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老舍语言幽默特质及原因【开题报告】

毕业论文（设计）开题报告题目：浅析老舍语言幽默特质及原因专业班级：汉语言一、选题的背景、意义（所选课题的历史背景、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老舍（1899-1966年），原名舒庆春，字舍予，笔名老舍，满族人。

他生于北京城的一个贫民家庭，在大杂院里度过艰难的幼年和少年时代。

他非常熟悉社会底层的市民生活，喜爱流传于市井巷里的戏曲和民间说唱艺术，这种阅历有利与他创作幽默风格的形成。

1924年之后五年旅居英国的生活，在这五年的时间里，他大量阅读了外国文学作品，其中狄更斯的作品对他影响最大。

在英国生活的这五年，帮老舍打开了他的眼界，也激发了他的创作的兴趣。

1926年写成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接着又创作了另二部长篇《赵子曰》（1926年）与《二马》（1929年），作品中幽默俏皮的语言一下收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到30年代中期，其创作进入鼎盛时期。

期间最出色的作品《骆驼祥子》（1936年），也是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

此外，还贡献了《猫城记》（1932年）、《离婚》（1933年）、《牛天赐传》（1936年）等长篇巨制，《我这一辈子》等中篇小说，以及《断魂枪》、《月牙儿》等短篇小说。

老舍是多产作家，一生共写了一千多篇作品，约七八百万字。

纵观老舍的作品，我们很容易发现，他一贯的幽默风格始终贯穿他的整个创作生涯，用曹禺的话说就是“他的作品中的幽默是今天中国任何作家所没有的。

美国的马克·吐温以其‘幽默’在美国和国际上享有那么崇高的地位，那么我们的老舍先生也是可以与之媲美的。

”老舍的作品在中国现代小说艺术发展中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与矛盾、巴金的长篇创作一起，构成了现代长篇小说艺术的三大高峰。

老舍的贡献不在于长篇小说的结构方面，而在于其独特的文体风格。

特别是他的幽默特质，在现代作家中别具一格。

他的作品追求幽默，一方面来自狄更斯等英国文学的影响，同时也深深地打上“北京市民文化的”烙印，形成了更内蕴的“京味”。

老舍说“北平人，正像别处的中国人，只会吵闹，而不懂什么叫严肃”，“北平人，不论是看着一个绿脸的大王打跑一个白脸的大王，还是八国联军把皇帝赶出去，都只会咪嘻咪嘻的假笑，而不会落真的眼泪”。

老舍的幽默带有北京市民特有的“打哈哈”性质，既是对现实不满的一种以“笑”代“愤”的发泄，又是对自身不满的一种自我解嘲，总之，是借笑声来使艰辛的人生变得好过一些，用老舍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把幽默看成是生命的润滑剂。

这样，老舍作品的幽默就具有了两重性：当过分迎合小市民的趣味时，就流入了为幽默而幽默的“油滑”——这主要表现在老舍的早期创作中，老舍曾为此而深深苦恼，以至一度“故意的停止幽默”，经过反复思索、总结，从《离婚》开始，老舍为得之于北京市民趣味的幽默找到了健康的发展方向：追求更加生活化，在庸常的人性矛盾中领略喜剧意味，谑而不虐，使幽默“出自事实本身的可笑，而不是从文字里硬挤出来的”；追求更高的视点，更深厚的思想底蕴，使幽默成为含有温情的自我批判；追求艺术表现上的节制与分寸感。

逐渐克服了原有的单纯性质，产生了戏剧与悲剧、讽刺与抒情的渗透、结合，获得了一种丰厚的内在艺术力量。

总之，当我们深刻认识了老舍幽默的特色，就完全可以毫不含糊地说:老舍的幽默是中国现代文学艺术白花园中的一株不朽的鲜花!二、相关研究的最新成果及动态老舍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语言大师、幽默大师，对他的研究一直在拓宽和深化，笔者就新时期以来对老舍的研究作个简单地梳理，其中着重对老舍作品中体现出的“幽默”特质进行梳理并阐释自己的观点。

受新时期兴起的文化热影响，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把老舍置于广阔的文化背景之上进行研究。

王晓琴的《文化精神的求索——老舍与20世纪论之二》[1]对老舍文化精神的求索历程进行了深入考察。

作者站在老舍与20世纪的高度，在分析了文化在老舍心目中的地位以及老舍的多重文化人格的基础之上，以世界眼光、人类意识进行文化精神求索的独特历程，从而使老舍构建的文学世界，显示出深厚的文化内涵。

从满族文化的角度进行研究，也是作家本体研究深入的一个表现。

关纪新从旗人、文人、北京人三个角度进行综合的深入的评析，从而得出了更为全面的、更为深刻的结果。

在他看来，辛亥革命后满族地位的骤然跌落以及社会上风行的反满思潮对老舍民族心理的形成及走势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这使得老舍一生始终关注和书写北京及各地满族同胞的命运，由此在其内心形成一种强烈的民族文化情结。

在这种情结支配下，老舍总是以自己独特的既充满规箴又不失严肃的笔触，坚持不懈地去捕捉、解剖与针砭东方“老民族”的文化旧习和心理症结，为我们留下了一部极其深刻又极具价值的民族文化启示录。

从女性主义角度审视老舍也有不少新颖的发现。

程丽红的《反映社会矛盾的深刻性和人性悲剧的真实性——谈老舍对妇女解放、婚恋自由的价值思考》[2]的价值在于注意到了老舍小说中很少出现的爱情主题，并借此分析了老舍的婚恋观。

张丽丽依靠对具体作品的细读来探究作家主体的意识，她的《从虎妞形象塑造看老舍创作的男权意识》[3]，从虎妞外貌上的“老”、“黑”和心理上的贪婪和淫荡，探析了舍意识深层根深蒂固的男权意识。

对其国民性批判和启蒙精神的探讨一直是个热点。

孔庆东的文章则从国民精神的角度着眼，发掘了老舍作品与老舍自身国民精神的独特性。

他认为老舍的视角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贫苦市民的，另一方面又是受过西方洗礼的现代知识分子的，这样“他眼中的国民精神是全面的、发展的，从简单的善恶对立发展到辩证的交错组合。

他笔下国民精神的主流是他舍尽心血描写的大量平凡而又复杂的中间人物。

”在对于老舍具体作品的研究中，《骆驼祥子》、《离婚》、《断魂枪》、《茶馆》等名篇仍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注意力。

例如陈思和对《骆驼祥子》的文本细读，既有对文本中经典形象的深刻剖析，又有整体上对老舍启蒙精神的深入反思。

再如一些研究者对《茶馆》等名剧的研究，既有对剧本艺术特点和思想内涵的深入挖掘，又有对老舍创作得失的总结以及老舍对如今已举步维艰的话剧创作所具有的启示性意义。

老舍俗白凝练的语言一直是老舍研究的关注点，而长期以来研究者却仅仅把语言作为纯粹的形式问题，而忽视了语言与作品内涵，与整个社会文化语境血肉相融的关系。

而随着现代语言学理论的传入，许多研究者认识到“语言系统只是社会文化大系统的子系统。

对语言材料作连续的语境分析，语境之中包含着语境，每个语境具有一种功能，充当更大语境的一个组成部分。

所有语境都包容在文化语境之中。

由此把对老舍语言的研究与其文化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从而使两方面都得到深化。

”[4]像牛鸿英在《跃动生命情感的语言追求——老舍小说语言的文体和心理分析》[5]中认为老舍的小说语言在平实中透出深沉，俏皮里蕴涵严肃，既满足了大众的审美需求，又成就了自己的文体风格。

赵莉的《适应语境：老舍作品人物语言描写的基本原则》[6]从老舍的人物语言描写人手，从语用学的角度，分地域情韵、时代特征、人物性格三方面论述了老舍根据语境选用语言的艺术成就。

并试图从语用学的角度分析老舍在其作品的人物语言描写中是如何以适应语境为基点，根据具体语境来选用语言的，从而探讨老舍先生迷人的修辞艺术的魅力。

在老舍研究中，同时值得重视的是比较文学方法的大量运用，较有代表性的如成梅的专著《老舍创作比较研究》[7]蝉以文化人类学的视角，运用比较文学范畴的接受研究方法，通过对老舍跨文化文学接受的个体心理和创作契机的描绘与闸释，独到而精细的个案比较分析，对老舍小说创作价值的比较分析以及对老舍小说艺术世界独特魅力的阐释，有发前人所未发的新颖见解。

特别要强调的是，老舍作品的美学品格特别是其幽默品格一直是研究热点，也是笔者要着重梳理和评述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从三十年代起，就有很多知名的作家开始关注老舍文章中幽默的特质了。

比如学者朱自清先生指出《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两部作品的主要特点在于“讽刺的情调”和“轻松的文笔”，然后把它置于中国讽刺文学的传统中加以比较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

朱自清先生认为从个性描写上看，老舍的作品近于《儒林外史》的“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从文笔论，与其说近于《儒林外史》，还不如说近于“谴责小说”，因为如写老张之流行为的可笑，就“太扩张了些，或者说太尽致了些”但是，朱自清先生又明确地指出，《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绝不同于“谴责小说”，因为“它们不是杂集话柄而是性格的扩大描写”，两部作品“都有一个严肃的悲惨的收场”。

[8]赵少候则在《论老舍的幽默与写实艺术》（《评<离婚>》）[9]一文中，以《离婚》为例，集中论述了老舍的幽默的产生和特点。

他指出，老舍的幽默并非低级趣味的笑话可比，他的小说“绝非如此的肤浅，他的幽默也不完全靠字句上的安排，他是能找到一些沉痛的故事作书的骨干的”。

他还认为：作者的长处并不如一般人所想，是长于写幽默文章，他的长处乃善于捕捉到人类的幽默而老老实实的写下来。

这种幽默常常是令人微笑之后，继而悲苦的。

此外，为了说明真正的幽默与笑话不同，赵少候还把《离婚》与《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作了比较。

他认为，“这笑（指《离婚》）与那笑不同：那是狂笑，这是微笑；那是欢呼的笑，这是噙着眼泪的苦笑；那是笑完即忘的笑，这是永远萦回于脑里的带点心酸的笑”。

常风结合《离婚》和其他作品指出：“老舍固是近日的一位幽默家，但是他的幽默的分量远不逮讽刺的。

所有我们在他的作品中常遇到的不是幽默的含蓄而是讽刺的夸张。

......作者因喜用讽刺，所以他的文章，愈磨炼，愈尖刻，愈轻快，因而欠缺精澈的深度”。

[10]尹雪曼在评《离婚》时也认为，“我们可以说老舍和十九世纪的狄更斯一样，是一位很幽默而又注意社会改革这一问题的作家。

但是他的幽却远不逮他的讽刺”，在老舍的作品中，与其说是“幽默的含蓄，倒不如说是讽刺的夸张”。

[11]与常风、尹雪曼的看法接近的是李长之。

他认为，“与其说老舍的小说是以幽默见长，不如说是讽刺。

更恰当地说，是他的幽默是太形式的，太字面的，不过为作讽刺用的一种表现方法”。

他指出，老舍有很多机智俏皮字眼能生出“清新的爽脆之感”其“讽刺出之以幽默”，幽默不过是“讽刺的外衣”。

老舍的作品“智的成分多于情绪”，而“他的幽默，是在他的智慧里”[12]他在评论《猫城记》时，还从作品表现的讽刺特点上与鲁迅作了一番比较，认为二人讽刺“所注意的对象是非常相似的”，所不同的，只是在表现的作风。

“同是讽刺，鲁迅的是挖苦，而老舍的是幽默。

鲁迅能热骂，老舍却会俏皮”。

[13]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老舍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幽默，前人己经留下了丰厚而又宝贵的研究成果。

在老舍创作初期，研究者就敏锐地发现他小说中的幽默特色。

一开始他们把老舍小说的幽默特色定位为讽刺的情调、夸张的文笔，而思想内容却是肤浅的。

在老舍小说创作中幽默特色的稳定性、整体性达到一定高度后，研究者也看到老舍的幽默绝非简单的文字安排，而是关于人生的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