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学2

提纲1.哲学的本性2.哲学的转向3.柏拉图的理念4.后现代哲学5.描述翻译学6.翻译参数7.“忠实/信”8.哲学中有关语言的问题9.语言的交际性10.奈达功能对等翻译理论11.结语1.哲学的本性哲学的本性是：“哲学是自由思想”(张志伟，2005：２)它的探索是无止境的，开放性的。

“有多少哲学家就有多少种关于哲学的定义，而且相互之间从来没有达到过起码的共识。

不仅如此，在哲学领域中，几乎所有的问题、概念、理论学说和体系都处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境地，套用近代英国哲学家霍布斯的一句话，哲学简直就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

” (张志伟，2005：２) “按照哲学的本性而论，哲学不是让人有智慧，而是让人知道自己没有智慧而去追求和热爱智慧的学问……哲学问题并不是世界本身产生出来的问题，而是人产生出来的问题，不过它们并不是哲学家闲极无聊制造出来显示自己智力的东西，其实都来源于我们的日常生活。

在日常生活中许多事情可能是自明的，在哲学家看来却大有问题，例如‘我是谁’的问题。

……看起来我们都知道‘我是谁’，然而‘我’在哪里呢？‘我’究竟是心灵还是身体，抑或是心灵与身体的统一？心灵在成熟，身体也在成长，这是不是说‘我’也始终在变化呢？如果‘我’是变动不居的，‘我’与‘我’有没有同一性呢？……只一个‘我’就可以问出一大堆问题来。

实际上，日常生活中许多看上去不证自明的东西都是经不起追问和推敲的。

” (张志伟，2005：３)2.哲学的转向第一次转向是柏拉图《斐多篇》中苏格拉底所说的，从在个别的具体事物中寻找前具体事物的根源转向为在“心灵世界”（即“理念”）中寻找当前具体事物的根源，这一转向标志着人类超越物质性和有限性而突出精神性和奔向无限性的第一步。

但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理念”是独立于人的精神意识而存在的。

近代哲学的创始人笛卡尔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命题，明确地建立了近代哲学中人的主体性原则，从而进一步推进了人类超越物质性和有限性而突出人的精神性和奔向无限性的内在冲动，这是西方哲学史上的第二次转向。

康德沿着主体性哲学的方向，更进而把先验性看作是必然性知识的来源，这事人类内在冲动过程中一个新的里程碑，也可以算作是西方哲学史上的第三次转向（胡塞尔就是这样看的）。

不过，我还是想把康德哲学归人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近代主体性哲学的大范畴之内。

黑格尔是主体性哲学之集大成者，他完善了主体性哲学，他的“绝对精神”或“绝对理念”是绝对的主体，实际上是把人的主体性夸大到至高无上、登峰造极的神圣地位。

人类企图超越物质性和有限性的内在冲动在黑格尔这里可谓达到了顶点，但这个定点也是他走下坡路的开始。

黑格尔死后，他的绝对主体被一些现当代哲学家们从各种角度撕得粉碎。

西方现代人文主义思潮的哲学，其主要特征之一就是批判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主体性哲学。

(张世英，2009：178-179)3.柏拉图的理念理念或模式是自在和自为的，有实体性；它们是实体，是实在或实质的模式，即万物原始、永恒和超越的原型，先于、脱离和独立于事物而存在，不像事物那样受变化的影响。

我们看见的个别事物是这些永恒模型的不完善的复制品或反映，个别事物有生有灭，而理念或模式则永存不息。

事物或复制品是繁多的，但一类事物永远只有一个理念。

这样独立的模式或理念是无数的，没有任何东西因为太卑下或不重要而没有它的理念。

有事物、关系、性质和行为的理念，有桌椅、床、颜色和色调的理念；有健康、静止和运动的理念，有大小和相似的理念，还有真、善、美的理念。

(梯利，2004：66)对理念的追求是对绝对真理的追求，主体被排斥在真理之外，真理也被当作一个被动的客体，只能被认识，不能与主体共同进步。

法国的数学家、科学家和哲学家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在西方哲学界掀起一场革命。

“当我思考的时候，这个进行思考的“我”是存在的，即“我思故我在”。

这是笛卡儿哲学中的第一原理，也是他认识论的核心。

此后的哲学家对认识论的重视，就始于笛卡儿。

精神比物质具有确定性，我的精神又比他人的精神有确定性。

在笛卡儿影响下，所形成的一切哲学都有主观主义倾向，倾向于把物质看成唯有通过精神和推理才可认识的。

”（转引罗素，2008：118-119）4. 后现代哲学西方现当代哲学特别是欧洲大陆人文主义思潮的哲学家如尼采、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已不满足于以主体客体关系为前提的追问方式，特别是不满足于概念哲学追求形而上的本体世界，追求抽象的、永恒的本质，而要求回到具体的、变动不居的现实世界。

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纲》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

”大体来说，后现代主义者反对那种独立于人之外的概念哲学，主张哲学应当从抽象的天国回到具体的人世和现实生活；他们反对主体与客体二分，强调人与世界物我交融。

这种哲学思潮并不是主张停留于当前在场的东西之中，它也要求超越当前，只不过它不像旧的概念哲学那样主张超越到抽象的永恒的世界之中去，而是从当前在场的东西超越到其背后的未出场的东西，这未出场的东西也和当前在场的东西一样是现实的事物，而不是什么抽象的永恒的本质或概念，所以这种超越也可以说是从在场的现实事物超越到不在场的（或者说未出场的）现实事物。

所谓“在场”（presence）或在场的东西（the present）”是指当前呈现或当前呈现的东西之意，也就是平常说的出息或出席的东西，所谓“不在场（absence）”或“不在场的东西（the absent）”就是指未呈现在当前或缺席之意。

从“在场的东西”超越到“不在场的东西”被称为“横向超越”。

无论是“在场的”还是“不在场的”，它们均指现实事物，而非它们体现的理念。

事物所隐蔽于其中或者说植根于其中的未出场的东西，不是有穷尽的，而是无穷尽的。

具体地说，任何一个事物都与宇宙万物处于或远或近、或直接或间接、或有形或无形、或重要或不重要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之中。

（张世英，2009：29）理念属于“恒常的在场（constant presence）”范畴。

从现实事物到理念的追溯被称为“纵向超越”。

从感性中个别的、变化着的、有差异的、表面现象的、具体的东西追问道理性或理解普通的、不变的、同一的、本质性的、抽象的东西的纵深路线，达到对外在的客观事物之根底的把握。

无论是实物、事件还是思想，它们都有自己的理念。

把“在场的”和“不在场的”联系起来的也是理念，但它不是普通的理念，而是代表普世法则的理念。

正是它们使想象变成了可能。

这些普世法则就是哲学中的思维、存在、主体、客体、普遍性、特殊性、整体、个体、本质、现象、有限、无限、一、多、质、量、因果、目的、必然、自由、运动、中庸等。

认知主体根据普世法则进行联想或想象，把在场的事物与其背后的相关的事物联系在一起。

在场的事物与其背后的相关的事物之间的关系是普世法则作用的结果，它们之间关系的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认识主体可以看不见它们的存在，但它们确实地存在着。

虽然“在场的”的“不在场的”联系是无穷尽、无底的，但认识主体对它们的认识是有底的。

如何把握好有底与无底呢？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他的行为是有目的性的。

无穷地找寻“在场的”背后的“不在场的”会使认识主体迷失自己的目的和目标。

把握有底和无底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度的问题，也就是用中庸的普世法则，在“在场的”和“不在场的”众多因素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个点以行为的目的为参考。

5. 描述翻译学1972年，霍尔姆斯（J. Holmes）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会意上发表了《翻译学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一文。

本文被普遍认为翻译学成为独立学科的宣言。

霍尔姆斯勾画了翻译学的整体框架，翻译学由纯理论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组成，纯理论翻译学又细分为翻译理论和描述性翻译学。

描述翻译学包括三个分支：产品导向的描述性翻译学（product-oriented DTS）、功能导向的描述性翻译学（function-oriented DTS）和过程导向的描述性翻译学（process-oriented DTS）。

描述翻译学包括三个分支：产品导向的描述性翻译学（product-oriented DTS）、功能导向的描述性翻译学（function-oriented DTS）和过程导向的描述性翻译学（process-oriented DTS）。

产品导向的描述性翻译研究探讨已经存在的翻译作品。

可以对单个的原语文本—目的语文本配对进行描述或分析，也可以对同一个原语文本的一个或多个目的语文本展开比较分析。

它们可以累积成为更大规模的翻译研究，探讨某一特定时期、特定的两种语言之间的或是某种文本类型的翻译。

大规模的研究可以是历时性的（顺着时间的发展），也可以是共时性的（某一特定的时间点或时间段）。

功能导向的描述性翻译研究指的是“在接受语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描述[翻译的]功能：这是对背景而不是对文本的一个研究”，也可以被称之为“社会翻译研究”，今天更多地称之为“文化导向的翻译研究”（cultural studies-oriented translation）。

它探讨的问题包括哪些书籍在何时何地被翻译，产生了何种影响。

过程导向的描述性翻译研究与翻译的心理学有关，它主要致力于挖掘译者大脑中所发生的事情。

（杰里米·芒迪，2007：17-19）描述翻译学的三个分支均把“在场的”翻译纳入一个“不在场的”大背景之中。

产品导向的描述性翻译学把同一文本的不同译本进行对比分析，功能导向的描述性翻译学把文本与社会文化联系起来，过程导向的描述性翻译学与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心理有关。

虽然描述翻译学更为关注与翻译有关的文化层面，但把“在场的”翻译与“不在场的”与翻译有关的文化因素和译者的心理因素有机结合起来本身就有深远的意义。

它的价值不仅在于把文化因素和心理因素融入翻译研究，更为重要的是它给翻译研究者的启示：认识和研究任何客体不能平面化，而要立体化。

这意味着对翻译的研究还会有更多的新的有待发现的“不在场的”领域，所以描述翻译学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把“在场的”翻译与“不在场的”因素溶为一体，翻译的各个要素、各个层面均可成为翻译学研究的对象，充分体现了翻译学的跨学科特征。

“在场的”与“不在场的”关系有远近之分。

位于翻译学中心的永远是两种语言间的信息转换。

在这个中心的外围还会有很多中心，它们都给语言间的信息转换这样或那样的影响，给翻译研究者对翻译实践的研究这样或那样的视角。

有关它们的理论从不同的距离和视角对翻译实践进行宏观和微观的指导。

翻译是把信息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

这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是“在场的”，它构成了问题的中心。

每一个在场的东西，就其当场出现而言，都是一个中心，它以其他未出场的东西为其周边，换言之，显示在当前的东西以隐蔽在其后的东西为周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