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对王安石的评价

历代对王安石的评价

王安石在地方仕宦16年时间里逐渐形成了一套拥有自己主见的政治改革方案，对当时矛盾

重重、内忧外患的现实情况有很深刻的洞察性。嘉祐三年返京述职之时，他向仁宗呈递了这

份为国家社稷抱有拳拳之心的“万言书”，此书被近代学者梁启超誉为“秦汉之后第一大文” 。

邓广铭先生对此说：“从北宋建国以来，在其最高统治集团中人，从皇帝到辅佐大臣，真正

有胆识，能从理性进行分析，敢于从战略上藐视敌人（契丹和西夏）的，只有王安石一人。”梁启超也说：“秦汉以后，其能知国家之性质，至诚恻憚以忧国家者，荆公一人而已。”

二、用人不合时宜，用法不切实际，难负相位

朱熹曾说：“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

有为，庶几复见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

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这里朱熹肯定了王安石的人品，却对其政治主张、用人用法提出辛辣的批评，这几点负面的评价也几乎成为了后世否定王安石的主流观点来源。

司马光更是早已写信告诫他：“每有宾客僚属谒见论事，则唯希意迎合、曲从如流者，亲而

礼之；或所见小异，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辄艴然加怒，或诟骂以辱之，或言于上而逐之，不待其辞之毕也。”司马光的信中还预言：“一旦失势，必有卖介甫以自售者矣。”熙宁七年，

宋神宗提拔吕惠卿继任宰相。吕是王安石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但他却深恐王安石东山再起，于是与邓绾合谋，企图构陷王安石，而后事情败露则大加挑拨王安石君主关系。再后来相继

为相的蔡确、蔡京等人，原先也是阿谀依附王安石的人，而王倒台后，他们都反戈一击，以

取得皇上的信任，这就是司马光所说的“卖介甫以自售”。

三、个人性格、文章、人品俱佳

南宋理学家朱熹说王安石“修身行己，人所不及” 。欧阳修称他“德行文学为众所推，守道安贫，刚而不屈”且誉为“沉默端正，守节难进之臣。” 反对派首领司马光纵然与安石“所操术之异”，但对于安石学问品行高度认可，有云：“文辞闳富，当世大儒，四方士大夫素所推服。”同时，王安石还勤俭节约。如《独醒杂志》卷二载：“翌日萧氏子盛服而往，意谓公必盛馔，日过午觉饥甚，而不敢离去。又久之方命坐，果蔬皆不具，其人心怪之。酒三行，初供胡饼

两枚，次供彘脔数四，顷刻供饭，旁置菜羹而。萧氏子颇骄纵，不复下箸，惟啖胡饼中间少许。留其四边，公自取食之，其人愧甚，退而人言，公在相位，自奉类不过如此耳。”

司马光曾说：“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

曾巩也说：“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王安石者上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

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

尽管他们有的反对王安石的政治主张，但却都异口同声地大加赞扬王安石的文章、人品、性格。以上可见，王安石一生“英特超迈，不屑於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於其心，洁白之操，寒於冰霜，公之质也。”且“公以盖世之英，绝俗之操，山川炳灵，殆不世有” 。可以说，在个人性格、文章、人品上可谓五一缺陷，几乎到达了梁启超所说的“完人”境界。

四、对王安石评价的变迁

对王安石的评价急转而下主要缘由是宋高宗为开脱父兄的历史罪责，把“国事失图”由蔡京上

溯至王安石。绍兴四年宋高宗诏命重修《神宗实录》以否定王安石变法为基调，将王安石判

为北宋亡国元凶，这一定论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又经宋国史至元人修《宋史》的承袭，

逐渐成为中国皇权时代官方定论，以至到后来的《宋史记》、《宋史新编》、《续通志》、《续资治通鉴后编》等著作关于王安石的章节中几乎都是参照《宋史》的内容，对王安变法

的评价也当然是批判的。这些史书的思想影响着不止士大夫，更多的是百姓，于是民间对王

安石变法也是否定的，使得王安石落下个祸国殃民的骂名。

南宋以后，王安石变法总体上是被否定的，但对王安石的部分新法措施则有不同程度的肯定

看法。在诸新法措施中，尤以科举改革、免役法、保甲法、保马法得到较多的肯定。

当然，自南宋到清末，对王安石还是有肯定评价的，如南宋的陆九渊，元朝的虞集，明朝的

陈汝琦，清朝的颜元、蔡上翔、龚自珍等。但他们大多数是江西临川人，与王安石同乡，对

王安石的称赞也有很多尊重“乡贤”的成分在。

改变发生在近代，20世纪上半叶以来，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案的声音越来越响。梁启

超《王荆公》是20世纪评议王安石及其新法影响最为持久与深刻的著作。《王荆公》为王

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案。梁启超甚至称王安石“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

到蒋介石执政时期，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开始从民间学者们对其肯定上升到了官方的肯定。

如当时出版的叶木青的《中国保甲制度之发展与运用》、闻钧天的《中国保甲制度》等著作，都有关于王安治变法的专章节讨论，并给予高度评价。

新中国成立后，对王安石变法已经基本给予肯定的评价，认为王安石变法不仅实现了国富兵强，也实现了加强宋朝的统治，还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文化大革命时期，王安石变法更是被高度的肯定，王安石被“四人帮”视为法家的杰出代表，

王安石变法被当作儒法斗争的典型。而在这过后，学界开始矫正对王安石变法扭曲的、夸大

的评价，并渐渐能够以客观的角度来看待王安石的变法。

自王安石变法已过去近一千年，对于其的评价也是争论与曲折不休，尽管我们明白王安石的

变法中存在很多的弊病，存在很多不切当时实际的矛盾点。但我们也无法否认王安石是一个

超越时代的先行改革者、创新者，也不可否认他与其谥号“文”一样，是一个刚正不阿、为国

为民的士大夫、“拗相公”。

参考文献

[1]梁启超：《王安石传》，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2页。

[2]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21页。

[3]黎靖德编，王星贤注释：《朱子语类》卷五五，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21页。

[4]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一九〇《荐王安石、吕公著札子》，中华书局第2001年版，第1654页。

[5]司马光：《增广司马温公全集》卷八四《辞修起居注第四状》，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759页。

[6]曾敏行撰，朱杰人点校：《独醒杂志》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213页。

[7]陆九渊撰，钟哲点校：《陆九渊集》卷一九《荆国王文公祠堂记》，中华书局1980版，

第232-2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