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重点

1、《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儒家经典著作之一。

该书编定是西汉戴圣对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著作加以辑录，编纂而成，共49篇。

《礼记》大约是战国末年或秦汉之际儒家学者托名孔子答问的著作。

它阐述的思想，包括社会、政治、伦理、哲学、宗教等各个方面，其中《大学》《中庸》《礼运》等篇有较丰富的哲学思想。

内容主要是记载和论述先秦的礼制、礼仪，解释仪礼，记录孔子和弟子等的问答，记述修身作人的准则。

实际上，这部九万字左右的著作内容广博，门类杂多，涉及到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等诸多方面，几乎包罗万象，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

最早的封建礼制教科书2、《四书集注》即四书章句集注。

作者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是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与“五经”于一体的巨作，是一部儒家理学的名著，是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为宋代朱熹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

其内容分为《大学章句》（1卷）、《中庸章句》（1卷）、《论语集注》（10卷）以及《孟子集注》（14卷）。

朱熹首次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认为《大学》中“经”的部分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的部分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而由“子思笔之于书以授孟子”。

四者上下连贯传承而为一体。

《大学》、《中庸》中的注释称为“章句”，《论语》、《孟子》中的注释集合了众人说法，称为“集注”。

后人合称其为“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

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推崇宋以后，元、明、清三朝都以《四书集注》为学官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

理学成为官方哲学，占据着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而《四书集注》作为理学的重要著作，也被统治者捧到了一句一字皆为真理的高度，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思想产生了深远、巨大的影响。

3、《读通鉴论》《读通鉴论》是王夫之毕其一生心血，从69岁开始动笔写作在其逝世前才完成的一部史论。

借引司马光《资治通鉴》所载史实系统地评论自秦至五代之间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分析历代成败兴亡，盛哀得失，臧否人物，总结经验引古鉴今探求历史发展进化规律，寻求汉族复兴的大道。

全书约60余万字，分为50卷，每卷之中以朝代为别；每代之中以帝王之号为目，共30目；目下又分作一个个专题；另在卷末附有叙论四篇。

该书文采飞扬，议论纵横，新见选出，论点精到，堪称传统史论中最系统最精彩的杰作，同时也全面地反映王夫之进步的历史观和政治思想倾向。

它既折射了明清之际那段血与火的历史之光，又积淀了一个当时心境极为痛苦与矛盾的思想家的深邃反思。

所以，总体水平远超出一般史书。

全书内容丰富，集中表现了作者发展进化的历史观。

他痕恨明王朝的腐败政治，主张改革；反对分裂，主张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压迫；还以朴素的唯物主义对宋明以来的唯心主义道学进行了批判。

作者有意识地把评史与论政治结合起来。

他认为“读古人之书”必须“揣当今之争”，才能“为治之资”。

因此王夫之的史论著作不仅贯穿着他的史学思想理论，也渗透了他的政治思想理论。

4、《天演论》清朝末年，甲午海战的惨败，再次将中华民族推到了危亡的关头。

此时，严复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并于1897年12月在天津出版的《国闻汇编》刊出。

该书问世产生了严复始料未及的巨大社会反响，维新派领袖康有为见此译稿后，发出“眼中未见有此等人”的赞叹，称严复“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

《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

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

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

在中国屡战屡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

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多少年轻人的心和血。

“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

还有许多人爱用这种名词做自己或儿女的名字。

据统计，自1898年以后，在短短的十多年中，《天演论》就发行过三十多种不同的版本，这是当时任何其他西学书籍都不可比拟的。

其之所以如此风行，除了它的思想足以警世这一主要原因以外，译笔古雅耐读，也是原因之一。

5、《新学伪经考》又名《伪经考》，十四卷，初刊于1891年，它和“孔子改制考”都是康有为打着公羊派的旗号，宣扬托古改制思想的重要著作，“新学伪经考”着重从经学方面进行论述，对传统的“古文”经学展开猛烈的攻击。

康有为认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尊崇的“古文”经典，如《周礼》、《逸礼》、《古文尚书》、《左传》、《毛诗》等都是西汉末年刘歆伪造的，因此都是“伪经”。

而刘歆制造伪经的目的，是为了帮助王莽篡夺西汉的政权、建立国号为“新”的朝代，所以古文经学是新莽一朝之学，只能称之“新学”。

清代的今文经学家刘逢禄、龚自珍、魏源、邵懿辰等早就对刘歆及一些古文经传发动过攻击，清末的廖平更撰《古文学考》、《知圣篇》、《辟刘篇》，主张今文经是孔子的真经，古文经是刘歆篡改过的，而康有为继承和发展了廖氏的学说，对所有古文经进行彻底的否定和批判，在学术上，攻破了古文经学“述而不作”的旧说，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打击了“恪守祖训”，不愿变法的封建顽固派，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作了舆论准备。

6、禅宗的主要思想：禅宗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之一，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宗派。

禅宗因主张修习禅定而得名。

它的宗旨是以参究的方法，彻见心性的本源。

禅宗所蕴含的对本性的关怀，以及由此出发而展开的处世方式、人生追求、直觉观照、审美情趣、超越精神，凸现着人类精神澄明高远的境界，从而保持了持久魅力。

禅宗哲学象征，表征着禅宗思想。

而要全面深入了解禅宗思想，又必须要追溯其渊源。

《禅宗思想渊源》具体地论析了佛经对禅宗思想的影响。

这些经典有《楞伽经》、《起信论》、《心经》、《金刚经》、《楞严经》、《维摩经》、《华严经》、《法华经》、《圆觉经》、《涅盘经》等。

该书指出，强调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如来藏思想、揭示本心迷失缘由的唯识思想、以遣除扫荡之不二法门为特色的般若思想、强调事事无碍的华严圆融思想，对禅宗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禅宗思想体系的每一层面，作者又分别使用三组话语材料来加以阐说：大乘佛教经典话语、禅宗哲学象征话语、禅宗诗歌境界话语。

“本心”、“迷失”、“开悟”、“境界”基本上囊括了佛教禅宗的要义。

对境界论的四个主要类型，作者也以翔实的材料和客观的分析，说明各自的侧重点及其内在的关联。

这样就形成了既相对独立，又圆融互摄的阐释体系，开放而缜密。

7、朱熹的主要思想朱熹继承周敦颐、二程，兼采释、道各家思想，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

核心范畴是“理”，或称“道”、“太极”。

理的含义：①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

②是事物的规律。

③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

气是仅次于理的第二位的范畴，是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有迹的；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是铸成万物的质料。

理和气的关系有主有次。

理生气并寓于气中，理为主，为先；气为客，为后。

几个主要方面：1、动静观2、格物致知论3、心性理欲论4、美学思想在朱熹的哲学体系中包含有对美与艺术的理论。

他认为美是给人以美感的形式和道德的善的统一。

基于美是外在形式的美和内在道德的善相统一的观点，朱熹探讨了文与质、文与道的问题。

认为文与质、文与道和谐统一才是完美的。

朱熹还多次谈到乐的问题。

他把乐与礼联系起来，贯穿了他把乐纳入礼以维护统治秩序的理学根本精神。

朱熹对“文”、“道”关系的解决，在哲学思辨的深度上超过了前人。

他对《诗经》与《楚辞》的研究，也经常表现出敏锐的审美洞察力。

对儒学发展的影响：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中国封建时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他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更趋完备。

元朝皇庆二年（1313）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试士子，朱学定为科场程式。

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

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强有力精神支柱。

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朱熹的学术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重要影响。

朱熹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四书集注》、《四书或问》、《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周易本义》、《易学启蒙》等。

此外有《朱子语类》，是他与弟子们的问答录8、韩非的主要思想：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

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

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主道》）；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

韩非还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韩非子·问田》），“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

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

他还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

韩非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8、董仲舒的主要系想：以儒家学说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黄老”等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建立起一个具有神学倾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

“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天人宇宙论图式。

利用和改造道家和阴阳家的思想资料，极力建构一个可以作为儒家政治伦理学说根据的系统而完整的宇宙论图式。

并竭力把人事政治与天道运行附会并强有力地组合在一起，把阴阳五行（天）与王道政治（人）互相一致而又彼此影响的“天人感应”学说作为他的理论核心，从而完成了对先秦儒学的改造。

“天有四时，王有四政”董仲舒建构儒家式的宇宙模式，最终在于对封建专制主义君权至高无上进行论证。

又对“天”进行了神秘主义论述。

应当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

（1）君权神授（2）皇权又要受到“天”的制约提出了“三纲”（君对臣、父对子、夫对妻）、“五常”（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从而完成了对先秦儒家伦理思想的改造。

阳尊阴卑历史循环论“三统”“三正”董仲舒的新儒学，以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为理论前提，论证了“三纲”、“五常”的合理性和永恒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