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宗传的易学观

论王宗传的易学观

自中唐以后，面对异质文化的冲击，儒者将接续孔孟道统、传承华夏文化当做毕生职志。在光大道统意识、彻底恢复儒学正统地位以护持华夏文化本统正脉的理念激励下，儒者通过对经典的创造性诠释来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很多儒者通过解《易》，阐发其中的义理思想，发扬儒家的传统精神。王宗传作为南宋以心解《易》的开创者之一，秉承了当时的时代特征，与唐宋儒者一脉相承。

王氏在其所著《童溪易传》中，确立其发扬儒家内圣之学的基本立场。林?l 在书前作《序》中说：“教授曲江，越二年而书成，大书其

影日三十卷之《易》书，自谓无愧三圣。”这在王宗传的易学观中，体现为他注重义理，重视《周易》中的德义思想。本文从王宗传对《周易》象数理占的理解中，分析其易学思想。

一、理乃所以为象者在易学史上，无论是象数派还是义理派，都继承《易传》中“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形容，象其物宜”（《系辞》）和“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系辞》）的传统，把《周易》一书看作是圣人模拟真实天地自然、设卦观象的作品。也就是说，把《周易》六十四卦的卦爻象系统视为对天地万物的表征?

义理则是对此系统的说明，以及对其形而上根据的阐发。王宗传

不违《易传》的传统，提出：

见天下之赜，见天下之动，圣人之先觉其在兹乎?故《易》

象与爻由是而立焉。使天下后世言无过言、行无妄动，即是象与爻而有

得焉，此则圣人作《易》之本心。

对于《周易》而言，显现在人类面前的天地之象是其最初的关注点。天地间万事万物的变动复杂纷繁，圣人以“先觉”观象，由是而立卦与爻，指导“天下后世之言动”。王宗传“力斥象数之弊”，反对执着于卦象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废除象数，他认为，天地间无非是象，《易》之道存于象中：

《易》之道无非象矣。何则?天之所垂者，象也。天有弧矢

之象，有杵臼之象，有天网天市之象，有天庭天田之象，无一而

非象。（卷29，第359页）《易》是根据天地之象而创作的，天地之象既是作《易》的根据，又是《易》的内容，《易》象就是圣人对天象的一种表达方式。所以，《易》之道无外乎天象所示之道。整个《周易》的构成，皆是圣人因象而作：

天地之变化见于四时之运动以示乎人，而圣人乃效此变化以为《易》之六爻以示乎人；天垂日月五星之象而吉凶见焉以示乎人，圣人乃象此垂象而为《易》之吉凶以示乎人。（卷28，第348 页）王宗传将四时之象、日月五星之象、蓍龟之象视作《易》的来源，认为，圣人效法天地之间的变化之象一作《易》之六爻、成《易》之八卦，断定《易》之吉凶。我们可以看出，圣人作《易》本于其对诸象的效法。而我们若想把握圣人的真义，也应该从认知象着手。

夫书不能尽难喻之言，言不能尽难传之意。圣人之意终不可见于天下后世乎?然意之所寓虽不可以言尽，而可以形容求之者，则象是也。如孟子答问之言多假于譬喻，凡此皆立象也。……天下之赜至无形

也，圣人立是象以象之，又设是卦以囿是象，而穷极是赜，天下之赜无所逃矣。（卷28，第350－351 页）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圣人之意不能以言语尽述，而可以从圣人所设之比喻或所设之卦象中寻求。因为，事物的本质隐含在事物之中，任何对它的表述同时即意味着对它的限制，从而不能深入到事物的本质。只有象是对事物全体的表述，象作为对物自身最接近的表达意味着对它的把握也最完整。《系辞》中“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的“象”，是指卦象，卦象比拟事物之形状容貌，符示事物之所宜，以穷极事物本身。理又可以称为法，为法则之义，“夫万物之生，有象有法，法之始兆者谓之象，象之既呈者谓之法。亦非二物也，相为隐显，相为终始而已矣。” （卷27，第330 页）法为隐、为无形，而象为有形，因此，王宗传强调立象以尽意，从象中解释蕴含在其中的理。

虽然王宗传认为象很重要，但实际上还是强调理的第一性。王氏因循邵子的思想，认为理为“画前”之易，圣人法象天地作《易》，是以理为根据的，此理为夫子所开显、发明。

然八卦始于包彝氏，重卦成于文王，当彝、农、黄帝、尧舜之时，重卦未立，而有十三卦之制作，何也?盖三才既设，此理已具，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故通变以宜民，是理也，邵尧夫所谓“画前有易”是也。吾夫子发明之尔，夫法象莫大乎天地，圣人作《易》必本于天地，故日“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卷29，第356页）

关于邵子所言的“画前原有易” （《击壤集》），“画”是伏羲所画之卦。邵子的“画前有易”原本是强调伏羲画卦之前的心易。朱熹将其解释为理，“未画之前，在《易》只是混然一理。” 王宗传亦

与朱子之解相同，认为伏羲画卦之前已经有自然之易存在，“圣人所制之器，岂非像其象邪?惟像其象，故六十四卦未画之前，其道已备矣。”（卷29，第359页）所以说，圣人作《易》是本于天地的，实质是本于天地之理。这个自然之易就是自然之天理。此理寓于卦中，被夫子发明开显出来。王宗传为r 强调象的形而上本体，重在表达理的先在性，将“画”理解为包彝画卦与文王重卦，不加区分，而意在突出两者之卦都遵从了同一个易理，就是天地之理。包彝与文王都效法了天地之象，而孔夫子阐发了前两位圣人创卦的根据，就是天地之理。这个理是卦象产生的根据所在。

易道寓于辞中，由象展现出来，对于理与象的关系，程颐曾提出“体用一源，显微无间” （《伊川易传序》）的著名命题。王宗传继承了程氏思想，认为象所表现的实质性内容是天道健顺之理，虽然象亦是《周易》的组成部分，但如果缺乏对理的掌握，对《周易》的运用则失去了最为本质的保障而偏离其宗旨，并致使误导人的精神生命。

然则是数也、是象也，不知务其所以然之说也，可乎?夫苟

舍是而役役于不可胜计之地，此夫子所谓《易》之过也。然则舍数与象不可以为《易》，而其过也，乃数与象也。则金石草木所以为《本草》也，而其杀人也，乃金石草木也。天下同知《本草》误，误人命，而不知《易》误，误人心。（《原序》，第3 页）易理为象与数的所以然，如果舍弃易理而追求象数的推演，则象数系统愈演愈繁，“不可胜计”，此为“《易》之过”。王宗传以金石草木与《本草》的关系为喻，金石草木的种类数不胜数，必须依《本草》中的医学原理为指导，救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