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学概说资料

稷下学概说

周立升

一、稷下学宫概况

战国时期，齐国在其都城临淄的稷门附近建起了一所著名的学宫，这就是在中国教育史、文化史和思想史上享有盛名的稷下学宫。学宫之所以冠以“稷下”之名，其本意盖因它在稷门之下，而稷门则是因临稷山并且是通往稷山的门户而得名。司马贞在《史记索引》中引《齐地记》曰：“齐城西门侧，系水左右有讲室，趾往往存焉。”(《田完世家索引》)所谓讲室即指稷下学宫。

（一）学宫的创立及其发展与消亡

稷下学宫，历史悠久。早在齐桓公午时就设立了。汉末徐干曾追述说：“齐桓公立稷下之官(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中论·亡国》)齐桓公即田午，自公元前375年至前357年在位。这就是说，稷下学宫的创立约于公元前四世纪的六十年代，与柏拉图在雅典创立的“逍遥学院”，时间不相上下。后来，齐威王继承父业，其时齐国国力依然赢弱，而威王又沈湎不治，委政于卿大夫，稷下先生淳于髡便以“国中有大鸟”的“隐语”谏威王，促使其大胆革新，励精图治，兴办稷下学宫。因此威王时，稷下学宫已有相当的规模了。到齐宣王时，谈说之士云集于稷下达到了最高峰。史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大，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以后又历经闵王、襄王和齐王建三代。齐闵王末年，因连年举兵不休和临淄失陷，造成学士分散，学宫冷落。襄王时，一些学士再度回归稷下，学宫才又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生机。其时，荀卿还曾在学宫讲学，“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不过在襄王时，由于齐国元气大伤，已无力恢复其强国的地位，因此稷下学宫也失去了往日的风采。到齐王建时，学宫尚存在了一段时间，但因其国势日衰，学宫也无力“复胜”，随着齐国的灭亡学宫终于消亡了。

稷下学宫的存在约有一百五十余年，经历了战国的中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在这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稷下学宫尽管有盛有衰，时起时落，但始终在开展着。正

是从这里产生或培育了众多的学派，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古代文化。战国中、后期的一些著名思想家，大多与它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二)学宫的性质与特点

稷下学宫既不同于春秋以前的庠序学校，也不同于秦汉以后的太学堂和翰林院，而是一所从事教育、研究学术、百家争鸣、咨询政治的特殊机构。

首先，稷下先生皆积极从事教育活动，他们大都广收门徒，授业解惑，传播知识，培养人才。《管子》中的《弟子职》就是一篇非常完整的学宫的学则，它从课堂纪律到课下复习，从尊敬师长到品德修养，从饮食起居到衣着装饰，都规定得非常详细缜密，是每位学子(弟子)都必须遵守的规则和纪律，类似今天高等学府的学生守则。由此可见，稷下学宫的确是一所具有相当规模和较高层次的教育机构。它虽然由官方兴办，但它打破了奴隶主的等级制，不仅学生“有教无类”，而且教师也不分贵贱择优聘用，连出身家奴、身为赘婿的淳于髡都成了著名的“稷下先生”。学宫的首领也不是官方任命，而是由群众公推，任期亦不固定。如荀子在齐襄王时，曾经“最为老师”，以至“三为祭酒”。总之，稷下学宫是在封建制代替奴隶制之后所出现的一种新型的文化教育机构。其次，在稷下学宫中，从各国来的不同学派的学者们，都积极从事学术研究。其中，有的研究“阴阳之术”，有的“以道诠法，崇尚黄老”，有的“序君臣父子之礼”，有的宣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有的主张“见侮不辱，救民之斗”。总之，他们“各著书言治乱之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学术研究与学术争鸣、文化交流是分不开的。稷下学者多为能言善辩之士，譬如淳于髡，滑稽多辩，人称“炙毂过髡”；田骈号称“天口骈”；邹衍别号“谈天衍”；邹奭被称为“雕龙奭”；田巴能“一日服千人”；鲁连难田巴，使之终身不复谈，等等。在稷下学宫中，学术论辩，自由争鸣，蔚然成风。学者们以开放的心态，求索的精神，积极探讨各种问题，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可以说，稷下学宫的学术争鸣，是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一个缩影。

复次，稷下学宫是一个“不治而议论”的咨询机关，具有明显的政治特色。那些“不任职而论国事”的学士们不仅“议执政之善否”，而且“咸作书刺世”以干世主，充当齐国执政者的高级顾问。他们虽然没有实职，却“受上大夫之录”，而且“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他们不仅是齐国的谋士，说威王、劝

宣王、讥邹忌、谏王，而且往来各国，上说下教，在行动上“合则留，不合则去”。

足见，稷下学宫并不是一个专门从事教育或进行学术研究的机构，而是齐国的政治咨询机构，是齐国政府制定内外政策、推行各种政务的“智囊群体”。稷下先生们大都对齐国的政治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然而，他们一般都没有行政职务，不直接参与国家的管理工作，即使个别的先生被委任为使节，去完成某项外交使命，那也是暂时的，并非终身固定的。正因为稷下先生们“无官守，无言责”，所以他们不恃势贪功，不阿谀逢迎，从而使学宫的咨询职能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

据考，当时到这个学宫的人物是很多的。但由于出出进进，并不固定，且历经百余年，变化很大。最可观时曾达到“千有余人”，其中被赐为“上大夫”的就有七十六人。他们绝大部分没有留下姓名，见之于史书的只有淳于髡、宋鈃、尹文、彭蒙、田骈、慎到、接子、环渊、邹衍、邹奭、孟轲、荀况、儿说、田巴、季真、王斗、鲁仲连等少数著名人物。其中有的原籍就是齐国，有的虽不是齐人，但长期居于齐国或多次游学稷下。他们大部分人的著作也没有留下来，只有少数知名人士在《汉书·艺文志》中著录了一些篇目，而且除《管子》《荀子》及个别残本、辑佚外，也都早已亡佚了。所幸在《孟子》、《庄子》、《尸子》、《荀子》、《吕氏春秋》、《韩非子》、《战国策》、《淮南子》、《史记》、《韩诗外传》、《盐铁论》等书中，还保存了他们的一些思想片断，大体反映他们某些学说的梗概。《管子》本来是一些稷下学士的论文集，可惜又没有注明作者。这就给研究稷下之学造成了很大困难。不过依据现有的史料，我们还是能够粗线条的勾画出稷下学宫的大致轮廓的。

二、稷下之学的学术贡献及影响

云集于稷下学宫的先生和学士们，学界有人将之称为“稷下学派”或“稷下派”，严格说来，这种称谓是不确当的。因为稷下先生(稷下诸子)，他们各有自己的政治见解、学术主张、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实际上是分属于不同的学术流派的。所以稷下学宫作为思想库所蕴储的思想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独立的学术流派，而是战国中、后期的诸子百家之学，故尔我们以稷下之学来概括这一时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