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旷达情怀

苏轼的旷达情怀

所谓旷达，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心胸开旷，想得开。”在《词源》中解释为“心胸开旷，举止无检束。”苏东坡的确如此，这种身处逆境之中，既保持一种超然物外，随遇而安的达观胸怀，又始终不放弃对人生的热爱，对美好事物追求的态度，就是苏轼旷达精神的所在。

一、苏轼旷达精神的表现

苏轼的旷达精神表现在许多方面，他对政治荣辱、对家庭的磨难离散、对自身生活、对后学僚属等方面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他的这种胸襟。

对待政治荣辱

但苏轼没有被压倒，在创作上，他仍保持乐观。如：“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之一）“寂寂东坡一病翁，白发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哪知是酒红。（《纵笔三首》之一）“霹雳收咸暮雨开，独凭栏槛倚崔嵬。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儋耳》）“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饱萧条半月无。明日东家当祭灶，只鸡斗酒定膰吾。”（《纵笔三首》之三）。这些诗里，看不到苏轼身陷南荒，老病交加的困境和窘态，展示给你的是那里的海风快意，民风淳民，自得其乐。特别是他渡海北归的那首诗“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这次北归，苏轼只是遇赦而已，并非回京作官。同时，这首诗写在他迭经打击之后，写在险象环生的海浪海风之中，写在他终生坎坷，即将辞世的前一年，此时此刻，一般人都会痛定思痛，感慨万分。但是在诗里，我们看不到愤怒与忧伤，所看到的，是对莹洁无尘的人格和心灵的自我鉴定，是对此理性的美学审视；那可能带来舟覆人亡的风啸涛吼，成为雄壮的音乐；那缺医无药的瘴疠之地，成了他一生中最适于观赏的奇绝之处。这里，所表现的平和心态，洒脱风度，乐观精神，豪迈气概，可与“大江东去”那首词相提并论，其心胸之旷达，于此得到了充分的集中的展示。

对待家庭磨难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词中，作者勾勒出皓月当空、美人千里、孤高旷远的意境，俯仰古今变迁，感慨宇宙流转，揭示睿智的人生理念，在词末，亲人间的欢聚既不能强求，当此中秋月圆，则唯有“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亦足以慰情。两句据南朝宋人谢庄《月赋》“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转出更高的四境界，向世间所有

离别的亲人（包括自己的兄弟），发出深挚的慰问和祝愿，给全词增添了积极奋发的意蕴，由感情转入理智，化悲怨而为旷达。

在对待自身生活方面，初到黄州，“癛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答秦太虚书》）而且，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市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处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答李端叔书》），“只有靠躬耕田亩，“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答秦太虚书》）写得辛酸、幽默，苦中有乐，深切感人。公元1097年4月，苏轼被贬为琼州（今海南省海口市）别驾昌化军安置，当时苏轼已62岁了，处境也更为恶劣。亲人只有幼子苏过同行。当时海南岛的生活比惠州还要恶劣得多。生活条件极为艰苦，如非被认为罪大恶极，惟恐其仍得生还，一般不至被贬逐到这样险僻的地方。苏轼深知“浮瘴海以南迁，生还无期”（《昌化军谢表》），他自己也作了死别的准备，“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当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等待苏轼要过的儋州生活果然是“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与程秀才书》），连生存都困难。

苏轼将生活琐事处理得井井有条，对管家理财、烹饪饮食、医药保健、种花养鱼等都颇有研究，如他的《养生诀》介绍的“盘足，叩齿三十六通，握固”按摩两脚心，“梳头百余梳而卧”的确是很好的养生之法。还有《学龟息法》、《求医诊脉》、《治内障眼》，服用生姜、茯苓、地黄均有文字。苏轼还是一个美食家，对煎茶酿酒、佳肴烹制、粗粮细作均有讲究，他写有《饮酒说》、《漱茶说》、《煮鱼法》（即后世的东坡鱼）、他发明的“东坡肘子”、“东坡肉”、“东坡羹”、“东坡饼”至今还保留在中国传统的菜谱里。可以说，正是在这写大大小小的认识问题、生活问题上，苏轼表现出了他对人生的独特领悟，表现了他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所具备的真实性情。我认为这同样是苏轼旷达精神的表现。

苏轼应制科试后不久，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判官。在凤翔任上，苏轼与太守陈公弼的关系比较紧张。陈系武将出身，待下甚严，僚吏不敢仰视。苏轼却常同他争论，以至形于颜色。但后来他们的关系有所缓和，比较融洽了一点。陈公弼修了一个凌虚台，要苏轼作一篇记，苏轼写了《凌虚台记》，在记中，苏轼认为“物之兴废成毁，不可得而知也。”“夫台犹不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陈公弼只字未改而刻于台上。以后，他们同登凌虚台，举酒赋诗。苏轼与陈公弼的幼子陈（字季常）的关系很好，成了终生密友。在苏轼贬官黄州期间，陈慥与他过从甚密，经常往来唱和。苏轼为他俩写了《陈公弼传》和《方山子传》。

苏轼于熙宁四年（1071年）任杭州通判时，与太守陈襄的关系很好。陈襄决定修复钱塘六井，苏轼积极支持。当六井修复完工，苏轼又写了《钱塘六井记》，对陈襄的功德进行表彰：“明年春，六井修毕，而岁适大旱，自江淮至浙右井皆竭，民至以罂缶贮水相饷如酒醴。而钱塘之民肩足所任，舟楫所及，南出龙山，北

至长江，盐官海上，皆以饮牛马，给沐浴。方是时，汲者皆诵佛以祝公。”当陈襄任满离杭时，苏轼写词相送《虞美人有美堂赠述古》。

“嗟此本何常，聚散实循环。人失亦人得，要不出区寰。”（《次韵和刘京兆石林亭之作石本唐苑中物散流民间刘购得之》）

二、苏轼旷达精神形成的原因

旷达，是一种高超的精神境界，苏轼为何能臻此境？

首先，苏轼的作官意识在不断淡化。苏轼虽有求取仕进之心，特别是年轻时，“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猎》）。但他跟许多人相比，一开始就不是很热衷。苏轼考中后，给考官梅尧臣的书信《上梅直讲书》，显得格调高洁，气度雍容，不卑不亢，没有急切求官的意思。有这个思想基础，他在仕途受挫时，才不会郁郁寡欢，而且在遭受挫折之后，对社会的黑暗，官场的混浊，有了切身体会，对仕进便更加淡薄。黄州之后，他对别人百般钻营拼命夺取的东西——官职，便一辞再辞，朝廷先后升任他为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他都上奏一再辞免。正因为此，他在日后不断遭贬，打击日甚时，才未在心理上形成极大反差，没有重大的'失落感，也没有了不起的痛苦。而且他能随缘自适，苦中作乐。可以说，不断地淡化作官意识，是他旷达的思想基础之一。

其次，苏轼有一定的民本思想，平等观念。他在贬所，与下层民众相处时，他从未以曾为高官，曾经阔过自居；从未以高人一等的文化人自居。他与当地民众相处，相得甚欢。在黄州时，他与卖药者、开酒店者、渔樵均有交情，离开黄州时，他写道：“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文老，时与晒渔蓑。”（《满庭芳·归去来兮》）。嘱咐邻里莫折堂前细柳，恳请文老时时为晒渔蓑，言外之意显然是自己有朝一日还要重返故地，再温习一下这难忘的生活。贬到海南，他与黎人十分和谐，他在诗中的子云、威、徽、先觉四个姓黎的好朋友。在儋州，其《和陶劝农六首》中写道：“咨尔汉黎，均是一民”，反映汉黎两族，同是一家，“华夷两樽合，醉笑一杯同”（《用过韵冬至与诸生饮酒》）。这样一种民族平等思想，出之九百多年前的苏轼之口，确实难得。在贬所，他看到了人民生活的艰难，人民感情的淳朴，人们自食其力的可贵。在缺吃少穿，不会自命风雅，高论国运的人民中，他亲身感受到了他们对自己的热情帮助和由衷的尊敬。他认识了人民，而且在诗中反映出来。当故人问海南风土人情如何时，“东坡云：‘风土极善，人情不恶’。”（《遁斋闲览》）

第三，在认识论上，他的思想有诸多辩证法因素，深受儒释道的影响。儒家思想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孔子的“不怨天，不尤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对苏轼都有深远的影响，老庄思想特别是庄子，对苏轼影响颇大。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认为对立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苏轼少年时就爱好庄子的文章，后来又喜和僧人来往，在生活上他认为“游于物之外”则“无所往而不乐”（见《超然台记》），要求以安然的态度应物，“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