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十一学校专家讲座完整版之秦建云：创建适合学生发展的课堂体系(根据视频资料整理而成)

创建适合学生发展的课堂体系北京十一学校副校长秦建云中国教育很纠结，中国教育人很无奈。

不可谓我们不学习，不可谓我们没理想。

有一个数字可以说明，中国用于教师特别是基础教育教师的培训费用是全世界最高的，这足以说明，中国教育界的同仁努力地学，力争把事儿想清楚，但是，这么多年，我们始终没有想清楚。

不可谓我们不努力，我们没日没夜地干，我们没完没了地上课，但是，我们做了一天又一天，我们做了一年又一年，但最终人家会告诉我们：“你们犯了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就今天来看，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还不能把问题想清楚，而一味地闷着头去干，那么，中国教育就没有希望。

我们似乎把所有的事情都想明白了，只是条件不成熟，我个人的观点是，其实，所有的事情我们都没有整体想明白。

每个人都把别人的事儿想明白了，但没有一个人把自己的事想明白，所以，我们整个教育界抱怨多了。

为什么我们会抱怨？因为我们知道其他人的问题，但是，我们脚踏实地做事的少了。

为什么我们做不了？因为我们没有把自己的事真正想明白。

只有我们把自己的事想明白了，我们就能把自己的事做好。

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事做好了，中国的教育就好了。

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条件，在十一学校，我们不把目光往外看，我们收敛目光，聚焦我们自身，看看我们到底存在什么问题，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我们把自己的事做好了，那么，我们十一学校就好多了。

为此，我们进行了一些思考，也做了一些事。

在所有的思考的过程中，就我本人而言，我觉得三个问题的思考对于我后期的工作起了奠基性作用。

第一个思考：什么是好教育？我们做教育，就要做好教育，如果我们都搞不明白什是“好教育”，那么，我们教育的本身就是一个误区。

我看了很多关于好教育的描述：我看到了国家主席关于好教育的描述，看到了联合国关于好教育的描述，看到了学者关于好教育的描述，还看到了校长、家长关于好教育的描述，等等。

看完我傻了：这些描述庞大得不得了，每个人都有道理，谁都不错，但把它们整合在一起，加在教育的头上，谁也做不了。

究其而言，我认为，这些都是站在成人的角度上描述的好教育，无论你怎么做，你会发现，你只能满足一部分关于好教育的描述，你连大多数都满足不了。

因此，你做的事情满足了这些人的愿望，这些人表扬你，那一部分人就会批评你；你满足了那些人的愿望，那些人表扬你，这一部分人就会批评你。

所以说，我们的教育始终在责难中，如果我们不能走出这种责难，我们做教育的勇气就无从谈起；如果我们不把这个问题想清楚，我们所做的教育只能是一种莽撞。

当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忽然感觉到，从成人的角度来描述“好教育”，我们永远难以达成一致，因为成人之间的不同角度的视觉是完全不同的，立场和观点是不可调和的。

唯一的方式就是从学生的角度来描述“好教育”，并且这个教育还是可操作、可测量、可评价、可改善的，一言以蔽之，不耽误学生的教育就是理想的教育，但我们永远做不到。

教育不可能不耽误任何人，因为我们的教育成本是有限的，教育追求的就是尽全部努力少耽误孩子们，所以，教育永远不可能有神话，教育人永远不谈功绩，教育人的心里只有敬畏，我们时刻在反省着“某学生我们还没帮好”、“我们怎么做才能帮助这些孩子有所改善”，实际上，我们今天的中国教育就是一个耽误人的教育。

一个孩子，他的数学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准，而我们生生地把他与讲三遍讲为什么还不懂的孩子放在一起，我们最终两边都耽误了；一个孩子体育方面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他将来从事体育事业，既能够帮助社会，又能够改善自己的生活，我们却生生地就把他按在这里，必须学我们规定的非常难的理论，错失了他自身特长的激发期，以致于我们培养出来的人个个都有些知识，个个都拿着文凭却全是文盲。

因此，如果我们不耽误我们的孩子，那么我们的教育就成功了；如果我们明白了这句话，就会明白哪个孩子被我们耽误了，也自然会为这个孩子做些什么。

我们一个孩子一个孩子地做，一批孩子一批孩子地做，我们做的年头长了，我们的教育就改变了。

这是我第一个体会，之所以我们学校能走出去，就因为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那么就开始寻找我们究竟哪些方面造成了对孩子的延误，我们就从这些方面入手来解决问题。

我们不在去争论理论上的得失，这是教育理论家们的事儿，跟我们一切毫无关系，如果我们也参与到了理论争论当中，我们就失职了，我们离开了我们的位置，跑到人家的位置上跟人家纠缠不休，最终我们什么都没干。

我们是一线教育的教师，我们就该牢牢的站在学生的面前帮助我们的孩子。

第二个思考：如何做好中国的好教育？国家层面做不了，地方政府也做不了，只有学校才能做出好的教育。

为什么国家层面做不了？因为全国的差异太大了。

就以我们这个地区最顶级的学校和最薄弱的学校为例，你能用一个方案、一套课程把这两所学校的教育都解决了吗？不能！只有学校明白不同学生的不同特点，知道他们缺什么，需要什么，清楚地了解了这些，学校在付诸行动，教育就会有成效。

但是，今天中国的教育都在等、靠、要——等政策、等支持、要特权、靠政府。

而我们忘了，我们学校是一级法人单位，如果把校长比作厂长，那就要负责全厂职工的生活。

因此我认为，中国的好教育只能从一所所学校做起来，国家只能提供一个纲，只能提供一个基础标准，无法实现对具体学校的教育教学行为的具体指导，而且大部分指导都是不切实际的。

当我们把这些都想明白了，就不会再等了，不再靠了，不再要了，而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好。

第三个思考：我们不乏有好的学校、好的区域，为什么没有做出好的教育？我认为就两个字：信任。

教育，应建立在信任的前提下——当老师不再信任学生，你还教他什么？当校长不再信任老师，那谁来教？当领导不再信任学校，谁来做教育？放眼望去，中国教育最大的悲哀就是不信任，于是学校出现了打卡行为，学校领导出现了对老师教学课堂的不信任，从而统一了教学方式。

一个校长外出参观学习，回来后就立马统一了教学模式，这不是开玩笑吗？学科不同，同一学科内容不同，同一学科同一内容学生情况不同，教学模式怎么统一？特别是一些伪真理的存在，比如课堂里出现了大量所谓的小组学习，老师让老大教老二、老二教老三、老三教老四，可谁来教老大呢？老大是来念书的还是来教书的？老大是最有学习潜力的，将来极有可能在这一学科成为顶尖人物，我们却让他刚一出道就背负着沉重的职责，把孩子给累坏了，我们还美其名曰“他教别人他也会了”，请问他到底会什么了？他会了他原本会的事，他应该去学他该学的事。

我们经常在问：为什么我们没有民族英雄？在目前的教育结构下，永远出不了民族英雄。

英雄是需要呵护和培养的，而我们的教育却在“杀富济贫”，就把这批孩子给耽误了，就是为了那个所谓的平均分。

“平均分”意味着学校、老师和政府的利益，而在学校利益、学生利益、教师利益面前，我们第一取的是学校利益，第二是教师利益，最后才是学生利益。

不把学生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教育永远都是伪教育。

我们必须以信任为前提，以解决孩子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为着力点，一步一步去改变教育，要知道，教育是做出来的，不是嚷嚷出来的，嚷嚷出来的教育永远不是好教育。

我后期所做的事情都是基于上述三个基础，所以，我充分信任我的同事们。

在我们学校发展初期，很多人给了我一长串名单，上面写着“数学界刚刚退休的著名专家”、“生物学泰斗”等，希望我借助他们来改善十一学校的课程，都被我拒绝了。

因为通过接触，我发现他们的脑袋里只有自己的教育，没有十一学校某个孩子的教育，他们做出来的教育绝对不符合十一学校，我要解决的恰恰就是十一学校，而不是普渡众生，我相信只有我的同事们才能把十一学校的事做好，别人永远做不好。

有人问我：你的同事写得了教材吗？我回答：要是他们写不了，这个世界上就没人能写出符合十一学校学生的教材。

由于我们明白一切要靠我们自己，我们不再去抱怨。

我们只关注怎么做，哪儿有问题，就从哪儿做起。

所以，十一学校2010年开始筹划，2011就启动了全新的教育教学变革。

那么，我们究竟做了哪些变革？第一，是课时的变化。

课时减不下来，教育改革永远成功不了；可是减不下来，永远不存在高校课堂。

怎样提高课效率？首先，从老师做起，我们15分钟能上完的课绝不用16分钟。

其次，要规划好时间，切实减轻课业负担，给孩子以充足的时间，让他们自学。

砍不下课时的学校免谈课堂的改革，因此我们首要解决的不是课程体系，而是砍课时。

最终，我们的课时大大缩减，譬如数学一个学期缩减到80课时，譬如物理只有48课时，有人就质疑了：时间够用吗？绝对够用！关键是要改变教学方式，要变“一节一节的低效教学”为“单元高效教学”。

同时，还要把课备好。

明天上的课今天才备，时间当然不够用；应该一个假期把下一学期要上的课程全部备完，你觉得时间够，因为这样就避免了很多重复的教学环节和教学语言。

由于我耐着性子劝说老师们，不断做他们的工作，我们终于扛下来了，我们学校的教育变革走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我想用我们的实践告诉大家：想改变我们的课堂吗？最简单的办法是砍课时，只有这样，才能让老师在课堂上少说甚至不说废话，从而产生高效的教学欲望。

第二，是学习时段的变化。

为什么我们要改变学习时段？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一、基础弱的孩子，学习了半个学期，需要停下来补一补，不然后面的课程跟不上，就把孩子给耽误了。

二、孩子们都希望每个学期都有一些自我支配的时间，做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

一般来说，一个学期中间时段，学生的学习效率比较低——因为疲劳。

如果不能用放假的方法解决，就只有换换学法，每个学期给孩子们两个星期去自我规划，让他们自己设计，自主学习，自我诊断，这样算下来，高中3年每个学生就有5次（除去高三第二学期）自我规划的机会，这样他们毕业以后，自然也会懂得规划人生了。

于是我们就改了，一个学期三段，第一个时段9个星期，前8个星期师生一起研讨上课，后一个星期是诊断与评价。

然后就是两个星期全校无课，初中的孩子一周出去游学，一周自学；高中的孩子两周全部自学。

在这两周里，孩子们自主设计学习内容和方法，比如：去痛痛快快地搞竞赛，去高端实验室做实验，等等。

学习上出了问题的学生，可以利用这两个星期找老师补一补，我们规定一个老师只能带4——6人，并且以家教的方式进行补习。

老师也可以在这段时间内根据上阶段的教学问题，及时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法，让我们的教学更高效。

第三，是教室与教师办公的变化。

我们将教室分开管理，各学科的老师都有自己的专属教室，每个教室里还有图书室和实验器材，这样方便教学，而且互不影响，同时也让学生觉得老师无处不在，无师不友，这就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教师的行政身份，使他们的陪伴功能长久存在。

这里，要重点谈谈我们的“小班化教学”。

我们为什么要实行小班化教学？实践证明：当一个教室内学生数量超过24人，老师对其中每个学生的关注度就会低了很多；当学生数量小于24人，老师就可以根据每个学生的情况能多做一些事，课堂的针对性就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