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调]《天净沙·秋思》主旨的文化解读

[越调]《天净沙·秋思》主旨的文化解读

[摘要]人们历来对［越调］《天净沙·秋思》的艺术成就较为关注，而对它的主旨相对忽略。本文结合中国古代文化传统，通过对“断肠人”身份的榷定，指出它产生于元代，并不偶然，这是元代游士不幸人生的高度浓缩，是他们的生命悲歌。

[关键词]［越调］《天净沙·秋思》；游士；举荐制

元人盛如梓在《庶斋老学丛谈》中最早载了［越调］《天净沙·秋思》这篇作品：“北方士友传沙漠小词三阕，颇能状其景：‘瘦藤老树昏鸦，远山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斜阳西下，断肠人去天涯。’”其后元刊本杨朝英的《朝野新声太平乐府》与佚名编的《梨园按试乐府新声》等均将之收录其中。它在当时就受到好评，除了盛如梓言其“颇能状其景”外，元人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也赞誉道：“前三对更，‘瘦’、‘马’二字去上极妙。秋思之祖也。”后来明人蒋一葵在《尧山堂外纪》中完全认同并照搬了周德清的评价；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赞曰：“寥寥数语，深得唐人绝句妙境”，在《宋元戏曲考》中又称之“纯是天籁，仿佛唐人绝句”等等。受此影响，人们对它的关注与欣赏主要集中在艺术性上，即作者是如何巧妙地遣词造句，并运用典型意象勾勒出一幅秋天萧索凄凉的画面，从而触发并弥散读者心中的悲秋情怀。相对而言，对它的主旨思想却颇为忽略，只是笼统地将之归于悲秋之传统主题。细观作品，我们会发现它艺术上的努力是为了烘托最后才出现的主体——断肠人，故作品所要着力传递的乃是

“断肠人”独特的人生境遇以及内心感受。如果将作品放入到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放入它产生的独特时代背景中去作考察，我们便会发现，此处的“断肠人”并非泛指，而是有着特定的主旨意向。

其实，［越调］《天净沙·秋思》本身已经为我们对作品主旨的深入探究提供了一些线索。首先，这位骑着瘦马在日薄西山时艰难行走的“断肠人”应为一介平民。中国古代的平民主要分为士、农、工、商等四类，这位“断肠人”的身上明显弥散着“士人”特有的精神气质。他为心中的理想而毅然地远离温暖的家园，这不是正如《论语·宪问》所言的“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吗？即便历尽艰难，他也能够坚强地支撑着，这不也是正如屈原《离骚》所言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吗？而且，从“断肠人”离开家乡云游四方以谋求发展来看，他又属于中国古代士人中极为特殊的一类——游士。众所周知，游士兴起于战国，虽然秦汉统一后朝廷对之有所限制导致他们在数量上有所下降，但却一直是中国古代士人队伍的重要构成。故当作品将“断肠人”置于“古道”之上时，此处的“古道”就不仅仅是对其所走道路的形容，而是具有了特别的文化意味，表明其选择的实现人生理想的乃是传统的游士之路。

其次，这首感人至深的作品产生于元代，学术界一般认为它是马致远的作品，如果成立，那么据马致远的生平可判断它产生于忽必烈统一全国前后。即便有学者对马致远说有所质疑，如范春义在《〈天净沙·秋思〉是马致远作的吗》中提出为无名氏所作（《古典文学知识》

2008年第3期），从它首次出现在元人盛如梓的笔记中来看，此观点对判断作品产生的时代并没有太大的影响，最多只能说明它较马致远说稍晚一点，因为盛如梓忽必烈朝之后的元成宗朝至元武宗朝即1297～1307年间为嘉定州儒学教授，以从仕郎崇明州判官致仕。这样一来，我们不仅会问它的出现是历史的偶然，还是与元代特定的社会环境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当我们揭开那段尘封的历史，进行深入研读时，便会发现它实际上是元代无数游士不幸人生的高度浓缩，是他们心中积压已久的生命悲歌！

笔者认为，随着高度推崇文治的宋代与金代相继灭亡，元人对如何有效地治理国家进行了深入的反思，而科举制作为前两朝文治的核心，自然备受时人的关注。从元初开始，蒙古统治者便对科举表现出相当的排斥，如《元史》卷81《选举一》载太宗时，耶律楚材曾建议科举选士，结果不久“而当世或以为非便，事复中止”。而且元人对科举的批判也一直持续到元末，叶子奇《草木子》卷4下《杂俎篇》：“元末有危素太朴，江西人。游京师，专以倡鸣科举无人才为说，以耸动观听，人多信之。”故终元一代，科举制并不兴盛，元代统治者主要采用举荐制以选拔人才。《续文献通考》卷37：“元时用人，多由荐举。后虽科举间行，而以征授官者，正未可以一二数。”这意味着，元代士人只能走自始于战国的“游士”老路。元人刘洗在《送欧阳可玉》中道出了元代科举兴废与游士兴衰之关系，“自宋科废而游士多，自延祐科复而游士少，数年科暂废而游士复起矣。盖士负其才气，必欲见用于世，不用于科举则用于游，此人情之所同”（《松隐文集》

卷2）。忽必烈统一全国后，更是多次颁布了《举贤才诏》及《选举守令诏》等诏书，对士人大加激励，故元代游士在数量上较之前代骤增，袁桷《赠陈太初序》：“世祖皇帝大一统海宇，招徕四方俾尽计画以自效，虽诞谬无所罪，游复广于昔。弊裘辇粟，袖其囊封，卒空言无当，以其无所罪也。”（《青容居士集》卷23）

既然科举制在当时不受重视，就使得元初士人多少有些兴奋，毕竟他们对新王朝是有所期待的。但兴奋之后，举荐制的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因为，它没有统一的标准可以严格操作，魏初称其“皆得以意辟”代表着元初人对它的微辞。而且游士要想成功，还有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即得到名公的赏识与举荐，刘敏中《送王绍明郎中》：“今夫士之生不得其地，进不得其道者，亦必待大人君子有以感发振起之也”、“凡一惠一言之出，则使屈者伸，滞者通，弱者强，懦者立。”（《全元文》第11册）但这又是极少数游士才能具备的。且元代实行种族歧视政策，除了科举以外，在官员的任命上亦是如此。如李翀《日闻录》：“国朝故事，以蒙古、色目不谙政事，必以汉人佐之。官府色目居长，次设判署正官，谓其识治体、练时务也。近年以来，正官多不识字”（《中华野史·辽夏金元卷》），这种政治环境注定元代游士绝大多数结局悲凉。如袁桷在《赠陈太初序》中对忽必烈时代的游士作如此描述，“合类以进省署禁闼，骈肩攀缘，卒无所成就。余尝入礼部，预考其长短，十不得一，将遏其游以喻之，游者讫不悟。朝廷固未尝拔一人以劝使，果拔一人，将倾南北之士，老于游而不止也”（《青容居士集》卷23）。正因为如此，命运多舛的游士形象屡屡出现在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