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发展历程

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发展历程

中国历史文献学是一门以历史文献及其整理研究工作为研究对象的，以复原、求真和致用为主要任务的专科文献学。其研究范围主要包括：学科基本理论、历史文献及其产生发展过程、研究和整理历史文献的方法以及中国历史文献学发展史。他从属于历史学，具有综合性、基础性和实践性的突出特点。作为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中国历史文献学面临着加强学科理论建设、实现研究手段现代化等多重任务和发展趋向。

一、文献与历史文献

文献二字联成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篇》。该篇记载：“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气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汉宋学者注疏时都把“文”释为典籍，“献”释为贤人或贤人言论。最早以“文献”名书的是宋末元初的马端临，他写了一部贯通历代典章制度的著作，取名为《文献通考》。在《自叙》中他解释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言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

从孔子到马端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学术的进步，特别是书写工具的改进与印刷术的发明和广泛运用，贤者的言谈高见很容易见诸笔

端，各种口头传说和议论也逐渐通过各种书面的形式记录下来，于是人们越来越重视典籍而轻视传闻，相应地“文献”也由一个联合式的合成词逐渐向偏义复合词的方向演变。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马端临将文献的内容区分为“叙事”和“论事”两大类，并且将两者并重，对我们是有启发意义的。白寿彝先生认为历史文献有记注和撰述之别，记注即历史记录，而撰述要有史识。，在发现一件不经常见的文献，往往表现得相当激动，而对于历史的撰述的重要性，往往估计不足。这是带有片面性的。

今人对“文献”的理解，，归纳起来大致有两类：一类是文史学界的文献概念，如郑鹤声、郑鹤春称：“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王欣夫认为：“文献指一切历史性的材料。

张舜徽先生认为：“‘文献’既是一个旧名词，自有它原来的含义和范围。我们今天既要借用这一名词，便不应抛弃它的含义而填入别的内容。近人却把具有历史价值的古迹、古物、模型、绘画，概称为历史文献，这便推广了它的含义和范围，和‘文献’二字的原意是不相符合的。当然，古代实物上载有文字的，如龟甲、金石上面的刻辞，竹简缯帛上面的文字，便是古代的书籍，是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重要内容，必须加以重视。至于地下发现了远古人类的头盖骨或牙齿，那是古生物学的研究范围；在某一墓葬中出土了大批没有文字的陶器、铜器、漆器等实物，有必要考明其形制、时代和手工艺的发展情况，那是古器物学的研究范围。这些都是考古学家的职志，和文献学

自然是有区别的”。这种意见是十分中肯的，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文献”的含义和范围。白寿彝认为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研究范围可包括如下4个部分：(一)理论的部分，主要研究历史和历史文献，历史学和历史文献学，历史文献作为史料的局限性，历史文献的多重性，历史文献和有关的学科等问题；(二)历史的部分，主要是研究史文献的发展过程；(三)分类学的部分，主要是研究历史文献分类的问题；(四)应用的部分，并认为这可以包含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和辨伪学等。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的两个主要内容是中国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献整理。关于前者，我讨论了历史文献的范围、内容、体裁、取材、价值、数量，以及不同载体形式和少数民族的历史文献。关于后者，我讨论了其发展过程、理论思想与方法、及历代整理历史文献的成就。

二、历史文献学的发展

中国古籍浩如烟海，汗牛充栋。为了继承宝贵的文化遗产，历朝历代都对古籍文献进行了深入的整理。辛亥革命以后，中国进入近现代社会，思想文化焕然一新。由于白话文的兴起，文字、语言、文体发生了巨大变化。自1911 年至今的百年间，中国学术界和文化界开展的古籍整理运动，是一场在文字语言、整理手段乃至刊印方式都绝然有别于古人的、史无前例的学术文化运动。古籍整理的实践又催生了古文献学学科。二者互相影响，相得益彰，其发展历程和辉煌成就理应得到条理和总结。

（一）民国时期：古籍整理与历史文献学研究的初兴

1919 年，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提出了“整理国故”的口号。之后又系统阐述了“整理国故”的范围与方法，“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整理国故的兴起是民国时期古籍整理事业发展的学术诱因。除此之外，现代印刷技术的引进与使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技术因素。

这一时期的古籍整理主要包括了三方面的内容。一是传世文献的整理，以《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和《丛书集成》的成就最高。《四部丛刊》是商务印书馆于1920 年至1922 年出版的大型古籍丛书，收录古籍323 种，8548 卷。二是出土文献的整理。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殷墟甲骨、敦煌文书、西北木简和内阁大档相继发现。“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之新潮流。出土文献资料的整理则是开展新研究的基础工作。因此，民国年间诞生了一批相关的整理著作。如敦煌学方面，罗振玉、王国维编辑出版的《敦煌石室遗书》、《敦煌石室真迹录》等，收录了200 余部敦煌遗书。陈垣对京师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进行编目整理，编成《敦煌劫余录》。三是域外汉籍的搜访。民国时期的域外汉籍搜访集中于日本、欧美等地。较有代表性的如董康在日本对古抄本、宋元本的搜求，孙楷第、王古鲁对古典戏曲小说的访求。在欧美，则有王重民、郑振铎等人对敦煌经卷、善本古籍的探访。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域外汉籍的搜访大抵是以经眼过目为主要任务的。这也为当今大

规模的搜访域外汉籍提供了线索，指明了方向。

百衲本精选最佳版本，补配善本，同时加以必要的汇校，形成了注重实用性与普及性的特点。在这一点上，最重要的实践即编制索引和古籍的标点断句。索引的编制，方便资料查询，有利于学术的发展，是采用科学方法研治中国古籍中最切实用的手段。使之符合时人的阅读习惯，扩大了古籍的受众面，促进了传统文化的弘扬。民国时期的古籍整理受益于、当时的新技术和新方法，在推动学术发展的同时，也在古籍文献的普及传播上做出了新的探索。

在民国时期古籍整理事业初兴的促进下，古文献学学科也迎来了初创的机遇。首先，第一次提出了文献学学科的概念。郑鹤声、郑鹤春于1930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文献学概要》一书，是首部以文献学命名的学术专著。书中提到“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 审订、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叙而述之，故曰文献学”。初步阐释了文献学的学科概念，论述了文献学的研究对象、范围与内容。全书介绍文献学的基本知识。在此基础上，文献学各分支学科得到了初步发展。中国古代对古籍文献进行了长期反复的整理，遗留下来很多宝贵的实践经验。民国时期，学者们对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进行了初步的总结，形成了各分支学科的基本规模，为文献学学科的正式确立开展了很多建基性的工作。在这方面贡献最大的是陈垣，其所著《二十史朔闰表》是历史年代学的扛鼎之作。

二、新中国前三十年：古籍整理与历史文献学研究的渐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