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

1989年，曾担任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执笔写了《华盛顿共识》（The Washington Consensus），系统地分析了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包括汇率、利率、外贸和外资的自由化,建立和强化私有产权的法制体系，强化预算硬约束、削减财政赤字等，贯彻“小政府、大市场”的思路

2004年5月，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雷默在英国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的论文，在雷默看来,“北京共识”的灵魂是不断创新、大胆实验、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它已经取代了广为质疑的华盛顿共识。

目前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金融体系，已经是问题丛生。美元的持续走弱，华盛顿共识不断暴露出新的问题，但美国市场原教旨主义仍在强势坚守。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国际货币体系是否需要重构？在美元没有退出之前,如何保证外汇储备的策略？世界是否需要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3月18日下午，斯蒂格利茨应邀成为“站在巨人的肩上——CCER成立10周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演讲系列”第八位嘉宾，演讲过后,就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等问题，他与北京大学经济中心主任林毅夫、副主任李玲、教授陈平、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上海证券副总经理方星海、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李稻葵、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副代表兼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共聚北大致福轩，进行讨论。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41期。

弱势美元会否导致金融危机

方星海：您能说说美元的问题吗？因为美元是实际上的国际货币，美国是唯一可以以自己的货币无限制地借钱（借美元贷款）的国家，所以就出现如您所说的情况，广大穷国借钱给最富裕的国家，这会减缓经济发展。中国当然也不愿意因为巨额美元储备而遭受损害。

以您在美国政界的丰富经验，您认为美国内在的政治力量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矫正美国的错误吗？毕竟美国现在的许多政策倾向是与其他国家的期望相左的，前些天保罗．沃尔夫维茨被提名为新任世行行长就是一个例子。这种倾向，无论您如何称呼它，市场原教旨主义也好，新保守主义也好，都是非常强势的。如果有个矫正机制的话，您认为会怎样呢？

斯蒂格利茨：不幸的是，并不存在这样的矫正机制。美国的大选是很复杂的过程，其间有大量的外部因素在起作用，而您所讲的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因素。不过，即使不存在这样的矫正机制，未来四年如果民主党人当政，美国的政策也会有大的转变。一个原因就是民主党人已经吓坏了，布什错误的政策和立场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市场是一个中间力量，但问题在于，如今弱势美元是很受欢迎的，只要不爆发金融危机就没问题。而美国央行总是时刻在注重防范金融风险，维持消费稳定的，我觉得不大可能爆发金融危机，因此弱势美元的局面可能会继续，也许还会更加弱，而美国经济也会更加弱，维持低速增长。

方星海：是因为市场力量还不足以制约美国的弱势美元政策吗？

斯蒂格利茨：的确。因为他们认为爆发危机的可能性不大，至少数据没有显示出来。爆发危机的可能性当然不会是0，我想也许会是20％。我问过纽约的一个大交易商，他认为有50％。当然，他们更加敏感，但是我认为他们的意见特别值得参考。因为正是他们会恐慌，会利用市场机会去套利，赚大钱。但我觉得你所讲的政治因素作用不大，即使爆发金融危机，市场也不见得会变得更理性，而可能会变得更不理性，他们会推卸责任，指责汇率不公平，或是找别的替罪羊。单纯依赖市场的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所有矫正的企图可能使问题变得更复杂。

樊纲：我觉得美元贬值不会对美国国内经济有很大影响，倒是会引发别的国家的经济问题，因为美元是国际货币，所有相应的压力都会转嫁出去。

斯蒂格利茨：美元很疲软，根本的原因是人们不信任美元。现在美元市场是储值的，这个资产以及在未来交换的物品能够保持价值。但是人们现在越来越担心，美国财政赤字很严重，债务越来越多，此外还有贸易赤字问题。未来的情况可能会更糟，政府债务在未来20年会有成万亿债务的增长，可能会使借方不肯再借钱给美国。

美国自身认为债务这个问题可以解决，但是其他人并不这么认为，而且开始失去对美元的信心，每个人都不想成为最后一个持有美元的，美元就开始下跌，开始疲软了。那么，底线在哪儿？谁也不知道。现在市场上起作用的不单是经济因素，而且还有政治力量，会涉及到政府体制问题，所以很难按一般的经济规律来解释。现在汇率不稳定，美元不坚挺，但大跌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投资的基本原则就是用多元化来分散风险，把美元和欧元等其他的货币混合起来，在外汇储备中用多元化来规避风险，这是种合理的行为。

外汇储备资产证券化的可能

樊纲：美元越来越弱，而别的货币包括亚洲的货币都升值了（除了人民币）。于是中国对这些国家的顺差都上升了，若人民币升值，那么别的货币也会升值，我们可以看到，美元的贬值已经表现为其他货币的升值——否则，其他国家的

外汇储备就会更多。这是不是一种长期的矫正机制呢?它是否会给别的国家，尤其广大发展中国家造成巨大的压力，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扰乱了这些国家的金融系统？如何看待它的长期效应？

斯蒂格利茨：首先，全球金融体系即使不会崩溃，也已经是满负荷运转了，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美国不断增长的债务是问题所在，美国每年的债务相当于其GDP的6％，只要10年，外债就将攀升至GDP的50％。

关于你的第二个问题，我可以给你几个例子，说明美元不会退出。如果我是中国央行，我就不会仅仅只分散流动性美元资产的风险，干嘛非要持有600亿美元的流动性资产呢？持200亿的流动性资产，加上200亿的半流动性资产和200亿的相对非流动性资产，不是更好吗？而且可以买的美元资产并不一定得是房地产啊，美元标价的股票不行吗？持有美元资产的真正问题在于，美国政府是否有能力支付到期国库券。即便他们手里有美元，那也不表示他们就会拿出来换国库券。我注意到，一直以来，尽管国库券的收益率在不断下降，而且其实际收益已经是负的了，人们还是愿意买。而欧元国库券的收益率也是非常的低但是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是非常高的。因此，问题不在于美元贬值，而在于贬值的美元是如何仍然被市场接受的。

李稻葵：真的有哪个央行在买房地产或股票吗？

斯蒂格利茨：他们是决不会让你知道的。

李稻葵：那么您知道吗？

斯蒂格利茨：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们把国库券转为中、长期债券，这除了解释中、长期债券利率为何如此低之外，还说明了很多东西。假设未来5年我需要持有美元资产，那么为什么去要2％的收益，而不要4％、5％呢？中、长期债券正在逐出国库券，对此我们是很难发现的，当然他们也决不会让我们发现。

中国央行留这么多的储备，根本用不着的。完全可以拿出500亿建立一家对外投资银行，或者成立社会资本基金——投资管理模式是可以有更多创新的。实际上，要是央行真的亲自去操刀了，我才会大吃一惊呢！

樊纲：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目的都是为了降低美元国债在外汇储备资产组合中的比例。

斯蒂格利茨：完全正确。我要是央行，一定要这么干的，尤其是在进行国有资产风险管理的时候。我讲过，面临的风险不仅仅只有汇率，还包括石油、贸易条件等各种各样的风险。该如何去平衡汇率风险呢？应该去买石油股票。

李稻葵：：比如英国石油的股票。

斯蒂格利茨：英国石油？不错的股票！实际上我们真的应该买石油股票的，但问题是怎么样买才好，这需要深入的研究。有些公司的储量丰富，另一些则不然，你得把股价分离开，看看哪些是与石油相关的，这就是风险分析了。

李稻葵：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多的国家都愿意以这种方式持有这么多的美元储备呢？我以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害怕金融危机会重演。这样的话，我们就要问，为什么会爆发金融危机呢?我觉得他们过分担忧国际资本流动。如果中国保持并且加强资本控制，那么也许可以降低中国储备的流动性，去买英国石油或者别的公司的股票，那样中国就会获益。

斯蒂格利茨：我觉得中国和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韩国、台湾持有这么多的美元储备是出于两点。其一是为了防范金融危机，其二是为了保持低汇率，当然，他们不敢说出来，可是结果还不是一样？要是你去问韩国，他们总是会说：我们不过是为了防范金融危机罢了，要我说，他们不过是为了维持低汇率以保持经济的强劲增长罢了。而我提到买石油股票的方案是很有益的。如果投资欧元，会有汇率风险，但是如果投资美元，就不会受汇率影响，同时在面对石油冲击时，就有能力保护经济不受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