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中西交融学术观

王国维中西交融的学术观摘要王国维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天才巨人，其学界地位与学术成就少有人能与之比肩。

本文试从西学东渐、东学转型的时代大气候中研究其学术背景，并以其《〈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考》等著作追溯王国维中西交融的学术观中所呈现出的理解—消化—复兴的历程。

关键词：王国维中西交融学术观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王国维是中国近、现代之交最重要的学者，在短短2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在历史、考古、文学、戏曲、音韵、古文字和西北地理等多种学科中，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划时代贡献。

这位学贯中西的天才巨人，其学界地位与学术成就少有人能与之比肩，或许是孤独的天性让其潜心学术，或许是时代际遇让其如鱼得水，总之，在那样一个西学东渐、东学转型的时代大气候中，王国维脱颖而出并影响深远。

一学术背景与学术观1840年，在西方列强尖船利炮的驶进与轰鸣中，中国由古老的封建社会被迫卷入了近代社会的洪流中，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社会动荡的转型期，因而在其发展中充满了旧与新、中与西的冲突与混杂。

许多学者面对巨变乱了脚步，迷失了方向。

如何认知中国传统学术，如何认知西学，如何认知二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困扰晚清学术界的重大历史课题。

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古今、中西”之争，是晚清学术的重要内容之一。

梁启超扮演了一个政治学者的角色，振臂一呼，响者云集；严复纯粹为救亡图存而引介西方的学术思想；王国维则自觉地选择了书斋学者的清静与深刻。

在这场争论中，王国维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有较强的学术自觉意识，视文艺理论研究为一种纯粹的学术活动，而不视其为一种政治手段，他反对那种“或抱政治之野心，或怀实利之目的”的学术研究。

他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文中说：“故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

”他率先破除了限制学术发展的古今、中西及新旧之偏见，自觉引进、吸收外来学术思想，融会贯通，终成一代大师。

王国维认为，一个社会文化的发展可以分为“能动时代”和“受动时代”，文化的发展同样遵循螺旋式上升的规则，在政治稳定、学术秩序井然时，文化发展也大体处于停滞期；而政治混乱阶段，因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的约束，思想则相对自由，这是文化发展的良好契机。

王国维看到了当时学术界的状况，正面临着新的发展契机，然而真正自觉的学术活动尚未展开，即“未尝受动”。

受动的时代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被动接受，任何外来理论的进入都要经过一个本土化的阶段，交融汇合，之后达到自觉的创造。

所以，王国维急于借“他山之石”以改变中国学术现状，这就是他中西交融的学术观。

王国维说：“智力人人之所同，有宇宙人生之问题，人人之所不得解也，其有能解释此问题之一部分者，无论其出于本国，或出于外国，其偿我知识上之要求，而藉我怀疑之苦痛者，则一也。

同此宇宙，同此人生，而其观宇宙人生也则各不同，以其不同之故，而遂生彼此之见，此大不然者也。

学术之所争，只有是非真伪之别耳，于是非真伪之别外，而以国家、人种、宗教之见杂之，则以学术为一手段，而非以为一目的也。

”二著作中文学观之体现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发表于1904年，这是自《红楼梦》问世以来，第一篇从美学角度去分析此小说的系统性的论文。

1898年，王国维赴上海《时务报》求职，从此开始正式接受西方思潮的影响。

他看透了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束缚，认为救中国应从救中国人的灵魂开始，所以最重要的是振兴哲学，而且，学哲学必须要研究西洋哲学。

对此，王国维认为原因有二：一是西洋哲学本身重要；二是学了西洋哲学才能深通中国哲学，这正是其治学的途径。

这是纯粹的文学研究，而不是像同时代的许多人那样把学术（文学）当成政治的附庸、宣传的工具。

所以，此篇论文的开创性十分明显，其最鲜明的特色就在于以西方哲学为标准解析《红楼梦》，这主要得益于他将化之于西方的观念融入自己的思维体系中。

此评论的哲学前提就是以王国维自己所领悟的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为基础。

“然则人生之所欲，既无以逾于生活，而生活之性质，又不外乎苦痛，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

”进而论证《红楼梦》的艺术精神即为“灭绝生活之欲”、“寻求解脱之道”。

当然，此评论的失误之处也正在于此，刘说：“《〈红楼梦〉评论》的局限在于套用叔本华哲学，或者说将《红楼梦》作为一个例证去证明叔本华的哲学，演绎叔本华哲学，有时忘记了从作品实际状况去进行分析。

特别是这种哲学本身有矛盾或不合科学的地方，局限性就更明显了。

”比如“生活之欲”的“欲”，本来叔本华是用德语写的一个概念，原来的读音显然不读作“欲”，王国维将它译成汉语后，“欲”的读音与主人公贾宝玉的“玉”正好同音。

为了凑合到叔本华的理论上去，王国维就简单地说，玉者欲也。

于是贾宝玉与“生活之欲”联系了起来。

其实，这部小说中名字有玉的还有不少，如黛玉、妙玉、红玉等。

为什么这几个“玉”字不代表生活之欲呢？再说，汉语中带玉字的词很多，比如“如花似玉”、“洁白如玉”，等等，如都将玉与欲等同起来，就完全不好解释了。

况且，中国使用“玉”字，早在叔本华之前就这样用了。

可以看出，此时王国维的“学无中西”的学术观还处于起步阶段，对于西方学术观念的引进、吸收还有些生硬与僵化，并没有融入到自己的血脉中去。

王国维最终还是回到了中国学问的领域，写出了在言语层面上几乎见不到西方美学影子而又的确融化了其中学理的《人间词话》。

《人间词话》发表于1908至1909年间，这是用新的方法对中国传统诗学的总结，在王国维的治学历程中也是关键的环节。

王国维研究了康德，熟读了叔本华，最初同心同感，引发了共鸣。

所以，应用到评论中，《〈红楼梦〉评论》重在以西方的思想来解释中国古典文学，而《人间词话》则有意用中国传统的框架阐发一些新的理论元素。

这是他使国学与西学对话的更进一步的努力，同时也使我们领悟到，外来文化只有和本土文化相融合，才能真正扎根，并推动本土文化的改造，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

就王国维的个人治学轨迹而言，可以说他放弃了《〈红楼梦〉评论》那种公开套用西学美学范畴的方法，而回到了以感性直觉来证悟诗词的学术途径。

王国维继承总结了古代文论的遗产，如他的境界说，一方面总结了自魏晋以来的“情景”论、“兴趣”论和“神韵”论等，提出“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

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

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

诗词皆然。

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可无大误矣”。

但王国维认为，“兴趣”、“神韵”等“不过道其面目”，而“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

又说：“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

有境界，本也。

气质、神韵，末也。

有境界而二者随之也。

”那“境界”究竟所指何物呢？王国维巧妙地避开了这一点，这与词话的文体要求相符，因为诗话、词话不适合下定义。

但是无论如何，在《人间词话》里终有一个以“境界”为核心，而又继之以“有我”、“无我”、“造境”、“写境”等两两相对的范畴系列。

“境界”是情与景的统一，而且情景须真。

王国维所说的“真”不仅仅是真情实感、切身体验，而是诗人对宇宙、对人生本质、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和感悟，这仍然体现了他作为一个以思考人生为己任的哲学家的品格。

值得一提的是，《人间词话》中对“造境”与“写境”、“理想”与“写实”的区分，这种从艺术创作手法上将文艺分为造境与写境两种境界、理想与写实两大流派的概念创新，显然是接受了西方新的美学观念。

1902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第一次明确地将文学分为“写实派”与“理想派”，这是从日本文学界的翻译新词中现成地引进的术语，即是“五四”时期风靡文坛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理论术语的雏型。

王国维在此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阐发，“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

然二者颇难分别。

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

”他不仅注意到了两派的区分，而且着重分析了两派的联系，理想与写实统一于一体。

像这种对于新术语的引进，王国维早有自觉的意识，“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于是，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我国之文学界”，“要之，处今日而讲学，已有不能不增新语之势，而人既造之，我沿用之，其势无便于此者矣”。

仔细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运用的“境界”，已经完全不同于从老庄哲学美学中萌芽产生，一直发展到清代古老的时空美学概念，它是一个时空交融的十分“生气”、“高致”的最高审美概念，就像席勒的“活的形象”，就像歌德的“生气灌注”那样，这是一个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审美概念，同时又显著体现着中西交融的特征。

同时，《人间词话》运用的是中国传统美学著作典型的写作体式，属于感受评点的诗话体、词话体题材。

它或论诗，或衡文，或点化，或评析，钩玄提要，触类旁通。

王国维以这种札记、点评、感受的写作体式使鲜活、灵动的文化现象与文化话语以严密的伦理体系重新建立起在历史空间中原本就存在的某种内在联系，显现出深藏于中西文化背后人类普遍的审美心理和文化规律，从而开辟了一个极具当代性的深刻而独特的话语空间。

这种通过中外对话和中西交融的方法建立的文艺理论形态，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现代形态的中国自己的文艺理论，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可以说在一个崭新的领域中又填补了一项空白之页。

王国维研究戏曲史并写作《宋元戏曲考》的目的是为了确立被正史所忽视的元曲的“一代文学”的地位。

他把戏曲当做一种文学看，是一以贯之的。

在研究过程中，他整理了大量古籍史料，继承了乾嘉时代的“朴学”方法。

王国维同梁启超一样，抬高了被正统文化斥于“主流正宗”之外的戏曲、小说的地位，这与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当然也同世界文学大的发展趋势保持了一致。

不同的是，梁启超从政治家的视角出发，看重的是小说的宣传工具的作用，而王国维纯粹是站在学术的立场，旨在振兴中国戏曲，不仅像当时的其他启蒙家们那样，十分推崇戏曲的作用，更身体力行，投身到具体的戏曲研究工作中去。

《宋元戏曲考》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戏曲史论的开山之作，这与王国维的研究方法是分不开的。

综观全书，其研究方法就在于“观其会通，窥其奥”。

刘评价说：“《宋元戏曲考》与王国维其他著作比较起来，更显得材料翔实、校勘、辨伪、辑佚甚力，考证精审。

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将西方的逻辑、历史的新眼光和清代的考据学传统结合起来。

”从王国维这三部重要著作中可以看出，他的中西交融的学术观呈现出一个理解—消化—复兴的历程。

这是其包容新学与旧学、中学与西学的有益尝试，留给后人可资借鉴的经验的确很多。

在现今的时代背景下，对古代文论的继承与对西方话语的取舍都需要我们有自觉的意识与敏锐的学术眼光，王国维的学术历程会带给我们很多启示。

注：本文系吉林省教育厅“十一五”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名称：中国近代美学关键词的时代印记与民族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