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时期赴欧的5个中国人

明末清初时期赴欧的5个中国人中国最早赴欧留学生——郑玛诺（1645）南明派往欧洲的使臣——陈安德（1649）轰动欧洲的中国旅者——沈福宗（1681）路易十四的中国翻译——黄嘉略（1702）康熙派往欧洲的使臣——樊守义（1709）中国最早赴欧留学生——郑玛诺郑玛诺（1633~1673），号惟信，教名Manuel de Sequeira，广东香山县（澳门）人。

他是有确切史料文字记载以来的第一位赴欧中国人。

1633年（或1635年）生于澳门，郑玛诺出生时，葡萄牙人已入居澳门80年，澳门已从小渔村变成中、西经济与文化交流的著名港口。

福音在澳门广传，不少中国人纷纷归入主的名下。

郑玛诺的父亲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圣名安多尼，他与有“安南使徒”之称的法国人陆德神父往来密切。

郑玛诺在陆德带领下信主。

陆德对郑玛诺非常关爱，他常在日记中称其为“我的中国小孩”或“小玛诺”。

郑玛诺在归主后进入澳门教会学校学习，由于成绩优异，深受西教士赏识。

1645年，澳门教区正拟设中国神职人员，陆德神父提议率领中国及安南北圻、南圻少年各一人赴罗马深造。

12岁的郑玛诺被教会选中，随陆德神父赴罗马深造。

当年12月20日，他们从澳门乘船前往罗马。

次年1月14日，到达麻六甲（今马六甲），船随即遭到荷兰人掳掠，他们被荷兰人押送到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监禁。

三个月后他们获释，再次西行。

船经过印度洋，来到印度果阿。

他们离船登岸，经波斯到达亚美尼亚。

郑玛诺在亚美尼亚某修道院灵修六个月，因他极富语言天才，很快学会当地语言，与当地人谈吐无异。

经过土耳其时，郑玛诺被当成鞑靼人遭到拘押，因其流利的亚美尼亚语而被释放。

历经五年的艰苦跋涉，郑玛诺终于到达罗马。

他入读耶稣会主办的圣安德肋学院，以1年10个月时间，完成欧洲中学生4年内的全部课程。

1653年加入耶稣会，并转入罗马公学学习修辞学、逻辑学、物理化学、音乐和希腊语等多门课程。

毕业后居留罗马，教授拉丁文和希腊文法与文学，中国人在罗马著名的学校中教授希腊文学，在历史上，尚无先例，此举给中国人赢得声誉。

1660年，郑玛诺继续攻读神学，1662年4月在葡萄牙候船期间曾到哥因勃拉大学就读。

在欧洲期间，郑玛诺晋铎，成为神父。

1666年4月，在受到葡王召见后，和其他14位宣教士自里斯本扬帆东渡，10月到达果阿。

由于时值杨光先教难，宣教士被逐，没能立即回国。

于是，郑玛诺在到孟买以南的一个港口宣教。

1668年，郑玛诺返回澳门，在大三巴神学院温习中文，曾上书耶稣会亚洲区总会长，他认为“过去教会长期不让中国人担任神职，而只靠欧洲人前往传道，这对福音在中国传播很不利。

”1671年，他奉康熙上谕，随同闵明我、恩里格到北京，从事宣教活动。

此时，郑玛诺身患肺病，又加之水土不服，使病情加剧。

在与病魔争扎了一年之后，年龄不到四十岁的郑玛诺于1673年5月26日在北京安息主怀。

南明派往欧洲的使臣——陈安德1649年，南明永历皇帝在清军向西南大举进攻的情况下，决定派使节向罗马教宗求援，西洋在华传教士卜弥格被委派为全权特使。

为了使欧洲更为直观地了解南明朝廷，司礼太临庞无寿特命年轻官员陈安德携带永历阜帝的亲笔信函与卜弥格同行，陈安德遂成为第一个赴欧洲的“中国外交官”。

历尽千难万险，他们于1652年12月来到了威尼斯。

起先，威尼斯共和国总督弗朗西斯科·莫林拒绝接见“南明使臣”，他想在中国明清交战双方间保持中立。

卜弥格设法求法国大使帮忙，终于得以见面，卜弥格和陈安德就将信件递交给了弗朗西斯科·莫林。

然而，法国人的介入却使罗马教宗英诺森十世产生了反感，而新当选的耶稣会总长古斯维斯·尼克尔又认为接受“南明使臣”的要求将会危及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活动，这使得卜弥格和陈安德在意大利一等就是3年。

期间，罗马教廷3次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应对“南明使臣”。

1655年12月，对卜弥格和陈安德持消极态度的英诺森十世去世，新任教宗亚历山大七世终于接见了卜弥格和陈安德。

亚历山大七世虽然同情南明朝廷和永历皇帝的艰难处境，但他提供不了实际帮助，只写了封回信让“南明使臣”带回中同，在信中他祈祷南明能渡过难关。

教宗的同信使卜弥格和陈安德在欧洲有了活动空间，他们来到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觐见葡萄牙国王约翰四世，约翰四世答应给予南明政府军事援助。

1656年3月，卜弥格和陈安德踏上了回程。

当他们到印度果阿时，知道了南明永历政权已岌岌可危。

虽然约翰四世三令五申不得为难“南明使臣”，但葡萄牙殖民当局还是不允许他们前往澳门，葡萄牙殖民者此举是为了确保与清政府的贸易不受影响。

卜弥格和陈安德再度不顾葡萄牙殖民者的禁令，从陆路抵达暹罗(今泰国)首都大城府。

在那里，他们从海盗手里雇用了一艘船前往现今的越南北部，此时已是1658年初。

他们徘徊于中国边境，卜弥格于1659年去世，陈安德将其安葬后独自一人带着几封重要的外交信函返回云南向永历皇帝复命。

永历皇帝最终没有盼来欧洲的援助，1662年他被吴三桂俘获并被处死，而中国第一位“外交官”陈安德1659年后在历史上也不见了记录，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之中。

（南明派遣使臣前往罗马一事，中国史书上几乎没有记载。

现在很多研究南明史的也不太重视这一点。

往往是搞宗教史的会比较感兴趣。

台湾国立清华大学黄一农教授《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一书有收录这方面的资料。

其中有南明皇太后和司礼监太监庞天寿——教名阿喀琉斯，写给罗马教皇、耶稣会会长的信件。

信件现藏于梵蒂冈图书馆，绝对是珍品。

这本书讲到了很多细节，比如葡萄牙炮兵参与抗清战争，比如南明军队出现绣着拉丁语的旗帜等等）轰动欧洲的中国旅者——沈福宗沈福宗（英文：Michael Alphonsius Shen Fu-Tsung，或Michel Sin、Michel Chin-fo-tsoung、Shen Fo-tsung），1657年－1692年，生于南京，是早期到达欧洲的中国人之一。

中国史籍对他的生平只字不载，西方史料却对他的经历和事迹有诸多描述。

沈福宗早年曾随传教士学习过拉丁文。

1681年，在华的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准备回欧洲述职时，沈福宗接受其邀请一同前往。

1684年夏天，他们抵达了法国巴黎。

当时巴黎是欧洲文化的中心，一时间沈福宗成了巴黎的焦点人物，法国人纷纷谈论他的衣着打扮和言谈举止。

中国人的到来很快就传到了被称为“太阳王”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耳里。

9月，路易十四特地邀请沈福宗等人到凡尔赛宫做客。

晚宴上，沈福宗表演了汉字书法。

路易十四对汉字的深奥感慨颇深，不久巴黎即有报道称“中文大约有八千多字，同一音有不同的声调，而同一音又有数十种不同意思，需要学习三寸年才能熟练使用，由此可见中国人记忆力之强和想像力之丰富”。

沈福宗还将孔子、康熙皇帝等人的画像展示给了法国君臣，加深法国人对这些栩栩如生的中国著名人物的印象。

为了表示对中国客人的敬意，路易十四命令打开新建成的凡尔赛宫花园中的所有喷泉，让沈福宗尽情欣赏。

沈福宗在巴黎逗留一个多月后，便随柏应理前往罗马办理教廷事务，教宗英诺森十一世亲自接见了他们，并听取了他们对在中国传教的意见。

沈福宗在罗马生活了一年多，随后又辗转比利时，于1687年3月到达了英国。

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获悉沈福宗抵英后，派著名画家戈弗雷·奈勒爵士专程为沈福宗画了一幅全身肖像画。

不久，詹姆斯二世把沈福宗召到了牛津行宫，希望他能在英国旅行期间帮助编撰牛津大学图书馆中文书籍目录，沈福宗接受了这项任务。

在牛津大学图书馆，沈福宗认识了图书馆负责人、英国东方学家托马斯·海德，他们两人曾多次进行研讨，沈福宗回答了海德诸多有关中国的学术问题。

为了表示尊敬，沈福宗称海德为“德老爷”，海德则呼沈福宗为“最尊敬的朋友”。

现今保存于大英图书馆的沈福宗与海德之间来往书信和谈话记录显示，海德曾告诉沈福宗，他想创建一种全欧洲都可以使用的汉字注音体系，沈福宗将中国的辞书《海篇》和《字汇》介绍于他，不仅如此，他们之间的交流连中国象棋和围棋的下法以及两种中国游戏“升官图”和“杨六丨四捍”的游戏规则（这两种游戏在今天的中国已几乎绝迹）也均有涉及。

后来海德出版的一些著作，如《中国度量衡考》和《东方游艺》，可谓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成果。

几个月后，海德在觐见英国国王时，直言沈福宗在编撰牛津大学图书馆中文书籍目录上出力甚多，并说自己从沈福宗身上学到了很多有关中国的知识。

詹姆斯二世由此衷心喜欢上了这个懂礼节、有修养并且知识丰富的中国人，他多次邀请沈福宗到英国宫廷做客，给予他极高的礼遇。

1688年，沈福宗告别英国，开始了他的葡萄牙之行。

对于葡萄牙这个国家，沈福宗并不陌生，在澳门他就见到过许多葡萄牙人，也听过一些关于葡萄牙的事情。

但到里斯本后，他终于明白了领土面积和人口还不及中国一个省的葡萄牙为何能割据中国澳门。

此时的中国封建统治者对海权的漠视已使中国远远落后于世界潮流。

17世纪往返欧洲旅程中的风险和颠簸非现今时代所能想像，欧洲之行拓展了沈福宗的视野，但他为此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691年沈福宗在回国途经莫桑比克附近时去世。

第二年，将沈福宗带至欧洲的柏应理在乘船途经印度果阿附近海域时遭遇风浪，在船倾斜过程中，柏应理被落下的重物击中头部身亡。

（沈福宗与海德的这次会面海德在他的著作中有所提到，我们从中还是可以看出这位沈福宗的学术水平比较一般。

海德最初遇到这个人的时候对他礼敬有加，交往久了对他的评价就成了“不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

这个事情可能是因为二人在谈论围棋的时候沈福宗表现出有些一问三不知的状态引起的）黄嘉略——路易十四的“中文翻译”童年黄嘉略出生于17世纪下叶一个天主教家庭。

祖父黄江卿（音译：Hoang Kian Khin），曾任御史（Visiteur imperial巡视江南和山东两省，父亲1638年生于兴化，是家中独子，常接济穷人，其中一名曾受恩惠的人是天主教徒，为了报恩，于是引导黄氏信教，希望他的灵魂能进入天堂。

1651年，黄父由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何大化(Antoine de Gouvea)施洗，取名黄保罗（Paul Hoang），黄父此后非常虔诚，更曾希望过独生修士生活，致父母要胁报官，黄保罗只得于1670年迎娶江西省广信府杨氏，1679年誔下黄嘉略。

黄嘉略出生前，黄父曾誔下四名女儿，他们向上帝许愿，若能誔下男丁，会将献给上帝。

黄嘉略出世后，由当地一名西班牙多明我会士施洗，约1686年前后，其父病逝，刚巧巴黎外方传教会教士李斐理（Philiber Le Blanc，又名卜于善）到兴化传教，黄母将儿子托附给他。

三年后，李斐理又将黄嘉略托交另一位外方传教会教士梁弘仁（Artus de Lionne），期间曾拜一位信奉基督的举人江为标为师，习以汉语、拉丁文、中国典籍及基督教义，曾游历中国多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