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分析

话语分析与阐释学的宗旨大相径庭。阐释学要求对某一文学文本在整体上进行理解和阐释，而话语分析不事先预设任何文本意义，目的也不在于探究其意义，而是考察贯穿在不同文本中的话语构成，研究它们如何建构了文本，如何使文本具有了意义，并在文化语境中承担功能。

历史话语分析（又称“知识考古学”）的奠基人是法国历史学家、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福柯的话语概念具有多重意义和开放性，强调实践，可以在不同的语境中获得不同的意义。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介绍自己的话语分析概念时，将其比喻为“采石场”，其一是说各个学科的同仁都可从中各取所需，再有就是反映了福柯对完整理论构架的排斥。

如果将话语分析作为方法泛泛的运用于文学研究，我们会遇到问题重重，因而有必要事先澄清几点：首先要限定话语概念，使之适用于文学分析的实践。话语可以被概括为有关某个主题的语言陈述的总和。福柯认为话语的关键不仅是所说（Gesagte）和所写（Geschriebene）的集合，而是特定文化决定了如何思维、如何言说条件下的陈述（Aussage）之和。话语并不再现或临摹文化现象，而是引发和建构了它们，因而话语分析要考察的与其说是话语，不如说是话语依据的规则、依存的条件。

话语驾驭个体的感知、思维和行动，这是福柯的出发点，因为他关注“说”的条件，什么可说，什么不可说，什么甚至被言语和思维遗忘。他引入了“话语实践”的概念，话语不再是符号（指示内容或表征的意义载体）的总和，而是不断实践，是根据一定规则系统生产话语对象的实践（福柯1973:74）。

福柯认为话语的可能性（即“可说”与“可想”）受制于某种排他机制，它由禁令、边界、注释、方法、理论、习俗和教义协调运作生成。福柯于1970年12月2日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讲座《话语的秩序》中概括了这种机制，为了解释不同时期话语的不同排他规则，福柯以孟德尔的遗传学为例，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们时常疑惑，为什么19世纪的植物学家和生物学家们居然不能认识到孟德尔学说的正确性。原因在于，孟德尔所谈论的对象，运用的方法，他所置身的理论视野，对于那个时代的生物学简直匪夷所思[…]。孟德尔道出的真相没能在当时生物学话语认可的‘真理’那儿找到容身之处：那时的生物学研究对象和概念遵循的是另一套游戏规则。”（福柯1991:24）

福柯认为，“真”是遵循某种规则的话语互动产生的被“当真”的陈述。这些规则不一定在场，不一定在文本中被描述或涉及，而是隐而不显。因而话语分析要考察话语的存在条件，描述它们所遵循的规则，此外要通过了解“未说之物”研究权力的非话语实践，因为话语的根本就在其中。

文学在建构文化的话语关系中起着什么作用呢？福柯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评价了文学的作用，我们至少可以找到三种回答。

其一，福柯在60年代零散的发表了关于文学的（包括评论和散文）文字，集中处理了文学文本，探讨了文学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他将“别处”（Heterotopie）即“他者”带入文学，这个他者游离在统治话语及其话语强制之外，不断的僭越被设定的边界。福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了“反话语”的概念（福柯1971: 20, 76）。

其二，随着话语分析的深入，规律性和强制问题在70年代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文学文本不仅仅是统治话语的忤逆者，也是它的组成部分。为什么某些文本可以

划分到文学的范畴，被冠以“文学”之名，文本在这里除了被置于特定的观念下之外，更多的还受制于某种符号阐释的实践。这种划分的前提是某种受话语支配的知识，它同时暗示了特定的话语实践。因而，文学不仅通过诗学获得合法性，它还在政治、经济、法律、医学、以及心理学话语的交织中被建构和调节（福柯1990）。

其三，福柯在晚期主要探讨所谓自我实践的问题，即主体如何通过自我实践，把自我塑造成有自决能力的伦理主体。文学也由此获得了一个新的功能，成为主体化方法的一部分，但是本文不处理文学的这个功能。我们主要讨论运用话语分析的前两种可能性，使它们在文学研究中结出成果。

还要事先说明的是，话语分析在文学研究中并非毫无争议，原因首先在于文学研究的自身历史，它优先运用阐释学的方法已不是一朝一夕，其中心问题是文学的具体文本、叙述的内容和作者。文学阐释学所遵循的话语实践一般被称为阐释型文本实践，主体位于阐释的中心。话语分析很难接受阐释学的主体概念，它把主体看成由若干话语构成的效果，这样一来，阐释学意义上的主体就成为虚设。与阐释学不同，话语分析悬置和消解惯用的解释范畴（如“文本”、“作者”、“意图”等）。就算如今有阐释学者试图将话语分析整合到文本阐释中，这种概念综合也只是反思自身的阐释过程，并没有因此成为话语分析。

话语分析不是文本分析，但是它可以在文本中实践。这句话也提出了将福柯的话语分析运用于文学作品所出现的第二个问题。如果采用这种方法，我们就要时时提醒自己，福柯的话语分析并不是为描述具体文学文本而构想的，更不用说进行文学阐释了。福柯用话语分析要考察的是知识构成，即当今被划分成人文科学（Humanwissenschaften）的知识构成，这里的人文科学指的是将“人”作为研究对象，将“人”设计并定义成某种认知构造物的科学，围绕这个对象而生产的人文科学，可被认可为真理话语。

话语分析是研究知识构成以及知识形态的方法，它可以被真理系统验收，并且在特定的时间内被声称为真理。众所周知，文学并不声称自己占有真理，文学首先是虚构。从这样的差异，我们不难看出话语分析与文学的兼容难度。尽管福柯并不是为了研究文学提出的话语分析，文学界还是有很多关于话语分析及其文学应用的讨论。而且有趣的是：福柯的话语分析学说是在研究文学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福柯最早的兴趣在于医学史（《临床医学的诞生》）的研究，他分析科学理性如何在不同时代以不同方式建构了疯癫，并最终使之成为医学的对象（《疯癫与文明》）。在此之后的1961年至1966年间，福柯从事文学研究，这段时间与他处理语言本体论的阶段重合。人们通常把这一阶段看成福柯话语分析的准备期，对它重视不足，研究福柯的文献中，相关论述寥寥。尽管福柯在所谓话语分析准备期的研究对象是文学，文学研究也常常引用福柯和他的话语分析，而福柯自己却从未将话语分析用于文学。这一点无论如何需要强调说明。

福柯的语言本体论

福柯关于文学的研究主要在1966年发表知识史专著《词与物》之前，始终自始至终刻着语言本体论的烙印。语言本体论对于建立话语分析的意义重大，它发端于40年代中期，由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为基础发展起来，主要在法国，其最典型的代表是布朗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