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思潮研究论文

中国近现代思潮研究期末考察论文

梁漱溟与现代新儒学

院系：社会学院

专业：历史学（师范）

班级：09（1）班

学生姓名：姜海燕

梁漱溟与现代新儒学

【摘要】：梁漱溟所提倡的孔学、儒学是用西方哲学改造过了的新孔学、新懦学。他充分肯定西方科学、民主的价值，主张对西方文化要“全盘承受”，不过“对其态度要改一改”，认为中国今天要走的路应是“以中国的态度走西方的路”。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们通过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反省和“五四”反传统主义的启蒙文化思潮的检讨，复活了儒家生命精神与形上智慧，以现代意识和强烈的使命承当重建了儒家思想体系。现代新儒学既内蕴着他们自己的文化——社会理想，又对现当代中国人探寻真理、追求理想的精神生活有着一定影响。

【关键词】：梁漱溟现代新儒学社会主义儒学西方文化

【正文】：

现代新儒学，是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以接续儒学“道统”为己任，以服膺宋名理学为特征，力图恢复儒家传统的本体和主导地位，并以此为基础来吸纳融合西学，以谋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在现代化条件下的出路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

现代新儒学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历史必然性。历史悠久、根基深厚的中国文化，早在明末清初就开启了由传统向近、现代转化的历史闸门。但满清贵族入主中原及其所实施的野蛮的种族歧视和文化统治，使得中国文化近现代化的进程未能以自发式形态一线顺畅展开。

而近代西方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最新成就，一经产生就有着规范其他地区、国家或民族发展路向的特性。它凭借着先进的科技成就、廉价的商品、雄厚的经济实力、血与火的掠夺，将自己的生产方式、价值观念与社会制度等强制性推向全世界，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其“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了一个世界”，“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业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西方的入侵及与之相伴随的近代西方文明的无情冲击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不仅破坏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秩序，还扰乱了中国人对自身文化发展路向的理性选择，使得本已迭经坎坷的中国近（现）代化进程更加步履艰难。

1840年以后，虽然儒家文化的危机一步步加深，但是作为儒家文化的捍卫者，有一部分儒者，一直没有放弃希望和努力，他们试图在儒家伦理的基础上借鉴西方政制，来挽救国家危亡。直到辛亥革命以后，伴随着西方民主政体的在中国的确立和运转，两种价值观的内在冲突越来越显现。

“五四”启蒙先贤中虽曾有人试图阐发中国文化传统之精义，探寻中西文化融汇的途径，但随着反传统呼声日烈，这种探寻在他们那里渐近销声匿迹，而几欲连根拔除式的反传统呼声则成为主潮。这种对于传统摧毁性的批判、反对、否定，并不是依据于学理，而另有其现实的社会与政治背景，它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尊孔复古逆流，特别是针对北洋军阀统治集团利用这股逆流对新思潮横加镇压而发出的逆反性抗议。

形势越来越明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秩序再也不可能在儒家伦理的基础上重新统一，儒家伦理的衰落似乎不可避免，这一情况开始让一部分儒者陷于绝望。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就是其中之一，梁济最后选择了以死捍卫自己的信念。

传统的儒家学说已不能解释自身在新时代存在的合理性，不能在新的时代为儒者们树立自信。梁漱溟是梁济的第二个儿子，也是他儒学思想的继承者。如果要坚守儒家伦理的信仰，梁漱溟必须为儒家伦理寻找新的论证。所幸的是，梁漱溟所处的时代不仅是一个混乱的时代，

同时也是一个开放的时代。西方各种学说的涌入，使梁漱溟得以广泛援引各种理论资源，在新的历史条件和知识条件下考察、比较中西文化，并在此基础上重述儒家人生观及其价值，进而对儒家文化在当前的地位和未来的前途做出新的论证。

在现代新儒学各家中，梁漱溟对儒家伦理的论证有自己的鲜明特色，这一方面与梁漱溟的“心学”背景分不开，一方面得益于梁漱溟对伯格森生命哲学的吸收。此外，这与梁漱溟对社会主义思潮的借鉴和吸收也有很大关系。

梁漱溟借用佛家唯识学的概念抽象出“文化三路向说”，然后把“文化三路向”转化为“文化三阶段”，他认为人类的文化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受叔本华意志论的影响，梁氏认为由于人们的意欲不同，各民族的生活方式不同，在生活中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同，因而分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也就是他说的三种生活样法，“生活的根本在意欲而文化不过是生活之样法”。由此对儒家伦理进行了新的定位，重新论证和确立儒家文化的独特价值。

社会主义对于这一新儒学思想的形成，产生了独特的作用。社会主义的理论和现实，是梁漱溟论证儒家文化在当时的地和未来的前途的一个重要支点。可以说，如果没有社会主义，梁漱溟的这一套说法是确立不起来的，即使可以确立，也将会是另一套说法，而不是现在这一套。

按梁漱溟自己的说法，中国传统文化不注重概念、分析和逻辑，而他自己的论证方式就是中国文化的这些特性的一个缩影。所以在梁漱溟的文章中可以看到，梁漱溟的论述中一边充满着大量的真知灼见，一边也充斥着矛盾和偏见。

梁漱溟的主要著作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本书所获评价颇高，蒋方震谓之为“震古铄今之著作”。凭借这部著作，以及他终其一生所坚持的对于“全盘西化”的批判态度、对中华文明生命活力与前途的坚定信念，梁漱溟成为现代新儒家（及“当代新儒家”）学派中的“创山林的人物”，位居“现代儒家三圣”之首。

学术界一般认为现代新儒学已经历了三期发展，简单述论于下：

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是第一期现代新儒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当“反传统”成为时代主流时，梁漱溟率先倡言要走孔家的路，成为现代新儒家的开山人。他一生始终恪守着儒家“治国平天下”的信条，既以强烈的救世意识时刻关切着芸芸众生的超拔大事，又怀着“王者师”的使命时刻关切着民族国家的兴衰荣辱与未来走向，体现出比较典型的中古传统“圣人”式的品性，以至被美国汉学家艾恺誉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儒者”。而张君劢既具深厚的国学根底，又对西方哲学深有研究，并能在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把握中国文化的特质，从而以其独特的学术贡献奠定了现代新儒学的思想基础。早年参加辛亥革命而颇有功勋的熊十力，一度潜心佛学，后转归于儒，以《易》生生不息的动态思想为基础，承继陆九渊——陈白沙——王阳明一系的儒家心学，又参之以王夫之道器不离观和辩证思维方式，创构起以“人本”、“动态”、“感性”为基本精神的新儒学思想体系，熊十力的这一思想体系，对其后的现代新儒家有着思想导向和理论示范性意义。

冯友兰、贺麟、钱穆、方东美是第二期现代新儒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冯友兰既受惠于陆王心学，又得益于程朱理学，从而以接着宋明道学的方式展开其新儒学思想理论体系。1949年以后，他的思想发生明显变动，由现代新儒家转而成为儒家思想的批判者，但其生命的最后几年又有明显的回归早年思想的倾向。贺麟一生始终持守着基本的立场和观点，学说上有着一以贯之的中心思想，不仅立足于现时代，会通中、西，对儒家心学传统做出别开生面地阐发，建构起具有现代意识的唯心论体系，更首次提出“儒家思想新开展”的命题，并对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