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曹禺戏剧对人性问题的开掘

伟大戏剧家的人文关怀——浅论曹禺戏剧对人性问题的开掘孙永安[内容摘要] 本文通过探讨曹禺先生对人性方面的不断开掘的问题，发现出在他的话剧中开掘出了两方面的人性，即残缺、变态的人性和完美理想的人性；而且剧作家对前一方面的人性既是批判的又是同情的，对后一方面的理想的人性美却是在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的；并试图总结出曹禺先生通过他的剧作对人性等问题开掘的意义和作用。

[关键词] 曹禺戏剧人性蘩漪愫方曹禺的一生都在强调，他的戏剧作品是以“人”为中心的，并且强调对人的思考，强调认识人的价值，尊严和力量，强调探索人的灵魂的秘密，去努力解决一个人应该如何活着得的问题。

曹禺的剧作大胆揭示和批判了黑暗社会中人性的恶，并且执著的追求人性善的理想。

他曾说过：“我看戏，读文艺作品，我所注目的是人，人是最重要的。

”[1]一、曹禺戏剧对人性的格外关注对人性的探索一直是曹禺剧作永恒的主题。

有评论家认为按文学的标准曹禺的戏剧和鲁迅的小说都达到了世界一流的水平：文学的标准只能有两种，第一，是对人性刻画的深度和人性所展示的丰富性。

世界一流的文学，人性的展示，一定是丰富的，而不是单调得……我认为，曹禺先生当时23岁时候写的《雷雨》，完全能够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

[2]而且曹禺的据作不仅揭示了人性的丰富性、深度性，也揭示了人性的悲剧性。

《雷雨》通过周朴园30年前对侍萍的始乱终弃，以及周鲁两家五对爱恨交织的爱情的悲剧结局，展现出封建制度对人性的束缚和人性自我的放纵。

而《日出》通过竹筠和陈白露的前后对比，以及陈白露最后的自甘堕落以至最终的死亡，展现的是人性的善良和人性的惰性。

《原野》通过写仇虎报仇，残忍的杀死仇人的儿子焦大星和焦大星的儿子小黑子的故事情节，以及仇虎最后在森林逃亡中陷入精神恍惚等情节，展现了人性的蛮性。

《北京人》通过写任劳任怨、心地善良的愫方与没落的北京士大夫文化熏染下已堕落成生命空壳的曾文清的一个虚幻的爱情故事，以及愫方最终的出走，展现了人性的韧性和极端的惰性，以及人应当像人一样地活着的问题。

《王昭君》通过改写有关王昭君的历史传说故事，塑造了一个自愿远嫁匈奴最终实现胡汉民族的长期的民族团结和融合的完美的理想人性的女性形象，展现的则是人性的至善至美。

曹禺的剧作对人性的深刻开掘，体现了他对生活真实认识的深刻性和复杂性，这源于他对生活执著的追求、观察与思考。

他的很多剧作和人物都在生活中有真实的根据和原型。

（关于这一点，将在后面详加论述）。

二、对残缺、变态人性的揭露、批判和赞美、同情的统一曹禺创作《雷雨》是“一种情感的迫切的需要”[3]，他要把因封建大家庭束缚人性（包括对自己的）的自由而产生的抑郁的性情发泄出来，控诉那个黑暗、压抑、摧残人性的封建社会。

“也许写到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推动我。

我在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

”[4]剧中的蘩漪何尝不是这样，只不过她对旧式封建大家庭束缚的愤懑的发泄和对真正爱情婚姻的欲望的追求都走向了极端，走向了人性的扭曲与变态。

正如蘩漪在第一幕刚出场就喊着屋子里的“闷热”，这里不只是天气的闷热，其实更是她在诉说着周家公馆这个封建大家庭给她带来的心情的压抑和忧郁。

也正是这样郁热的氛围和沸腾的欲望，把蘩漪的人性中的恶推向极致。

当被周萍拒绝后，蘩漪失去母性死心裂肺地喊到：“我没有孩子，我没有丈夫，我没有家，我什么都没有，我只要你说：我——我是你的。

”[5]蘩漪的人性中的恶被“逼”上极端后竟丧失了连自然界中动物也普遍存在的伟大的母性——这也是人类道德的最低线。

“她会爱你来像一团火，那样热烈，她恨其你来，也会像一团火，把你烧毁” [6]，我们显然应对蘩漪“玩火自焚”的激进、冒险的方式进行批判——她虽然不是夺取周鲁两家三个年轻人的生命的直接“凶手”，但是正是蘩漪最后的极端的举动加速了他们的生命的终结。

关于这一点我们应该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但我们也注意到作家除了对她失去母性的变态行为给与批判以外，显然更多的是同情和怜悯，甚至是赞美。

在《〈雷雨〉序》里作者这样写到：我想她应该能动我的怜悯和尊敬，我会流着泪水哀悼这可怜的女人的。

我会原谅她，虽然她做了所谓“罪大恶极”的事情，——抛弃了神圣的母亲的天责……在遭遇这样的不幸的女人里，他干冲破一切的桎梏，做一次困兽的斗。

虽然依旧落在火坑里，情热烧疯了她的心，然而不是更值得人的怜悯与尊敬么？[7]这是因为蘩漪拥有“雷雨”式的性格，她狂风暴雨、雷鸣闪电般迅速地冲破封建礼教“三纲五常”对妇女人性的束缚，勇敢地追求自己的自由幸福的爱情婚姻，所以作者对于他的“雷雨”式的性格大加赞赏：“她有火炽的热情，一颗强悍的心，她敢于冲破一切的桎梏,做一次困兽的斗。

”[8]这实在是比过着平庸、怯弱生活的阉鸡似的男子们更值得人佩服。

与“成天就知道叹气，做梦，忍耐，苦恼，懒，懒懒的动也不动；爱不敢爱，恨不敢狠，哭不敢哭，喊不敢喊” [9]的已经堕落成生命的空壳的曾文清比较起来，蘩漪至少是敢爱敢恨的。

然而当蘩漪撕碎着周公馆这个腐朽罪恶的伪善面纱时，同时也撕碎了她自己母性神圣的面目，并且无意中摧毁了周鲁两个家庭和三条鲜活的生命；当她破坏着自己的罪恶家庭时，也在破坏着别人的幸福；当她要求着自己个性自由和爱情时，也在损害着别人同样的个性自由和爱情。

所以蘩漪正是一个冲破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束缚与坠入失去作为基本人性的母性——继母与儿子乱伦的深渊的矛盾形象。

《雷雨》通过蘩漪追求个性自由和幸福爱情的悲剧结局，展示了人性的复杂、深刻的悲剧性。

所以，《雷雨》展现的是封建制度对人性的束缚和人性自我的放纵。

陈白露是一只折断了翅膀飞不起来的“鹰” [10]，她有高贵的灵魂和善良的心，但是她却走不出“习惯的”牢笼，最终成为一只倦怠飞翔的鸟儿。

作品中当年的竹筠带着青春的梦想来到大城市里，但她一直到临死去的那天早晨，也最终没有找到自己的理想的精神家园。

陈白露永远地“卖”给了这大都市里的高级大旅馆，再也“回不去”了：不仅是外在环境的不允许，更是“自己所习惯的种种生活方式” [11]桎梏了自己——这是人的自由生命的自我剥夺。

曹禺称这类“习惯的桎梏”为生活的“自来的残忍”。

曹禺在作品中当然对陈白露这种人性的堕落给予了恰如其分的批判，作者在剧中也特别的安排了这样的一个情节：陈白露在死前朗诵了这样一首诗“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

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 [12]，而且此时外面响起了工人打夯的声响。

这也足以说明曾经热烈的爱着太阳，要求积极向上的陈白露并不代表新生的力量和新时代，只能算作落日的黄花——她最终“断然”的跟腐朽的制度、肮脏可恶的黑暗势力和那个漫长的黑夜一起走了。

而且作者也对此批判道：“除了去掉这群腐烂的人们，我看不出眼前又有多少光明……我要写一点东西，宣泄着一腔愤懑，我要喊：你们的末日到了，对于这帮荒淫无耻，丢弃了太阳的人们。

”[13]但作者在戏剧总往往通过环境的渲染，人物的语言和动作，或多或少流露出对这些人的“温情”、怜悯和同情，这也是从人道主义原则出发的。

例如对李石清这个人物，作者既对他的奴才像进行批判，又对他最后的悲惨的处境给予同情；他既是那个黑暗时代的帮凶，同时也是受害者。

当然相比之下，陈白露这个人物形象能更多的引起作者和我们读者的同情和怜悯，甚至是赞美。

陈白露是一朵水莲花，她鲜艳、芳洁、单纯和美好。

当年的竹筠不是曾说过“我喜欢太阳，我喜欢春天，我喜欢年轻，我喜欢我自己。

”[14]吗？可见，她也有一颗积极向上，纯洁、快乐、自信的品性，而且从她勇敢的保护“小东西”这件事情上，我们又看到了她善良、富有正义感的人性的光辉。

但是陈白露这朵水莲花却不幸长在了污泥中，尽管她试图从中挣脱出来，但是人性的惰性还是把她逼上死亡的绝路。

因为她只有一死，才能摆脱大旅馆的束缚和金钱的诱惑，更重要的是防止灵魂进一步自我的堕落和腐烂。

所以《日出》展现的是人性的善良和人性的惰性。

我们还可以发现陈白露和蘩漪身上都折射出人性病态美的光辉。

一个虽是追求着畸形的爱情和个性自由解放，却带有五四解放狂飙突进的风格；一个在新时代来临前勇敢地与旧社会一起“同归于尽”，果敢的退出历史舞台，这多少有些奉献的精神。

《原野》是对人性灵魂的拷问，已经由《雷雨》和《日出》展现的外在命运的挣扎，转向了人物自身灵魂的挣扎。

仇虎虽有满腔的仇恨，却在焦阎王死后，无奈的把复仇的欲火转嫁他的儿子焦大星身上，并且用焦母的手残忍的杀死了她的孙子小黑子。

作家当然对这种“父仇子还”的封建丑陋思想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所以曹禺先生最后特别的安排了仇虎即使已经“报了仇”，但却在森林逃往中陷入了精神恍惚的境地——这是有意安排仇虎对他自己的“罪行”进行反省和自责，也同时表明了作者的批判态度。

但曹禺先生对人性的揭露不是简单公式化的划分绝对的善恶，而是在人性恶中发现善，人性的丑陋中发现美；蘩漪、陈白露都是这样的，仇虎也何尝不是这样？《原野》中的仇虎没有《雷雨》中的蘩漪尖锐的魅惑力，也没有《日出》中的陈白露那迷人的美貌，他面貌丑陋，他有的只是复仇的念头，呈现的却是人性的野性和蛮性。

而有的评论家却据此发掘出仇虎身上的人性的闪光点。

他认为曹禺创作《原野》以及在昆明上时，都是在抗战时期前期，而人们正好从《原野》中发现了人类原始的蛮性，来救治封建礼教影响下的现代柔弱的人性，来激发国人抗日的热情和士气：“闻一多企图通过《原野》唤起城里人广大‘白脸斯文人’的蛮性……这片蛮荒蒙昧的森林，激发人的只能是悲壮崇高的美德。

”[15]况且作者也在《日出》中对仇虎赞美道：“在黑的原野里，我们寻不出他一丝的‘丑’，反之，逐渐发现他是美的，值得人的高贵的同情的。

”[16]三、对完美人性的不断开掘，形成作者清晰的理想人物周冲是年轻时的曹禺的理想人性的憧憬，他富有正义感，同情像鲁大海一样的工人；他有平等的思想，想把自己的学费分一半给四凤；他善良、纯洁、高尚。

总之，周冲是“这烦躁多事的夏天里一个春梦” ，是作者自己理想的化身。

但是周冲这个人物形象毕竟是一个不成熟的孩子，他还单纯、富有幻想。

《日出》中的方达生是成年了的“周冲”，他们都很天真，总是怀抱着幻想，他们幻想着有朝一日能改变这个世界，改变社会，可最终他们的结局是可悲的——两个人的所谓的“爱情”最终都烟消云散，周冲最后死去，方达生也依然过着书呆子式的个人生活。

但随着曹禺个人年龄的增长和经历的不断丰富，他心目中的人性美的理想的人物形象也发生了变化。

这就是后来的《北京人》里的袁氏父女和愫方。

剧中里的袁任敢，不仅研究北京人，还研究人类学，也就是他深知人性的问题，也知道应该如何让人性自由健康的发展，并且他还说过：“那时候的人（指北京原始人类），要喊就喊，要爱就爱……他们是非常快活的” [17]——这正道出了他心中理想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