抵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的。

电影界还有人提出所谓的‘离经叛道’论，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革命战争之道。

”“由于《纪要》是以中共中央的文件下发的，事实上就成为‘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文艺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随着‘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出台，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不是遭到错误批判就是被打入冷宫，广大文艺工作者也由此遭到打击迫害，本应百花齐放的文艺界一片凋零”，①因此，“文革”结束之后，文艺界重建合法性的首要突破口就是必须展开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批判，文艺界几乎所有的人都加入到了这场批判之中。

1977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编辑部邀请文艺界人士举行座谈会，坚决推倒“文艺黑线专政”论。

参加座谈会的首都文艺界人士有:茅盾、刘白羽、贺敬之、谢冰心、吕骥、蔡若虹、李季、冯牧、李春光等。

到会人员中，除了李春光是当年的造反派外，其他人，全部是“文革”前文艺界的老同志和名流。

到会者指出: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是“四人帮”强加在文艺工作者和广大人民身上的精神枷锁和政治镣铐。

它全盘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文艺战线上的主导地位，篡改文艺路线斗争史，否定“十七年”革命文艺的成就，摧残“文化大革命”前所有优秀的文艺作品。

“文艺黑线专政”论是林彪、“四人帮”反对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推行其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重要理论支柱。

只有砸碎“文艺黑线专政”论这个沉重的精神枷锁，肃清它的流毒，才能真正贯彻“双百”方针，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

②《人民日报》的这次举措迅速促成了整个文艺界对“文艺黑线专政”批判的积极推进。

同年12月，《人民文学》发起了“向‘文艺黑线专政’论开火”的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

“关于‘十七年’文艺的评价，是与会人士发言中谈论最多的问题之一”，③就此问题发言的包括李曙光、冯牧、李準、吴组缃、韦君宜、秦牧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尚未恢复职务的周扬和林默涵等“十七年”文艺的主要领导也在会上发表了相关讲话。

其中，周扬的看法是:建国以后，毛主席对文艺非常重视，亲自领导了、过问了文艺工作和文艺斗争。

毛主席对“十七年”的文艺的评价，主要是肯定的。

周(恩来)总理对执行毛主席的文艺方针、路线，花了很多的心血，给予很大的关怀。

这种情况，怎么能说是‘黑线专政’呢?而且“十七年”中有很多好作品，即使江青夸耀的八个样板戏，也是属于“十七年”的，怎么能否定呢?“四人帮”和胡风、右派、苏修等敌人是一致的，否定“十七年”。

他们把“十七年”说成“黑线专政”，目的是反对毛主席、周总理，我们这些人，不过是他们的靶子。

“十七年”有没有缺点、错误?有，有刘少奇路线的干扰破坏，也有我们路线性的错误。

错误由我主要负责，他们打击我是为了反(周)总理。

三年困难时期，我授意写了《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社论，说文艺服务的对象除工农兵外，还有知识分子，这就错了。

第一次文代会上，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提得很高，第二次文代会就不那么高了。

第三次文代会由于反修，又提得高些。

说明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在我们头脑中扎根不深，脱离群众，同工农兵结合得不够好。

其次，在知识分子改造的问题上，在对待遗产的问题上，也有错误。

毛主席作了两个批示之后，我们真心诚意想解决这些问题，谁不想把工作做好?我们进行了整风，“四人帮”却说是“假整风”。

你可以说整风还不彻底，为什么要说成是假的呢?1956年底到1966年初，我向中央写了个报告检查自己的问题，送到政治局通过，准备公开发表，但被“四人帮”压下了。

他们总不会准人家革命，不许检讨，而是要打倒!④如果将周扬此番言论与林默涵在此前后的观点相对照，可以发现，无论是在对“四人帮”的定性、“十七年”文艺的主要问题还是毛泽东的“两个批示”，二人的结论都是基本一致的，而且也代表了当时文艺界大多数人的共识，①一切都在谨慎的措辞中将反思局限于揭批“四人帮”、否定“文革”的范围之内，这无疑是受制于”凡是派”当权的政治状况。

然而，随着“在1977年7月的十届三中全会到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间这段较短的时期内，权力关系发生了变化”，②1978年5月11日在《光明日报》刊出了由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初稿，王强华、马沛文、孙长江等人修订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力地否定了“两个凡是”的路线，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

随着讨论的不断推进，文艺界在维持着表面共识的局面下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分化。

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批判继续深入到了“文艺黑线”论。

为配合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1978年11月20日至25日，《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三个刊物召开了编委联席会议。

会议主持人，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张光年提出:“在深入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同时，必须把构成这个谬论的前提———‘文艺黑线’论彻底批倒，连根拔除，不能有任何迟疑”，③赢得了与会者的共鸣与响应。

从发言记录来看，批判“文艺黑线”本身并没有引来异议，但是稍加留意即可看出在这次会议中林默涵的发言就已经与其它与会者的发言产生了裂隙，关键词落在“文艺黑线”的重要组成部分“黑八论”上，林默涵认为:“四人帮”用来指责我们的“黑八论”，是他们“文艺黑线”的重要内容。

所谓“黑八论”，是“四人帮”拼凑起来的，大部分是我们批判过的，而且是把内容加以歪曲了。

“写真实”论。

写真实，我们是没有意见的。

我们所批评的，是认为只有写黑暗面才是真实。

这一点，请看周扬同志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的第三部分。

可是“四人帮”和我们不同，他们是一概不要真实。

“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秦兆阳)，我写了文章。

我不同意说现实主义是不一样的。

现实主义是不变的。

“四人帮”发展到不要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深化”论是冯雪峰提出的。

与胡风的理论有共同性。

现实主义要深化，就只有写黑暗面。

二次作协理事扩大会的报告，就没有让雪峰做，而是茅盾做的。

“中间人物”论，是中宣部文艺处批评的。

认为只有写中间人物才有教育意义。

我们认为这个论调是不对的，还是应该提倡写英雄人物。

我们并不是不要写中间人物，但说文学的主要任务是写中间人物，是不对的。

我觉得批评还是对的。

但“四人帮”接过去，根本不能写中间人物。

“反火药味论”，也是我们批评过的。

只是内部讲的。

当时讲的是出口的影片，不要净搞那些战争片。

“真人真事”论，搞得荒唐不堪。

这是起码的常识。

我们认为，真人真事不是不能写，写真人真事的作品也有很多好的。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就是写真人真事的作品，写得就很好。

这要看作者掌握的材料。

“四人帮”批“真人真事”论，把大量的群众创作给毁了。

工农兵作者还不能脱出真人真事，不许写真人真事，就是不要群众创作。

“无差别境界”论，是周谷城提出的哲学方面的问题。

《文艺报》也批评过。

这些论调都是我们批评过的，“四人帮”却反过来，加在我们头上，说是我们提倡的。

④陈荒煤、韦君宜、冯牧都迅速地对林默涵的解释作出了回应，陈荒煤是从《文艺报》的功能谈起的:“《文艺报》过去针对文艺界，发表过不少文章和意见，部分是错误的，大部分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