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学概说资料

稷下学概说周立升一、稷下学宫概况战国时期，齐国在其都城临淄的稷门附近建起了一所著名的学宫，这就是在中国教育史、文化史和思想史上享有盛名的稷下学宫。

学宫之所以冠以“稷下”之名，其本意盖因它在稷门之下，而稷门则是因临稷山并且是通往稷山的门户而得名。

司马贞在《史记索引》中引《齐地记》曰：“齐城西门侧，系水左右有讲室，趾往往存焉。

”(《田完世家索引》)所谓讲室即指稷下学宫。

（一）学宫的创立及其发展与消亡稷下学宫，历史悠久。

早在齐桓公午时就设立了。

汉末徐干曾追述说：“齐桓公立稷下之官(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

”(《中论·亡国》)齐桓公即田午，自公元前375年至前357年在位。

这就是说，稷下学宫的创立约于公元前四世纪的六十年代，与柏拉图在雅典创立的“逍遥学院”，时间不相上下。

后来，齐威王继承父业，其时齐国国力依然赢弱，而威王又沈湎不治，委政于卿大夫，稷下先生淳于髡便以“国中有大鸟”的“隐语”谏威王，促使其大胆革新，励精图治，兴办稷下学宫。

因此威王时，稷下学宫已有相当的规模了。

到齐宣王时，谈说之士云集于稷下达到了最高峰。

史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大，不治而议论。

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以后又历经闵王、襄王和齐王建三代。

齐闵王末年，因连年举兵不休和临淄失陷，造成学士分散，学宫冷落。

襄王时，一些学士再度回归稷下，学宫才又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生机。

其时，荀卿还曾在学宫讲学，“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不过在襄王时，由于齐国元气大伤，已无力恢复其强国的地位，因此稷下学宫也失去了往日的风采。

到齐王建时，学宫尚存在了一段时间，但因其国势日衰，学宫也无力“复胜”，随着齐国的灭亡学宫终于消亡了。

稷下学宫的存在约有一百五十余年，经历了战国的中期和后期两个阶段。

在这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稷下学宫尽管有盛有衰，时起时落，但始终在开展着。

正是从这里产生或培育了众多的学派，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古代文化。

战国中、后期的一些著名思想家，大多与它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二)学宫的性质与特点稷下学宫既不同于春秋以前的庠序学校，也不同于秦汉以后的太学堂和翰林院，而是一所从事教育、研究学术、百家争鸣、咨询政治的特殊机构。

首先，稷下先生皆积极从事教育活动，他们大都广收门徒，授业解惑，传播知识，培养人才。

《管子》中的《弟子职》就是一篇非常完整的学宫的学则，它从课堂纪律到课下复习，从尊敬师长到品德修养，从饮食起居到衣着装饰，都规定得非常详细缜密，是每位学子(弟子)都必须遵守的规则和纪律，类似今天高等学府的学生守则。

由此可见，稷下学宫的确是一所具有相当规模和较高层次的教育机构。

它虽然由官方兴办，但它打破了奴隶主的等级制，不仅学生“有教无类”，而且教师也不分贵贱择优聘用，连出身家奴、身为赘婿的淳于髡都成了著名的“稷下先生”。

学宫的首领也不是官方任命，而是由群众公推，任期亦不固定。

如荀子在齐襄王时，曾经“最为老师”，以至“三为祭酒”。

总之，稷下学宫是在封建制代替奴隶制之后所出现的一种新型的文化教育机构。

其次，在稷下学宫中，从各国来的不同学派的学者们，都积极从事学术研究。

其中，有的研究“阴阳之术”，有的“以道诠法，崇尚黄老”，有的“序君臣父子之礼”，有的宣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有的主张“见侮不辱，救民之斗”。

总之，他们“各著书言治乱之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学术研究与学术争鸣、文化交流是分不开的。

稷下学者多为能言善辩之士，譬如淳于髡，滑稽多辩，人称“炙毂过髡”；田骈号称“天口骈”；邹衍别号“谈天衍”；邹奭被称为“雕龙奭”；田巴能“一日服千人”；鲁连难田巴，使之终身不复谈，等等。

在稷下学宫中，学术论辩，自由争鸣，蔚然成风。

学者们以开放的心态，求索的精神，积极探讨各种问题，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

可以说，稷下学宫的学术争鸣，是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一个缩影。

复次，稷下学宫是一个“不治而议论”的咨询机关，具有明显的政治特色。

那些“不任职而论国事”的学士们不仅“议执政之善否”，而且“咸作书刺世”以干世主，充当齐国执政者的高级顾问。

他们虽然没有实职，却“受上大夫之录”，而且“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

他们不仅是齐国的谋士，说威王、劝宣王、讥邹忌、谏王，而且往来各国，上说下教，在行动上“合则留，不合则去”。

足见，稷下学宫并不是一个专门从事教育或进行学术研究的机构，而是齐国的政治咨询机构，是齐国政府制定内外政策、推行各种政务的“智囊群体”。

稷下先生们大都对齐国的政治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然而，他们一般都没有行政职务，不直接参与国家的管理工作，即使个别的先生被委任为使节，去完成某项外交使命，那也是暂时的，并非终身固定的。

正因为稷下先生们“无官守，无言责”，所以他们不恃势贪功，不阿谀逢迎，从而使学宫的咨询职能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

据考，当时到这个学宫的人物是很多的。

但由于出出进进，并不固定，且历经百余年，变化很大。

最可观时曾达到“千有余人”，其中被赐为“上大夫”的就有七十六人。

他们绝大部分没有留下姓名，见之于史书的只有淳于髡、宋鈃、尹文、彭蒙、田骈、慎到、接子、环渊、邹衍、邹奭、孟轲、荀况、儿说、田巴、季真、王斗、鲁仲连等少数著名人物。

其中有的原籍就是齐国，有的虽不是齐人，但长期居于齐国或多次游学稷下。

他们大部分人的著作也没有留下来，只有少数知名人士在《汉书·艺文志》中著录了一些篇目，而且除《管子》《荀子》及个别残本、辑佚外，也都早已亡佚了。

所幸在《孟子》、《庄子》、《尸子》、《荀子》、《吕氏春秋》、《韩非子》、《战国策》、《淮南子》、《史记》、《韩诗外传》、《盐铁论》等书中，还保存了他们的一些思想片断，大体反映他们某些学说的梗概。

《管子》本来是一些稷下学士的论文集，可惜又没有注明作者。

这就给研究稷下之学造成了很大困难。

不过依据现有的史料，我们还是能够粗线条的勾画出稷下学宫的大致轮廓的。

二、稷下之学的学术贡献及影响云集于稷下学宫的先生和学士们，学界有人将之称为“稷下学派”或“稷下派”，严格说来，这种称谓是不确当的。

因为稷下先生(稷下诸子)，他们各有自己的政治见解、学术主张、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实际上是分属于不同的学术流派的。

所以稷下学宫作为思想库所蕴储的思想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独立的学术流派，而是战国中、后期的诸子百家之学，故尔我们以稷下之学来概括这一时期的学术思想。

“稷下之学”顾各思义，涵盖两重义蕴，一为稷下学宫，二为稷下学术。

实际上，它是稷下学宫与稷下学术的简称。

（一）思想理论的多元与高度的学术自由及平等稷下之学产生于齐地，是以齐文化为主体并兼容来自列国的百家之学而出现的。

在稷下学宫创立之前的春秋末年至战国初年，各家各派没有也不可能大家汇聚在一起，进行共同的研究和辩论。

稷下学宫的创立，为各派荟萃讲学、学术融汇和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场所，于是来自不同国度和地区的各种学说，迅速汇聚于稷下以求发展，由此便形成了稷下之学多元化的特点。

稷下学宫中的先生们都是当时百家之学的代表人物，战国中期以后各家各派的著名思想家多数都曾在稷下讲学，其中很多人就是在稷下成名的。

稷下诸子学无论其势力或强或弱，亦无论其影响是大是小，在稷下学宫中他们都享有平等的地位，都可以自由的著书立论、传道授业、议论时政以干世主，都可以平等地争鸣驳难、交流论辩。

齐国当政者不但不加干预，还创造优厚的条件，鼓励他们各引一端，崇其所善，切磋沟通，悉心求正，从而奏出了一曲百家争鸣的交响乐。

稷下学宫的百家争鸣，推动了学术思想的飞速发展。

这种发展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为学术思想的分化和深化，二为学术思想的融合与会通。

在稷下学宫之前，各派学说虽然也有分化，如“儒分为八”，“墨离为三”等，但这种分化纯属学派内部在转承过程中所发生的自然分化，与其他学派基本上没有什么情节纠葛。

而在学宫中的诸子学术所发生的学派分化就不同了，这种分化主要是在相互辩难、广泛交流中通过互相启发、互相汲取、互相借鉴、互相补充而产生的，因此它的特点呈现为学术的深化。

在学术思想分化的同时，还有学术思想的融合。

所谓融合，不是合而为一，亦非折衷、掺和，而是以本学派的思想理论为本位，吸取别家之长以修正本派之不足，从而出现学术思想的融合，融合的特点是理论的会通。

事实上，在稷下学宫中，任何一位稷下先生都是以某家学说为本位的，因此称他为某家某派。

但是，我们又可以在他的思想理论中或多或少的发现来自别家别派思想的影响。

譬如，以稷下黄老学派为例，它是稷下学宫中最主要的一派。

这一派人数最多，力量最强，影响最大。

它是适应地主阶级巩固政权、安定民心的需要而产生的。

因此它受到齐国当权者的特别重视而一度成为占支配地位的精神力量。

这个学派的特点是调和色彩极浓，即司马谈所谓“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史记·太史公自序》)。

这一特点集中的表现了稷下学宫兼收并蓄、容纳百家的特色。

汉初的黄老思想追其根乃在稷下。

稷下的黄老学派又有着不同的分支，其中的一个支派便是宋、尹学派。

此派“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同上)，主张“不累于俗，不饰于物”(《庄子·天下篇》)，这些都为稍后的庄子学派所吸收。

它以老子“少私寡欲”为基点，采纳了孔子“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和“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的修养信条，发展为“情欲寡浅”、“见侮不辱”的理论，亦以此影响了“孟氏之儒”，使孟子沿着“养心莫善于寡欲”的道路，走向“尽心”、“知性”、“知天”的先验论，从而区别于孔氏之儒而自成一派。

同时，宋、尹的精气学说和“虚一而静”的认识论又成为荀氏之儒的重要理论来源。

足见其在儒家各派的分化、形成中的重要作用。

宋、尹的“禁功寝兵，求世之战”的言论和“不忘天下，日夜不休”的行动，表明它继承了墨家的部分言行，无怪乎很多学者把它列为墨家的一支。

但它偏重于内心修养的倾向又同墨子俨然有别。

同时，它不讲“天志”，反对“明鬼”的思想，在促进前期墨家向后期墨家的转化中，无疑起了一种默化的作用。

黄老学派中的慎到一支和环渊一支，对各家的吸取、改造和影响，虽不如宋、尹一派这样全面，但同样起着某些转关过渡作用。

如慎到吸收了儒家的“礼”，又把老子的“道”向法理方面引伸，开后期法家之先河。

环渊为楚人，他对老子思想是下过一番精深研究功夫的。

肯定的，他对其先师的遗说绝不仅仅是复述，而是有某些所谓创造性的发展。

庄子后学的某些人以及汉初的黄老学者，可能和他的影响不无关系。

除黄老学派，稷下法家学派对其他学派的分化和融合也起了比较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早期法家向后期法家转化并形成系统理论的过程中，这种作用就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