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辨派”的兴起及其评价问题
顾颉刚与古史辨派
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 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 了。 第三，在勘探古史时，我们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 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譬如，"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 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宋代以来的怀疑精神一脉相承
纵观历史上的疑古辨伪，可以看到，它萌生于战国、秦、汉而勃发于唐、宋、元、明，到了 清代已趋于成熟，顾颉刚曾用图解表述了这一学术源流。他把孔子与六经这一中国文化的中 心比作北京的皇宫，把战国、西汉（今文经学）、东汉三国（古文经学）、宋人理学比作围 在皇宫外的的几层城墙。 顾炎武打破了宋人（以及元、明两代）的粉饰，使人们看见了里面的一道墙 乾隆以前的学者摧破了三国至唐代的粉饰 嘉庆以后的学者又摧破了东汉的粉饰，于是人们又看得深了一层 此时顾颉刚已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的责任是要把西汉和战国诸子粉饰的两道 城墙摧破，这样中国文化的中心就可以明白的知道了。
五四时期反封建的时代潮流为古史辨派的产生开辟了道路
旧的传统观点一向认为：夏、商、周三代就形成了统一国家，甚至认为尧、舜时代已经是统 一国家，唐尧、虞舜是至圣之君，上古是黄金时代，以后世道浇薄，国家难治，遂形成千古 流传的复古思想。而且从尧、舜这些古圣王起，经过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 子、孟子，一脉相承，成为神圣的“道统”。 对于记载这些“道统”的经书只能顶礼膜拜，不能有所怀疑，由此形成为封建制度、秩序服 务的顽固迂腐的意识，严重阻碍了社会进步。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思想革新、反对复 古主义、重新评判传统文化的进步思潮的激荡下，在胡适提倡的存疑主义的诱发下，顾颉刚 等人鼓起推翻传统观念的勇气，对一切旧事物都持怀疑态度，经常讨论如何审理古史和古书 中的真伪问题，自觉担当起了打破传统偶像、批判封建史学的历史重任，当此时“批评之风 大盛，昔时信守的藩篱都很不费力地撤除了，许多学问思想上的偶像都不攻而自倒了。
古代文学批评解释中国古代文学史中的古代文学批评探讨其在文学理论与评论中的地位和作用
古代文学批评解释中国古代文学史中的古代文学批评探讨其在文学理论与评论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作为文学理论与评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发展和研究起着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本文将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起源、发展与特点，以及其在文学理论与评论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方面展开探讨。
一、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起源与发展古代文学批评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诗经传承与赋诗活动，但真正形成和发展起来却是在汉代。
汉代遗存的《太初六经》是最早的一部文学批评著作，这标志着古代文学批评开始以独立的形式出现。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发展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等历史时期。
各个时期的文学批评家都以不同的方式对文学作品进行评论和解读，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学批评理论和方法。
二、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特点1. 注重文学作品的内涵与意境古代文学批评强调文学作品的内涵和意境，注重作品中所体现的思想、情感和艺术形式等方面。
例如，宋代文学批评家刘辰翁在《唐宋传奇评点》中提出“文如其人”论，探讨了文学作品和作者之间的关联性。
2. 重视文学作品的声韵和格律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对于声韵和格律的重视程度超出了其他文学批评体系。
例如，唐代文学批评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详细讨论了文学作品的声音、韵律和字句运用等问题，成为了后世文学批评的重要范本。
3. 融入文学与哲学思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不仅强调对文学作品内在的审美价值的探讨，还常常涉及到对哲学思辨的提出和讨论。
例如，明代文学批评家杨慎《诠评太白诗》中对杜甫、白居易等诗人的作品进行批评，既关注作品的艺术形式，也融入了儒家、道家等哲学观念的解读。
三、古代文学批评在文学理论与评论中的地位和作用1. 促进文学艺术的发展和创新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通过对文学作品的评论和解读，提供了对于文学艺术的审美观点和理论方法，推动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和创新。
2. 维护文学作品的价值和传承古代文学批评对于维护文学作品的价值和传承起着重要作用。
试论古史辨运动兴起的思想来源古代文学论文
顾颉刚是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古史辨运动的主帅。
从古史辨运动一开始，顾颉刚就特别具有历史意识，在《古史辨》第1册写了一篇长达6万字的《自序》，突出强调他倡导、组织古史辨运动的心路历程，详尽地交代了古史辨运动的缘起。
半个世纪以后，他又发表了2万字的长文《我是怎样编〈古史辨〉的》（《古史辨》第1册，1982）。
[1]因此，古史辨运动产生的思想线索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但是，细读这两篇自述，可以发现顾颉刚关于古史辨运动产生的思想线索的叙述有颇不一致之处。
在1926年的《自序》里，顾颉刚认为他“上古史靠不住的观念”来源有四：第一是自刘知几至崔述的辨伪传统，第二是康有为为代表的清代今文经学，第三是胡适的实验主义史学方法，第四是故事传说、民间歌谣的暗示。
他说：《新学伪经考》买到了。
翻览一过，知道他的论辩的基础完全建立历史的证据上……后来又从《不忍》杂志上读到《孔子改制考》，第一篇论上古事茫昧无稽，说孔子时夏、殷的文献已苦于不足，何况三皇五帝的史事，此说极惬心厌理。
下面汇集诸子托古改制的事实，很清楚地把战国时的学风叙述出来，更是一部绝好的学术史。
（26页，1982）自从读了《孔子改制考》的第一篇之后，经过了五六年的酝酿，到这时始有推翻古史的明了的意识和清楚的计划。
（43页，1982）古史古书之伪，自唐以后书籍流通，学者闻见广博，早已致疑，如唐之刘知己、柳宗元，宋之司马光、欧阳修、郑樵、朱熹，叶适，明之宋濂、梅鷟、胡应麟，清之顾炎武、胡渭、毛奇龄、姚际恒、阎若璩、万斯大、万斯同、袁枚、崔述等人都是。
……长素先生受了西洋历史家考定的上古史的影响，知道中国古史的不可信，就揭出了战国诸子和新代经师的作伪的原因，使人读了不但不信任古史，而且要看出伪史的背景，就从伪史上去研究，实在比较以前的辨伪者深进了一层。
适之先生带了西洋的史学方法回来，把传说中的古代制度和小说中的故事举了几个演变的例，使人读了不但要去辩伪，要去研究伪史的背景，而且要去寻出它的渐渐演变的线索，就从演变的线索上去研究，这比了长素先生的方法又深进了一层了。
论古史辨的评价及其相关问题_林甘泉先生访问记
文 史 哲JOU R NA L O F L IT ERA T U R E,HIST O RY A ND PHIL O SO PHY 2003年第2期(总第275期)N o.2,2003(Serial N o.275)论古史辨的评价及其相关问题——林甘泉先生访问记沈 颂 金(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研究所,北京100088) 摘 要:解放以后对“古史辨”没有客观公正的评价,这与当时的政治气氛有关,但总的来说评价还是比较积极的。
胡绳1957年说“古史辨”的“疑古精神是当时反封建思潮的一个侧面”,1993年又说顾颉刚是“马克思主义的朋友”,评价很高。
“古史辨”在思想启蒙方面有积极意义,是思想解放的一个环节,这一点应该充分肯定。
“古史辨”所受到的诟病是说它把古史砍掉几千年,这其实是误解。
说它是“民族虚无主义”也不对。
“古史辨”疑古所疑的主要是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并不是对一切古史都怀疑。
“古史辨”之前已有疑古,之后也应该有疑古精神。
不能把信古、疑古、释古截然分开和绝对化,中国古代史研究也不是这三个阶段的问题。
“走出疑古时代”的提法不合适。
关键词:顾颉刚;古史辨;走出疑古时代;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图分类号:K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3)02-0019-06 2001年12月24日上午,我们一行六人按照事先约定时间,来到林甘泉先生家中,就“古史辨”及其相关问题对林先生做了一次极有意义的访谈。
林先生的谈话涉及现代学术史上许多重要问题,使我们深受启发,获益良多。
事后,我们据录音和笔记将访谈内容整理出来,呈林先生审阅时,又增加了部分内容。
现发表出来,以飨关心“古史辨”及其相关问题研究的读者。
问:林先生,进人新世纪以来,各种报刊杂志纷纷对过去100年的学术发展做一番回顾和总结。
“古史辨”作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疑古思潮,怀疑古史,考辨伪书,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
尤其是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层累的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曾在学术界引起—场大争论。
再谈“古史辨”派得与失
再谈“古史辨”派得与失作为20世纪影响很大的疑古思潮，“古史辨”派怀疑古史，考辨伪书，在当时确实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
尤其是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曾在学术界引起一场大争论，对其得失也有过不少评论。
解放后对“古史辨”的评价起伏很大，顾颉刚先生还一度受到严重的冲击。
近些年来，随着对出土的大量简帛文献的研究，尤其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开展，古书、古史研究日渐深入，很多曾经被怀疑过的问题因为有了新的证据而重新得以确认。
这无疑是古史研究的重大进步。
但我也注意到，现在似乎有了另外一种倾向，就是有意无意地忽视“古史辨”的积极意义，甚至对其全面否定，这一点在有的年轻朋友身上，表现最为明显。
他们一听到“古史辨”派，就以“大禹是条虫”来回应。
那么，今天究竟该怎样评价“古史辨”派？“大禹是条虫”的说法又是怎么回事呢？1923年初，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集中表达了他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
要点有三:(1)对传统中的古史演变过程加以考辨，即可发现“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愈长”。
如，周代人心目中最早的帝王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皇帝、神农，到汉以后有盘古。
(2)“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如舜，在孔子时代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中就成为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
(3)我们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我们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顾颉刚“层累说”的提出，立即使社会各方面读古书的人都受到强烈的刺激，引起了长达半年的古史大论战。
就是在这中间发生了“禹是一条虫”的小插曲。
具体是这样的: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讲到“禹从何来”的问题，他解释说:“禹，《说文》云，‘虫也，从禸，象形’。
禸，《说文》云，‘兽足蹂地也’。
以虫而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
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当时铸鼎象物，奇怪形状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动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样子，所以就算他是开天辟地的人。
中国史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三集团
华夏集团发源于西北，东夷居山东、河北等沿海地带，南方则有苗蛮。
华夏集团：黄帝，炎帝，颛顼，共工，祝融
东夷集团：太皞 、少皞、蚩尤，梼杌
起源于今山东，后扩至河南一带的民族集团，东夷集团内部的分化比较严重，蚩尤与太皞、少皞在对抗华夏集团的策略态度上不同，为后来华夏集团统领中原埋下了伏笔。
·周王室控制的领地急剧缩小 ·收入减少
2、诸侯势力膨胀
3、大夫：世族集团的产生和发展壮大
产生之时：公室的地方行政单位
9、春秋战国的学术思想文化
1、学术下移，私学兴起
（1）学术下移 ·春秋以前，学术包括教育部掌握在官府手中
·随着宗法制的瓦解，学术资源和掌握者均流散民间
意义：虽然联合大月氏的初衷未能实现，但毕竟增进了对西域的了解，为汉朝制定对西域的战略方针提供了参考；联络乌孙的计划也无果而终，但许多国家与汉朝建立了友好关系，从此开始了汉朝与西域诸国的正式往来；中原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也从无到有地开展起来。
15、武帝轮台之诏
汉武帝长期征伐、劳民伤财，致使国力虚耗、民怨载道，晚年几乎重蹈了秦王朝灭亡的覆辙。但他及时反省，毅然下诏自责，公开认错。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武帝拒绝了桑弘羊提出的派士兵到轮台屯田远戍的建议，并及时下诏罪己，把政策重心转移到恢复生产等内政问题上。是为“轮台之诏”。
·稷下学官，不治而议论
3、诸子百家
·儒、道、法、墨、名、农、杂、阴阳、纵横、小说
孔子的主要思想：复礼、正名、仁政；教育家；政治家
孟子的主要思想：尊崇孔子，推行仁政；性善论；“大丈夫”的人格思想
庄子的主要思想：顺乎自然的理想境界，主观唯心主义的“道”的观念；对个人存在的特别关注，重视个人生命在宇宙间的存在意义
中国古代史论史评的演变过程
中国古代史论史评的演变过程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伟大民族，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由无意识的评论活动发展为全面系统的史评专著，促进了中国古代史学的繁荣发展。
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发展的萌芽阶段。
史学批评是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确切的编年史书在我国周朝的出现，史学批评的某些形式便在春秋以至更早的时期产生，如西周初期的周公教诲年幼的成王要以史为鉴、《诗大雅》中“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和《国语楚语》中“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等只言片语的无意识的史评文字。
这些只是孔子以前人们对史学训诫作用的一种认识，但第一个有文献可考的对史学进行批评的是孔子。
在关于董狐记载的“赵盾弑其君”一事，孔子评价道：“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1）这是中国古代最早对史官及其书法的评判。
孔子曾对“六经”进行删订整理，并将《尚书》与《春秋》作了比较，“孔子曰：‘疏通知远，《书》教也’，“属辞比事，《春秋》之教也”（2）而这又是中国古代最早对史籍的评论。
此外，孔子修成《春秋》以后，“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3），它们共同构成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开端。
《左传》评论《春秋》“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4），即通过“微”“晦”“婉”等曲折的手法表述史实；孟子提出从“名”“事”“文”“义”等方面把握。
《春秋》，并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5），从这些言论中可以“表明中国古代史学此时已开始慈生史学批评的思想”（6），但还不具备独立意识，在形式上往往与综合性学术批评混在一起。
两汉时期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确立阶段。
随着不同体例史学专著的出现，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已初具规模。
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对先秦学术作了概要性总结，奠定了此后学术评论和分类的的基础。
司马迁对上古历史而作的《太史公自序》、《十二诸侯年表序》、《六国年表序》等史学批评序论文，以及他对《春秋》主旨和特征所作的全面阐释和“礼义之大宗也”（7）的评价，成为史学批评发展时期到来的标志。
简述“古史辨派”的史学思想及其影响
简述“古史辨派”的史学思想及其影响历史研究的一种方法是考证或证伪：对被研究的事物或观点提出质疑，然后加以证实或证伪。
我们学习过历史之后就会知道这样一句话：历史事件和人物发生时间的正确性只有一个，而他的存在必须经过证实。
所以说历史学家对于历史事件的考察十分重要，而“古史辨派”就是关注到了这一问题，并且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影响十分深远。
一、对神话传说的质疑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欧洲兴起了一股“古史辨”潮流，它的倡导者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和英国的历史学家、唯物主义者李德。
《世界文明史》、《历史哲学》、《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历史和阶级意识》、《历史理论》等是其主要著作。
但他们只是考据、征引了一些关于历史的记载和神话传说，并没有形成自己的观点，还只是一种很肤浅的辨伪工作。
所以在思想上并未引起人们太大的重视。
但是，这并不能代表当时的学术潮流。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别是二战以来，各国都强烈地反省自己国家历史的真实面貌，因此，对于神话传说和古史传说中的错误认识，要求纠正。
因此在60年代初，逐渐形成了一种比较全面的“疑古”风气。
1、对《穆天子传》记载神话与历史相矛盾的不解与质疑。
《穆天子传》是一部描述周穆王西游的书籍。
它把周穆王在位期间的事迹，以及自己亲历西周、东征、南巡、东猎的许多情况，叙述得相当完整。
按照常规来说，这部书应该是非常可信的。
但是，有学者发现这部书竟然含有周穆王西征途中先后两次登陆日本列岛的内容。
而根据记载，周穆王在位时已经没有实力进行如此的远征了。
那么问题就来了：周穆王西征是怎么回事?这部书到底是不是伪作呢?这种疑问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当时的欧洲社会，也像中国古代一样，将这些“封建诸侯国”看作是自己国家疆土的一部分，并对他们进行殖民统治。
于是就导致了他们开始用他们自己的眼光去审视这些古代王国的历史，发现这些国家的历史和神话传说中的描述不符合，由此怀疑这些国家存在的真实性，进而怀疑中国历史的真实性。
疑古派的前世今生
疑古派的前世今生说到疑古派，很多人已经陌生了，疑古派又称古史辨派，是五十运动后的一个史学流派。
在这里之所以旧事重提，是因为这关系到我们对华夏历史的态度，也涉及到我们的文化自信。
可以这么说，疑古派是历史虚无主义的罪恶的渊薮，正是由于疑古派以专家学者的面目对华夏文明进行肆无忌惮的否定和破坏，才导致了后来的愈演愈烈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出现。
下面我们就从疑古派的源头、土壤和方法、影响来分析一下。
疑古派的始作俑者顾颉刚在《古史辨》中对自己的疑古思想的来源归结为两点，一个是在历史上早已存在的批判思想，第二个是自己的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治学精神，这样看起来也算是根正苗红了，其实顾颉刚有意识地漏掉了一个最重要的源头，这个源头就是清末民初日本的史学界对中国上古史的否定思潮。
由于中国统治者的顽固保守和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使得日本先于中国进入工业化和现代化，甲午一役，中国战败，中国作为文明大国的形象轰然倒地，这滋长了日本的狂妄，在日本国内掀起了一股以白鸟库吉为代表的否定中国上古历史的思潮。
这个时候的中国人却又把日本当成了老师，中国人的极度的自卑和日本的狂妄促成了这股思潮通过留日学生传入中国并泛滥开来。
顾颉刚有两个朋友，钱玄同和胡适之，顾颉刚的疑古思想和这两个留学生有莫大关系，后来胡适之不再疑古，还引起了顾颉刚的不满。
其实顾颉刚疑古思想的直觉来源不是历史上的批判思想，而是日本对华夏上古史否定的思想，理由如下，首先是历史上所有对历史史料的批判都是就事论事，是小心求证的，顾颉刚不是，它是否定了中华文明史，这一点正是来源于日本。
如果说日本人的思潮是中国疑古思潮的外因的话，中国人的自卑思想就是疑古思想泛滥的土壤。
当时华夏文明处于历史的最低潮，所面临的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国人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之下，自信心低到了极点。
好汉不提当年勇，因为当年勇提的越多，越显得当下的无能，正是这种文化的自卑给疑古派的肆虐提供了土壤。
疑古派对上古史的否定一般有以下几种方法：1、有罪推定法，就是首先假定上古史是古人编造的，然后再为这个寻找证据。
对古史辨派的最初反响
对古史辨派的最初反响——以傅斯年为例（张京华）张京华摘要：古史辨派的复杂，不仅限于它与考古、释古等不同治学倾向的关联。
疑古思潮在其刚刚兴起时，尚值北京政府当政。
至南京政府时期，随着中日战争的逼近，内外情势的升降，它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乃至疑古派学者自身的治学态度，不能没有变化。
建国以后，更有疑古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厚今薄古”观念的错综纠葛。
甚至在疑古学派内部，也有胡适、杨宽、杨向奎、童书业等成员的早晚退出，以及钱穆、傅斯年、冯友兰、吕思勉等师友的前后分合。
其间线索之缴绕，影响之深远，本身已成为现代学术史上一个重要缩影。
傅斯年与顾颉刚是北大同学，同为胡适入室弟子。
1919年冬，傅斯年毕业后考取山东官费留学生，赴英国伦敦大学学习生物学、心理学和数学，1923年转入德国柏林大学学习相对论和比较语言学等学科，1926年冬回国，共留学7年，但没有拿任何学位。
在发表了《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后，顾颉刚虽然有胡适的支持，但反对的声音也不小。
《古史辨》第一册的结集出版，未始不含有出版经营的因素，即便如此，对于此书销量出奇的好，顾颉刚也并无预见，这一点由《古史辨》第一册1926年6月出版，而顾颉刚却在7月1日接受厦门大学聘书离京即可见出。
此后尽管顾颉刚名声雀起，但他的疑古研究实际上一度进入低谷，这一点由《古史辨》第二册迟至4年以后才得出版，且又不得不声明放弃“禹为动物”的假设也可见出。
在这数年中间，对于顾颉刚的最高评价，同时也是对他的最大支持，来自留学欧洲的傅斯年。
从1924年1月到1926年10月，傅斯年在德国及在回国途中写给顾颉刚一封长信，主要是评论顾颉刚的古史研究。
信中从一种非常宏观的角度，对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理论表示极大支持，称赞它是史学和考据学的“大小总汇”，是史学的“中央题目”，指出：“你这一个题目，乃是一切经传子家的总钥匙，一部中国古代方术思想史的真线索，一个周汉思想的摄镜，一个古史学的新大成。
“古史辨”派之我见
“古史辨”派之我见【摘要】史辨派是顾颉刚先生创建的以“疑古”为旗帜的当代著名史学流派，它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勃兴之时，人们的思想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在学术界，新的科学方法的运用和新的思想观念都相应出现，要求对原有价值进行重新评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古史辨派的观点与方法，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然而，从它产生起就它的研究方法及成果学术界争议不断。
那么，在此作者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古史辨派；历史意义；局限；启示一、古史辨派的评价自1923年顾颉刚先生发表了《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了“层累的造成中国古史”说以来，对古史辨派古史理论的评价便不绝于书，其中钱穆、傅斯年、胡适等学术大家都先后由最初对古史辨派的支持转为反对。
20年代末30年代初，钱穆对古史辨派正面肯定的居多，30年代中后期，在《国史大纲》中，钱穆针对顾颉刚的古史层累的造成说提出了古史层累的遗失说，40年代特别是钱穆居港台后，他对古史辨派几乎是全面否定。
钱穆先生对古史辨派的评价大致经历了一个有正面肯定到基本否定的过程。
作为顾颉刚的同学傅斯年，他在20世纪上半叶，对于顾颉刚掀起的疑古思潮，傅斯年起初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极高的评价，但后来则逐渐产生怀疑，并进而提出重建古史的主张。
胡适更甚，由开始的古史辨派的发起者，转变到后来古史辨派的对立面，成为了坚决的反对者。
这样的对古史辨派呈否定态度的甚至是批评的不止这几位，以至于发展到后来以疑古辨伪为主要内容的古史辨运动。
到上个世纪90年代出现了以李学勤为代表的提出“走出疑古时代”，“进入释古时代”，主张对整个中国古代文明作出重新估价。
同时也有一些人片面地以唯物史观为标准，针对顾颉刚及“古史辨派”对古史的怀疑观点提出批评，认为他们违背唯物史观。
当然学术界对古史辨派有批评的同时，也有许多赞许性的评价，如冯友兰、郭沫若、胡绳等一大批学者，冯友兰曾将古史辨派定位为“所作的工夫即是审查史料”，“是中国近世以来疑古文献的大成”。
_古史辨_派_二重证据法_及其相关问题_裘锡圭先生访谈录
文 史 哲JOURNAL OF LITERATURE,HISTORY AND PHI LOSOPHY 2007年第4期(总第301期)No14,2007(Serial No.301)“二重证据法”及其相关问题“古史辨”派、———裘锡圭先生访谈录裘锡圭1 曹 峰2(1.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上海200433;2.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山东济南250100)摘 要:裘锡圭先生在古文字、古文献、上古史等领域均有很高的成就,为学界所公认。
2007年3月,应文史哲编辑部之约,裘先生接受了本刊特约记者的采访。
在访谈中,裘先生回顾了自己的学习和研究的历程,“五帝时代”等问题畅谈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古史就“古史辨”派、上古史、出土文献研究及“二重证据法”、辨”派在对上古史认识的大方向上是正确的,在古书辨伪方面则有许多地方需要纠正;我们今天对于疑古思想和学说应持继承与批判相结合的态度。
20世纪70年代以后虽然涌现了大批出土文献,但就出土文献研究而言,传世典籍以及历代学者对传世典籍的研究仍然是基础。
目前中国古典学,包括出土文献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主要不在缺乏理论或方法,而在研究者往往缺乏科学的态度。
必须大力提倡一切以学术为依归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提倡学术道德、学术良心。
关键词:“古史辨”派;“二重证据法”;“五帝时代”;出土文献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7)04000512一、“古史辨”派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仍有很大影响曹峰(本刊特约记者,以下简称曹):您的学术研究涉及众多学科领域,而您在不少文章当中都征引、辨析了“古史辨”派的相关论点。
那么,您是从什么时候,在怎样的背景下开始接触到“古史辨”派学说的?您对他们的古史研究有着怎样的认识?裘锡圭先生(以下简称裘):我接触到“古史辨”派,开始看一些“古史辨”派的东西,主要还是在1952年进复旦大学历史系读书之后。
疑古与考信――钱穆评古史辨派的古史理论
疑古与考信――钱穆评古史辨派的古史理论【内容提要】自1923年顾颉刚先生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古史层累造成说引发古史大讨论以来，对古史辨派古史理论的评价便不绝于书，其中钱穆先生的评价就颇具有代表性。
本文以钱穆对古史辨派古史理论的评价为其线索，拟对他们古史理论的异同作一些探讨和分析。
一本世纪20年代初，伴随着“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潮流而在中国史坛上兴起了以疑古辨伪为职志、以怀疑传说神话古史的疑古派史学。
以顾颉刚先生等人为首的古史辨派，揭橥致疑、求真的旗帜，运用乾嘉考据方法和近代西方实证主义史学方法，对中国上古史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清理和检讨。
他们提出了层累造成的古史观，打破了人们对三皇五帝古史系统的迷信，廓清了上古史的许多迷雾，为中国史学向科学化方向迈进作出了相当的贡献。
诚然，自40年代特别是50年代钱穆居港台以来，他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滥觞和发展起来的疑古史学基本上采取了否定性的评价；把当时疑古派的史学观视之为“极端之怀疑论”，称他们“标新立异”、“妄肆疑辨”、“厚诬古人，武断已甚。
”（注：钱穆对疑古派古史观否定性的评价可参考他的《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自序》、《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62 页）等有关论述。
）但是这些否定性的言论，并不意味着钱穆自始自终就对“五四”以来的疑古史学采取了全盘否定的评价。
事实上，钱穆早年非但没有否定当时的疑古史学，相反在一定程度上对他们考辨古史的理论和方法也作了相当积极的肯定和评价。
他在1928年写成的《国学概论》中曾明确指出：“清儒以尊经崇圣，而发疑古辨伪之思，……今则……去其崇圣尊经之见，而专为古史之探讨。
若胡适之、顾颉刚、钱玄同诸家，虽建立未遑，而破弃陈说，驳击旧传，确有见地。
”（注：参见钱穆：《国学概论》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47―149页。
）在1931年撰写的《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中，他对胡适、顾颉刚提出的“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传说的方法”（即胡适所称的“剥皮的方法”）也并不反对，相反地说他“对这个见解和方法，也抱着相当的赞同。
古代史家史学批评辩证方式
古代史家史学批评辩证方式古代史家史学批评辩证方式预读: 摘要:相关文章：古代史家史学批评辩深究奈保尔文化身份中国现代化特征以及戏曲中民歌元素现代化媒体对当代人我国传统法律文化走深究西方美学意向发巴赫金狂欢化理念喜哥特亚文化进程传统文化中忠孝理念我国传统美学精髓超中国动画发展民族文古代史家史学批评辩证方式范文中国史学有连续性发展的特点,在史学发展的基础上所滋生、发展起来的史学批评也具有这一特点.先秦、秦汉时期,孔子评论董狐、《左传》评论《春秋》、司马迁评论《春秋》,以及班彪、刘向、扬雄等评论司马迁《史记》等,都是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史学批评见解.魏晋南北朝以降,史学批评进入更加自觉的深入发展阶段.这反映在批评理论上的提升和专题评论的展开,其中不乏辩证的认识和方法,值得认真总结,以资借鉴.本文拟就唐宋元明时期在史学批评方面有较大影响者,略述梗概,以就教于读者.一、史学批评自觉意识的新发展东晋至唐初,在中国史学上,袁宏的《后汉纪》序、范晔的《狱中与诸甥侄书》、裴松之的《上三国志注表》、刘昭的《后汉书补注志》序、《隋书·经籍志》史部大序与诸小序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包含着史学批评的见解和方法.继而,中国史学批评史上出现了具有完整理论体系的史学批评专书,影响此后千余年史学批评的发展和史学理论的探讨,这就是杰出的史学批评家刘知幾于唐中宗景龙四年(公元710年)写出的《史通》一书.这是中国古代史学上第一部划时代的史学批评著作.《史通》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史学进入到一个更高的自觉阶段,以及史学思想发展和史学理论建设的新转折.刘知幾(公元661—721年)于唐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80年)举进士而入仕,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开始担任史官,撰起居注.历任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等职,并兼修国史,参与了《唐书》、《武后实录》、《姓族系录》、《睿宗实录》、重修《则天实录》、《中宗实录》等撰述活动.其间,他因不满武则天和唐中宗时史馆修史的紊乱和监修贵臣们对修史的横加干涉,曾在中宗景龙二年(公元708年)毅然辞去史职,“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1](《自叙》).刘知幾的史学批评意识,得力于他在史学上的修养.他自称:“自小观书,喜谈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习.……其有暗合于古人者,盖不可胜纪.始知流俗之士,难与之言.凡有异同,蓄诸方寸.”[1](《自叙》)这说明他在史学批评上有多年的积累.他的史学批评意识,因亲身感受武则天、唐中宗时史馆修史活动的混乱与低效而更加强烈和自觉.他深沉地写道:这里,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议”.所谓“旧议”,即是他多年积累的对于以往历史撰述的一些“得之襟腑”的独到见解.他试图按照这些见解,撰写包含纪、传、志的唐史.但他的这个希望屡屡受挫,终于发出了“吾道不行”、“美志不遂”的感叹.这就更加促使他决心把批评的思想变成批评的行动.他上书监修国史萧至忠等,备言国史之修面临着“五不可”,即:史官泛滥,簿籍难见,权门干预,十羊九牧,坐变炎凉,以致“头白可期,而汗青无日”[1](《忤时》).可见此时的史馆跟太宗、高宗时相比,实有天壤之别.刘知幾感叹之余,愤然辞去史职,写出了千古名作《史通》,因此也成就了一个史学批评家的不朽业绩.二、怎样看待同一史事的不同评论《史通》一书的史学批评重在从历史编纂着眼,但却涉及广泛的领域,论者多有阐述.这里,仅就刘知幾在《史通》中提出在史学批评方面具有普遍性的一个问题进行探讨,即为什么对同一史事会有不同的评论.《史通》中的《鉴识》篇和《探赜》篇,是刘知幾集中阐述史学批评理论与方法的专文,因涉及一些实例,读来不觉枯燥,饶有兴味.《史通·鉴识》篇以评论人物开篇,随即转向评论史传.刘知幾写道:这里,刘知幾提出了“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的命题.意思是说,事物自身本有一定的尺度,而人们对它的审察、评论往往是不一样的.他认为,这种情况是由人们的学识、思想的差异造成的,所以才会出现对于同一事物的“毁誉以之不同,爱憎由其各异”的现象.因此,他提出了“探赜索隐,致远钩深”的重要,认为这是“辩其利害,明其善恶”的关键.刘知幾把“鉴识”同“探赜”联系起来,从认识论上阐述了史学批评是一件严肃而又艰难的事情.这就是说,在史学批评问题上,人们只有通过“探赜”,才能达到“鉴识”.这涉及史学批评中主体修养与正确认识客体之间的关系①.刘知幾认为“欲求铨核得中,其唯千载一遇乎”,这是极而言之.他说的“世缺知音”,显然是受了刘勰讲的“逢其知音,千载其一”[2](《知音》)的影响.这正是刘知幾《史通·探赜》篇所要浅论的主旨.《探赜》篇首先指出评论的失误会造成不良的后果,这就是:“前哲所作,后来是观,苟失其指归,则难以传授.而或有妄生穿凿,轻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误生人之后学,其为谬也,不亦甚乎!”如果评论曲解了作者的思想而贻误后学,这是双重的错误,自应是不良后果中最为严重的.这些话,反映出了刘知幾对于评论的严肃态度.根据刘知幾的概括,史学批评大致有以下三种误区.一是猜度.刘知幾针对孙盛“称《左氏春秋》书吴、楚则略,荀悦《汉纪》述匈奴则简,盖所以贱夷狄而贵诸夏”的说法,认为这是“强为庸音,持为足曲”的做法.刘知幾从春秋时期“诸国错峙,关梁不通”的历史实际,说明“史官所书,罕能周悉”,同汉代“四海一家”史官所具备的条件是不可等量齐观的.他又举出《左传》详载戎子驹支、长狄、郯子之事,证明《左传》并不是要通过记载之略以表示“贱夷狄”的思想.他还指出《汉纪》取材于《汉书》,“其取事也,中外一概,夷夏皆均”并不是有意于“独简胡乡,而偏详汉室”.刘知幾对孙盛的批评,不仅有历史的和史学上的根据,而且也反映出他在“夷夏”问题上的一贯见解.《史通·称谓》篇说:西晋末年,“戎、羯称制,各有国家,实同王者”,而晋朝史臣们“党附君亲,嫉彼乱华,比诸群盗”,是一种“苟徇私忿,忘夫至公”的做法.这是刘知幾在史学批评上表现出来的民族问题方面的卓识.二是穿凿.葛洪评论《史记》说:“司马迁发愤作《史记》百三十篇,伯夷居列传之首,以为善而无报也;项羽列于本纪,以为居高位者非关有德也.”[1](《探赜》引)刘知幾认为这属于“强为其说”.他指出,司马迁著《史记》,“驰骛今古,上下数千年”,春秋时期以前,得其遗事者,只有伯夷、叔齐二人;作者“考其先后,随而编次”,属于常理,有什么奇怪的呢?他进而论证说,如果一定要认为司马迁是以“善而无报,推为传首”,那么《史记》所记伍子胥、大夫种、孟轲、墨翟、屈原、贾谊等人,为什么作者不“求其品类,简在一科”呢?刘知幾从客观历史和史书编次两个方面批评葛洪,所驳甚是.至于刘知幾批评葛洪所谓“项羽列于本纪,以为居高位者非关有德也”的说法,可谓是非参半.所谓是者,刘知幾认为司马迁并不是以此来“怨刺”汉武帝;所谓非者,刘知幾认为司马迁以项羽列为本纪,正是他的“纰缪”之一,又“何必有凭”.这是他拘于史例而不察司马迁著述之深意所致.刘知幾曾为《汉书》为吕后立纪作了解释,说是“吕宗称制,故借其岁月,寄以编年”[1](《鉴识》).这无疑是对的,而《汉书》之前,《史记》为项羽立本纪已经做这样的处置了.按大致相同的道理,司马迁为项羽立本纪,是因为项羽“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3](卷7,《项羽本纪》).根据同样的道理,《史记》还列了《秦楚之际月表》的专篇.故刘知幾的“纰缪”之说,既不能完全澄清葛洪之误,又不足以使后人信服,因为刘知幾也难以摆脱“穿凿”.仅此一点而论,或可说明“知音其难”,“欲求铨核得中,其唯千载一遇”.这也说明,史学批评的误区是极难避免的.三是凭虚.隋朝内史李德林在北齐时,曾就《齐书》起元(纪年之始)一事与魏收进行讨论,有书信往还.他在答魏收书中有一句话是:“陈寿,蜀人,以魏为汉贼.宁肯蜀主未立,已云魏武受命乎?”[4](卷42,《李德林传》)刘知幾把此事概括为:“隋内史李德林著论,称陈寿,蜀人,其撰《国志》(《三国志》——引者注),党蜀而抑魏.刊之国史,以为格言.”刘知幾是尊汉的,认为刘备“方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譬以侯伯,宜辈秦缪、楚庄”,可是陈寿的评论“抑其所长,攻其所短”.他还认为,曹操是“罪百田常,祸千王莽”式的人物,曹丕也不是像样的君主,而陈寿对他们的评论,“皆依违其事,无所措言”.刘知幾的结论是:《三国志》“曲称曹美,而虚说刘非,安有背曹而向刘,疏魏而亲蜀也?”陈寿本是蜀汉臣子,后为西晋史官.他撰《三国志》,于蜀、魏关系的处置上,颇为棘手.但西晋“受禅”于魏,故《三国志》以魏为“正朔之国”,在当时实别无选择.他从《魏书》、《蜀书》、《吴书》分记三国史事,而于《蜀书》中称刘备为先主、刘禅为后主.这在历史编纂上确是一个创举,也隐约可见其不忘曾是蜀汉之臣的心迹.这些都是客观事实.刘知幾尊汉情重,对此缺乏冷静分析,故认为陈寿“曲称曹美”,“虚说刘非”,似有未妥.李德林从正统观念出发,也是尊汉的,认为“汉献帝死,刘备自尊崇”,陈寿既为蜀人,必当“以魏为汉贼”.可是李德林的说法,在《三国志》中实难找到有力证据,所以刘知幾批评他是“无其文而有其说,不亦凭虚亡是者耶”.应当承认,刘知幾对李德林的批评在总的结论上是对的,而他在批评李德林中涉及对陈寿的许多指摘,有些是难以成立的,以致不免也有凭虚之嫌.同时,这也使他陷于在陈寿评价上发生自相矛盾的困境.刘知幾在《史通·史官建置》篇中指出,为史之道,其流有二:“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后来经始者,贵乎俊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董狐、南史自不待言,班固也是备受刘知幾推崇的史家,陈寿能与他们并列,实在是非同小可之事.然而他在《探赜》篇中,其地位又跌落到如此地步.陈寿其人其书未变,而是刘知幾陷入了一个《探赜》篇中所没有说到的误区——抵牾.上述种种误区,带有举例的性质,尚难以概括这一问题的全貌.史学批评的目的,是为了鉴别历史撰述在史事、思想、体裁、体例、文字表述等方面的高下优劣,考察史家的素养、职责和成就,探索史学在社会中究竟起了何种作用,以辨明得失,总结经验,推进史学的发展.《史通·自叙》篇说:“《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又说:“夫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其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网罗者密矣,其所商略者远矣,其所发明者多矣.”他的这些话,或有自我评价过高之嫌,但绝非有意自夸之辞,其诚恳愿望、良苦用心,流露于字里行间.然而欲达此崇高目的,则必须有正确的史学批评.倘若批评陷入误区,那就使任何良好愿望都付之东流,甚至会给史学发展造成新的障碍.从这一点来看,刘知幾在《史通》中撰《鉴识》、《探颐》两篇,尤其寄有深意.那么,史学批评怎样才能不陷入或尽可能少地陷入这种种误区呢?刘知幾在《鉴识》篇开篇时提出的“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的命题,对于强调批评者应重视鉴识的锤炼,是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他引用“探赜索隐,致远钩深”的古训,作为人们提高鉴识水平的途径,也是有方法论的价值的.他在《探赜》篇中写道:“明月之珠不能无瑕,夜光之璧不能无颣,故作者著书,或有病累.而后生不能诋诃其过,又更文饰其非.”这是指出了史学批评中应取辩证的态度,不苛求也不掩饰前人.此篇末了又写道:“考众家之异说,参作者之本意,或出自胸怀,枉申探赜;或妄加向背,辄有异同.”这是总结了史学批评往往是在众说纷纭中展开的,而其最基本的方法是要“考众家之异说,参作者之本意”,以寻求正确的评价,避免发生“出自胸怀”、“妄加向背”等错误.他的这些认识,结合他在一些具体的评论中提出的见解,大致反映了刘知幾关于如何开展正确的史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三、怎样看待不同史书体裁的长短史学批评在具体问题上的歧异,对不同史书体裁的不同认识是一个突出的事例.这里,我们可以举《史通·二体》篇为例,进一步说明刘知幾在史学批评方面的辩证方法.比如,中国古代史学家对编年体史书和纪传体史书孰优孰劣的辩难,经过几番深入的思考和长期的争论,大致形成了三种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编年体优于纪传体.如东晋史家干宝“盛誉丘明而深抑子长”,其根据是《左传》一书“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遗也”[1](《二体》).这是以文字的多寡来判断编年、纪传的优劣.唐玄宗时,朝臣裴光庭提出,纪传体改变了《春秋》的体裁,“既挠乱前轨,又聋瞽后代.《春秋》之义,非圣人谁能修之”[5](卷299,《请续修春秋表》).他进而倡议:“撰《续春秋经传》,自战国讫隋,表请天子修经,光庭等作传.”[6](卷108,《裴行俭传》附《裴光庭传》)他的这个荒唐的主张,竟然受到唐玄宗的赏识,然其计划并未实现,也不可能实现.这时,还有一位文史学家萧颖士,也积极提倡编年体,他说:“仲尼作《春秋》,为百王不易法,而司马迁作本纪、书、表、世家、列传,叙事依违,失褒贬体,不足以训.”于是,他“乃起汉元年讫隋义宁编年,依《春秋》义类为传百篇”[6](卷202,《艺文志》中).萧颖士撰的编年体史书未能流传下来,而他说的《史记》“失褒贬体”,强调“《春秋》大义”,这确是一些赞成编年体的史家批评司马迁的主要原因.唐德宗时,出身于史官世家的柳冕强调说:“(司马)迁之过,在不本于儒教、以一王法,使杨朱、墨子得非圣人.”又说:“求圣人之道,在求圣人之心,求圣人之心,在书圣人之法.法者,凡例、褒贬是也,而迁舍之.《春秋》尚古,而迁变古,由不本于经也.”[7](卷82,《答孟判官论宇文生评史官书》)柳冕出身于史学世家,这种看法自有一定的代表性,他所看重的是史家的价值判断.第二种看法跟第一种看法相反,认为纪传体优于编年体.《后汉书》作者范晔在讲到他为什么采用纪传体撰史时,对《春秋》提出大胆的批评,指出:“《春秋》者,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今之拟作,所以为短.纪传者,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述之.”[4](卷58,《魏澹传》)所谓“网罗一代,事义周悉”,是说纪传体能够容纳广泛的史事,能更全面地反映作者的历史思想.唐初史家所修前朝八史,都采用纪传体.他们批评《晋纪》作者干宝和《晋阳秋》作者孙盛“有良史之才,而所著之书惜非正典”[8](卷82,后论).《晋纪》和《晋阳秋》都是编年体史书.在唐初史家看来,编年体史书写得再好,也不能视为“正典”即所谓“正史”.这反映了唐初史家的看法.针对前人批评司马迁“变古法”、“不本于经”、“失褒贬体”等论点,唐代后期学者皇甫湜撰写《编年纪传论》予以驳难.这是一篇略带总结性的文字,兹节录如下: 在关于编年、纪传孰优孰劣的辩难文字中,这是较精彩的一篇.它首先肯定,不论编年、纪传,只要做到“是非与众人同辨,善恶得圣人之中,不虚美,不隐恶”,都可以成为良史.这就比一般参与辩难的史家看得更全面一些,立论的起点更高一些.作者还指出了编年体史书“多阙载,多逸文”的缺点和司马迁“出太古之轨,凿无穷之门”,创立纪传体的合理性.作者最后强调了不懂得继承创新,只是简单地模仿古人的史家,是不会有什么作为的.总之,这一篇文章从理论上说明了纪传体的产生及其存在的合理性.总之,王世贞所论包含着在史学批评方法论上的辩证认识,反映了王世贞思想的深刻.他所总结的“人恣而善蔽真”、“人臆而善失真”、“人腴而善溢真”的三种情况及其有关的概念,尤其具有理论意义.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这是经过漫长的道路和反复的认识才能达到的思想境界.清代史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书教》篇中,记述史书体裁之辩证发展的规律,更是把史学批评中的辩证方法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因史学界已有专文讨论,此处不再赘述.辩证方法是史学批评中的重要方法,古代史家所提供的思想资料和批评例证,在今日的史学批评中,仍有借鉴、参考价值.。
古史辨派讨论稿
关于对古史辨派评价的问题一、时人评价对于这场“古史辨”运动，时人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关注。
不同学派、团体和个人从不同的立场角度和价值观念出发，对这场颇具影响力的学术运动发表了不同的看法和见解。
当时的意见主要分为以下两大类：以胡适、陈源等为代表的赞誉派与以梁启超、张荫麟为代表的批评派。
（一）赞誉派1、1926年7月，胡适在《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一文中，称赞《古史辨》“是中国文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
此书可以解放人的思想，可以指示做学问的途径，可以提倡那‘深彻猛烈的真实’的精神”。
2、傅斯年称赞“古史辨”是“史学的中央题目”’“是一切经传子集的总锁钥，一部中国古代方术思想史的真线索，一个周汉思想的摄镜，一个古史学的新大成”。
3、陈源认为“古史辨”：“价值是不容易推祟过分的。
他用了无畏的精神，怀疑的态度，科学的方法去整理一篇几千年来的糊涂账，不多几年已经开辟了一条新路，寻到了许多大漏洞……是极有价值的贡献”。
（二）批评派1、粱启超认为古史辨的方向和目标有误，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说：“最近几年来时髦的史学，一般所注重的是别择资料……但其流弊乃专在琐碎的地方努力，专向可疑的史料注意，忘了还有许多许多的真史料不去整理。
”2、柳诒徵等人指责古史辨是“以空疏的和装饰的学术迷导青年”，提出了古史辨是“虽曰勇于疑古，实属疏于读书”的反对意见。
3、王国维也对胡适、顾颉刚等疑古派的观点提出疑义。
他指斥疑古派说：“至于近世，乃知孔安国本《尚书》之伪，《纪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借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
4、张荫麟则对古史辨派的方法论提出了激烈批评，指责顾颉刚等过多地使用默证法。
认为顾不恰当地使用“默证”，以至于导致“根本方法之谬误”，“吾观顾氏之政论，几尽用‘然证’，而十九皆违反其适用之限度”。
5、鲁迅曾谓：“其实，他（指顾颉刚）是有破坏而无建设的，只要看他的《古史辨》，已将古史辨成没有了。
试论古史辨运动兴起的思想来源
试论古史辨运动兴起的思想来源【摘要】古史辨运动兴起的思想源泉可以追溯到西方启蒙运动、德国历史学派、汉学运动以及近代中国学者的启发。
这些思想源泉对古史辨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通过对古史辨运动的概念进行解析，我们可以看到其对历史研究的深远影响。
未来，古史辨运动有望继续发展壮大，并对历史研究领域带来更多的创新和启发。
【关键词】古史辨运动, 思想来源, 引言, 前言, 研究背景, 正文, 概念, 西方启蒙运动, 德国历史学派, 汉学运动, 近代中国学者, 结论, 思想源泉,历史研究, 影响, 展望未来发展.1. 引言1.1 前言古史辨运动兴起的思想源泉可以追溯到古代历史学家对史料真伪的辨别和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判。
从古代史学家如司马迁的《史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史料的甄别和评价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工作之一。
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文献的流传和传承往往受到政治、宗教等因素的影响，使得一些历史事件被篡改或者捏造，导致后人在研究历史时产生了诸多争议。
随着近代历史学研究的进展，对历史真相的追求成为了学者们共同关注的焦点。
特别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西方启蒙运动、德国历史学派和汉学运动的兴起，对古史辨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些运动不仅推动了历史研究的发展，也启发了近代中国学者对古史真相的追求和反思。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古史辨运动得以兴起，成为了中国历史学界的一场重要思想运动。
1.2 研究背景古史辨运动兴起的思想来源，需要从历史学发展的背景和历史观念的演变中进行深入探讨。
在过去的历史研究中，往往存在一些误解、传统观念的束缚以及史料的不完整性，这导致了历史研究的片面性和错误性。
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可以说是历史学界对于传统历史观念的反思和挑战。
在中国，古史辨运动的兴起源于对于传统史学的怀疑和批判。
在封建社会中，历史往往被用来弘扬统治者的声望，宣扬封建统治的合法性，历史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往往被置于次要位置。
而古史辨运动的出现，则是对于这种历史观念的质疑，试图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还原历史事件的真相。
名词解释古史辨派
古史辨派1. 概述古史辨派是中国历史学中的一种学派，主要研究和探讨古代历史的真实性和可信度。
该学派的成立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是对传统历史观念的一种批判和反思。
古史辨派强调通过对历史文献、考古发现以及其他相关证据的综合分析和研究，来还原和重新解读中国古代历史。
2. 背景在中国传统历史观念中，很多历史事件和人物都被赋予了神话般的色彩，成为了象征和标志。
这种观念主要来源于《尚书》、《春秋》等经典文献，这些文献中包含了大量关于君主功绩、神灵信仰等内容。
然而，在现代科技条件下，人们对历史的认识需要更加客观、科学，而不仅仅是盲目地崇拜。
3. 主要观点3.1 反对传统观点古史辨派与传统历史观念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
他们认为传统观点中存在着很多夸大和虚构的成分，对历史的真实性产生了质疑。
例如，一些传统史书中描述的君主功绩被认为是夸大其词，而一些神话故事则是虚构的。
古史辨派主张通过科学研究方法来还原历史真相。
3.2 注重考古发现古史辨派非常注重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他们认为通过对文物、遗址等考古发现的研究可以提供更加客观和直接的证据，帮助我们了解古代社会和历史事件。
通过考古学方法，可以还原历史场景，揭示出更多细节。
3.3 综合分析与研究在研究历史时，单一的证据往往难以得出确凿的结论。
因此，古史辨派主张采用综合分析和研究的方法来得出更加准确和全面的结论。
他们会综合运用文献记载、考古发现、地理环境等多种证据进行比对和推理，以确保研究的结果更加可信。
4. 学派发展4.1 初期古史辨派的初期代表人物包括梅祖彦、陈寅恪等。
他们通过对史书和文献的详细研究，提出了一些观点和理论。
例如，梅祖彦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问题》一书中提出“历史是一个复杂而有机的系统”这一观点，强调历史研究需要从整体上把握。
4.2 发展阶段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考古学技术和方法的进步，古史辨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这个时期的学者们开始将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相结合，进行更加深入和全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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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当此“世纪之交”的不平常的时刻，在对百年以来学术的发展演变进行回顾和总结之中，“二十世纪疑古思潮回顾”确实是一个值得从多方面探讨的、很有意义的题目。
二十世纪疑古思潮的主要代表，即是顾颉刚先生及其创立的“古史辨派”。
对于这一在本世纪曾经产生巨大影响的学派进行分析和评价，并非很容易的事。
历史学家杨向奎先生于30年代曾从顾颉刚先生学习，起初相信“古史辨派”的理论，后来学术观点又产生了分歧，转而对顾先生及“古史辨派”的论点提出辨难。
按理讲，以杨先生这样的学术经历，由他来评论“古史辨派”是很有发言权的。
但事情却非如此简单。
1981年，杨先生撰写《论“古史辨派”》一文，发表在庆祝中华书局成立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华学术论文集》一书中。
对于此文，杨先生采取慎而又慎的态度，初稿写成后先寄给史学界的朋友请提意见，并将有回信的尹达、赵俪生两位先生的主要意见摘录在文末“后记”中，说明参考了他们的意见修订了原稿。
而赵俪生先生信中则有云：“您的大著敬谨拜读了三四过，感到评论很不容易。
第一，很难定自己提意见的思维；第二，很不好措词。
”可见评价“古史辨派”确是一件难度颇大的工作。
当此“世纪之交”的不平常的时刻，在对百年以来学术的发展演变进行回顾和总结之中，“二十世纪疑古思潮回顾”确实是一个值得从多方面探讨的、很有意义的题目。
二十世纪疑古思潮的主要代表，即是顾颉刚先生及其创立的“古史辨派”。
对于这一在本世纪曾经产生巨大影响的学派进行分析和评价，并非很容易的事。
历史学家杨向奎先生于30年代曾从顾颉刚先生学习，起初相信“古史辨派”的理论，后来学术观点又产生了分歧，转而对顾先生及“古史辨派”的论点提出辨难。
按理讲，以杨先生这样的学术经历，由他来评论“古史辨派”是很有发言权的。
但事情却非如此简单。
1981年，杨先生撰写《论“古史辨派”》一文，发表在庆祝中华书局成立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华学术论文集》一书中。
对于此文，杨先生采取慎而又慎的态度，初稿写成后先寄给史学界的朋友请提意见，并将有回信的尹达、赵俪生两位先生的主要意见摘录在文末“后记”中，说明参考了他们的意见修订了原稿。
而赵俪生先生信中则有云：“您的大著敬谨拜读了三四过，感到评论很不容易。
第一，很难定自己提意见的思维；第二，很不好措词。
”可见评价“古史辨派”确是一件难度颇大的工作。
“古史辨派”在三四十年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徐旭生先生在其所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说：“近三十余年（大约自1917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时起至1949年全国解放时止）（注：疑古派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历史界”。
又说，“当日各大学的势力几乎全为疑古派所把持”。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科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27页。
）《古史辨》第一集结集出版在1926年，而顾颉刚古史辨伪学说的形成在1920 至1923年，年龄为27至30岁。
一个30岁左右的青年人，他所提出的观点和主张，却能一下子在学术界引起震动，并且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其中当然有深层次的原因，值得认真地探讨。
本文即集中在“古史辨派”兴起在传统学术中的深远渊源，“古史辨派”兴起的时代条件，以及对其得失功过如何评价这三项，谈谈粗浅的看法。
一传统学术中疑古风气的发展二十世纪“古史辩”学派的兴起，其深刻的根源存在于传统学术之中，所以它首先是传统学术中疑古风气在五四时代条件下的产物。
秦汉以后，中国学术中存在两种对立的风气。
一是以司马迁为代表的“考信”作风。
他在《史记·伯夷列传》中明确说：“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
”他发扬孔子“多闻阙疑，慎言其余”、重视文献徵验考核的精神，在撰写《史记》过程中，面对有关上古历史的各种歧异说法，他不盲从、不附会，力求通过比勘抉择，找到一种有儒家典籍记载为依据，有故老传说和历史遗迹可验证的、比较可信的古史说法，做到“疑则传疑，盖其慎也”。
（注：《史记·三代世表·序》。
）司马迁的“考信”态度和方法，是儒学朴素理性精神在史料考辨上的体现和发扬，对于后世学者有深远的影响。
另一种是俗儒“嗜古成癖”的风气，喜欢附会、铺张上古传说，总想把历史拉得越远越好。
三国谯周著《古史考》，对《史记》讲五帝觉得还不满足，便附会出“五帝”之上，还有“燧人、伏羲、神农”为“三皇”。
还有人伪造古籍，如东晋出现的伪《古文尚书》。
针对这种附会、杜撰的说法，很早就有学者提出辨伪史、辨伪书的论点。
比较突出的，宋代学者欧阳修、郑樵、朱熹、吴棫都对伪古籍或杜撰的古史说法提出怀疑，开始出现疑古风气。
明以后，出现王应麟、姚际恒、阎若璩、崔述等人，都有辨伪、考信的著作。
其中，崔述著《考信录》，其古史考辨工作对顾颉刚有特别重要的影响。
顾氏讲，“古史辨派”的工作，是远绍郑樵、姚际恒、崔述的工作。
而崔述的影响最为直接、巨大，故顾氏在《崔东壁遗书序》中又明确说：“我们今日讲疑古、辨伪，大部分只是承受和改进他的研究。
”崔述生于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卒于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与乾嘉时期其他几位重要史学家王鸣盛、钱大昕、赵翼、章学诚是同时代人，但治学路数与他们都不相同。
崔述所致力的是上古史范围，上起远古传说时代，下至春秋、战国。
他对古史记载采取审查态度，不盲目相信，而要“考而后信”。
他以毕生精力著成《考信录》，此书的命名，即明确揭示出要实践司马迁的名言。
他以儒家经书为标准，对于战国秦汉以后关于上古历史的各种说法，一概要细加考查，立志要廓清其中的大量附会和谬误。
崔述不仅考辨具体历史问题，而且能上升到理论，书前写了《考信录提要》，总结其研究方法，并和盘托出。
这在传统史家中也是罕见的，齐思和先生对此给予高度评价，称崔述的著作“是对于古代史料第一次的彻底批判，是对于传说神话第一次的大扫除。
他的《考信录提要》，自标界说，……是清代第一部讲史学方法的书”。
（注：齐思和：《中国史探研·晚清史学的发展》。
）崔述在《考信录提要》中提出他的古史学说，其核心观点是：（一）先秦典籍记载的上古史与后人说法不同，比较可信。
儒家经典《诗经》、《尚书》等以及《论语》、《孟子》讲上古史，只讲到尧、舜。
“《论语》屡称尧、舜，无一言及黄炎者，孟子溯道统，亦始于尧、舜”。
“自《易》、《春秋》传始颇言羲、农、炎帝时事，盖皆得之传闻，或后人所追记。
然但因事及之，未尝盛有所铺张也”，即是说，这些记载夸大的成份还比较少。
（二）战国至秦、汉，《国语》、《大戴礼记》及杨朱、墨子等学派的言论，“以铺张上古为事，因缘附会”，“妄造名号，伪撰事迹”，于是造成对上古史的说法矛盾混乱、荒远无徵。
司马迁则采取比较审慎的态度，他整齐百家杂语，“考信于六艺”，叙述历史断从黄帝起，删掉“其言不雅驯”。
司马迁明确不从伏羲、神农讲起，他摒弃了战国时人的一些附会说法。
（三）从三国谯周《古史考》、晋皇甫谧《帝王世纪》“所采益杂，又推而上之，及至燧人、包犧”。
以后的河图、洛书、《皇王大纪》等，则甚至“有始于天皇氏、盘古氏者矣”。
崔述称之为：“邪说波词杂陈纷列，世代族系紊乱庞杂，不可复问。
”（注：以上均见《考信录提要下》，《补上古考信录提要》。
顾颉刚编《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仔细研究崔述这些论点，可以明白：第一，他所清理的古史体系分为三段：“三代”是可信的阶段；尧、舜或上溯到黄帝，是比较可信的传说阶段；再往上，则后人附会更甚，更加荒诞不可徵信。
切切不可认为是确实存在的历史，否则便上了附会妄造者的当。
第二，旧的古史体系的造成，越到战国以后，离儒家经典越远，附会越多，杜撰越厉害。
崔述这一番仔细深入的整理、考辨工作，对于探索可信的古史体系，无疑是有很大贡献的。
我们对照顾颉刚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中的要点：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愈长”；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我们就可以确信，顾氏的古史辨伪学说的基本观点，正是崔述《考信录提要》中主要观点的继承和发展，“古史辨派”学术思潮的兴起，其根乃深深扎在传统学术的土壤之中。
无怪乎顾颉刚在形成自己的古史辨伪思想过程中，曾一再地表明他是自觉地继续崔述所做的工作。
顾氏于1921年开始校点《崔东壁遗书》后，即在致友人信中说：“崔述的《考信录》确是一部极伟大又极细密的著作”。
（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1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顾氏又表示他决心发扬崔述的治史方法，认为“他把难的地方已经做过一番功夫，教我们知道各种传说所由始了，由此加功，正是不难。
”（注：《论史例书》，《古史辩》第1册。
）至1926年初《古史辩》第一册出版时，顾颉刚又在《自序》中坦诚地承认：“我弄了儿时的辨伪工作，很有许多是自以为创获的，但他的书里已经辩得明明白白了，我真想不到有这样一部规模宏大而议论精锐的辨伪大著作已先我而存在。
”崔述著作在百年中的遭遇足以发人深思。
崔述的学说，不惟在他生前不被人知，在他卒后长达百年时间也消沉无闻。
这是因为，当时的风尚，除了讲理学、求科举外，在考据范围内，则是讲求如何恪守汉儒的经注。
而崔述所做的，却是要推翻战国以后经传、笺注对古史的附会与假托，这对当时读书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崔述生前在给友人信中曾感慨说，当地除有一二人看过他的著作外，别人“非惟不复称之，抑且莫肯观之”。
崔述逝世前，《考信录》已经完成，但因穷困而无法刊行，在他卒后8年之中，才由他的学生陈履和在浙江东阳费尽了心力才陆续刊刻出来。
此后，中国重视崔述学说的只有张维屏一人，在《国朝诗人徵略二编》中对崔述“每事必究其原，每书必核其实”加以称许，但未引起回音。
在整个十九世纪中，崔述的著作一直无人知晓。
到了本世纪初情形迥然而异，日本学者那珂通世读到《东壁遗书》而大为赞赏，他将全书校订标点，于1903年列入日本史学会丛书出版。
又撰写《考信录解题》一文，在日本《史学杂志》发表，给以高度评价。
此后，经过中国学者刘师培，将这些信息传递到国内，至1920年，遂引起顾颉刚及胡适、钱玄同、洪业等人极大的研究兴趣。
从崔述到顾颉刚这一段曲折的学术历程恰好说明：崔述学说作为传统学术中具有近代因素的一种成果，只有等到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近代化正式展开之后，才会引起像顾颉刚这样的学者的重视，加以利用、改造，继续其古史考辨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