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服饰 明代金银首饰

明朝服饰明代金银首饰

“狄髻”金发罩头饰组合明代首饰的名称，仍与唐宋相似，即：通名多，专名少。与宋元相比，明代金银首饰显示出的一个最大变化，是类型与样式的增多，在名称上，有了细致的分别，大大小小的簪钗，都按照插戴位置的不同，或纹饰、式样、长短的不同，而各有名称。比如，明代文献中提到的若干名目：狄髻、金丝髻、挑心、掩鬓、压发、围发、耳坠、坠领、纽扣等等。虽然有些时候没有说到质地，但对照存世实物，可知是以金银为主。明代金银首饰中出现了“狄髻”。狄髻是俗称，金丝编就的狄髻，明代也称“金丝髻”或“金丝梁冠”，即女子戴在发髻上面的发罩。由于狄髻的出现，金银首饰遂以一副头面为单位，形成了比较固定的组合关系。额角，鬓边，称作“四鬓”。《金瓶梅词话》第二十七回，形容夏日里潘金莲、李瓶儿的一身家常妆束，“惟金莲不戴冠儿，拖着一窝丝杭州攒，翠云丝网儿，露着四鬓，上黏着飞金，粉面额上贴着三个翠面花儿”，论修饬严整，四鬓都要装点得一丝不苟才算是好，不少簪钗便是为此而设计。换句话说，明代所谓的“一副头面”，便是指插戴在“狄髻”周围、装饰题材一致的各式簪钗。

头面一副，讲究者，按照《天水冰山录》(纪录抄没严嵩家产的清单)中的记述，在十至十二三件左右，或多至二十余，或少至五、七，以前者为常。明代墓葬出土的若干组首饰中，大致可以认为：一支挑心，一枚分心，鬓钗一对，各式小簪子亦即小插、啄针之类的“俏簪”三对，

如此十件，即通常的“头面一副”。繁者，添掩鬓一对，又小插、啄针若干对，若更增花钿、顶簪、后分心，便至二十余件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大明王朝，文化发展总势，趋于保守，然而其金银首饰，却越发雍容华贵，宫廷气十足，这和贴近世俗生活的宋元金银首饰，形成了巨大反差。然而，“雍容华贵，宫廷气十足”，正是一种保守的趋向。满清以前的金银首饰，传世品极少，而考古发现又有很大的偶然性，它反映的情况，只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冰山一角。宋元金银首饰今天能够见到的宫廷作品，是很少的，明代则恰恰相反，出自宫廷的占了很大的一部分。明定陵所出文物不必论，其他如嫔妃、外戚，各地藩王及藩王家族墓，开国功臣墓，所出的金银首饰，其实都以宫样为主。宫样首饰的雍容华贵，在明代始终是人们钦羡、追仿的对象，或许这和明代市俗商业文化的发展有关。宋元金银首饰，多出自民间工匠，明朝内廷设有专为皇室打造首饰等金银器物的“银作局”。题材上，宋元多选择清新活泼的自然景物，明代则倾向于把花草禽鸟组织为各种祥瑞图案。以纹样中各个物事的谐音，构成吉祥之意，也是在明代才开始广为流行，但在金银首饰中，尚不多见。为寿日婚嫁等吉庆喜事，而制作的首饰，或取用释道人物，或以制字、嵌字、錾铭的方法，直接点明图意，如：西王母寿字挑心、刘海戏蟾寿字挑心等。此外，佛教艺术，以及佛教人物中的妆束和器具，也是明代首饰取材的一个来源。除挑心、掩鬓外，还有佛手簪、禅杖簪等，式样细巧别致，是从世俗化了的神佛世界中，生长出来的装饰趣味。这些，都可以说是以“宫样”引导时代潮流。

累丝：工艺精巧又省料镶嵌，是明代金银首饰的工艺特色，且对满清金银首饰的制作，产生了巨大影响。累丝工艺，把片材处理为花丝，使首饰制作精细到最小的构成因素，金的柔韧品质，也在累丝工艺中被发挥到极致，成就了首饰制作精细的极致，实例如南昌青云谱京山学校出土的金累丝蜂蝶赶花钿。用九厘米长的窄金条做成一道弯梁，素边丝掐作牡丹、桃花、杏花和两对游蜂、一只粉蝶的轮廓。薄金片打作蜂蝶的躯干，花心、花瓣、翅膀平填细卷丝，然后分别攒焊、镶嵌为一个一个小件。九朵花用细金丝从花心穿过系缀于弯梁，再把做好的“螺丝”抽去芯线，一端系于蜂蝶，一端从花心或花瓣里穿过去，然后系于弯梁，蜂蝶便轻轻挑起在花朵上而姿态各有不同，粉蝶是正在采花的一刻，游蜂是敛翅将落而未落的瞬间。累丝更宜于在镶嵌工艺中衬托玉石之温润，宝石之明艳。如明梁庄王墓出土的金累丝镶玉嵌宝牡丹鸾鸟纹分心和金累丝镶玉嵌宝牡丹鸾鸟纹掩鬓。累丝同时也丰富了首饰图案的表现手法，比如平填和堆垒。总之，累丝是金银器手工制作所能达到的精细之最，它把明代金银首饰的制作定型为技术化的风格：纤巧，秀丽，规整，精细至上。而明人对“奇巧”的欣赏，也可以说是由洗练与圆熟的技艺所成就的趣味，金细工艺中的累丝，也是其中之一。宝石的深加工不发达宋元工匠把“锤鍱”工艺发挥到极致，而明代金银器首饰的主要工艺特点，是金银与宝石的结合。这种镶嵌之风的盛行，与郑和下西洋带回的珠宝制作观念，及大量囤积宫廷的宝石有一定的关系，但只是原因之一。对宝石的热情，元代已经

开始了，新朝统治者带来对所谓“回回石头”的喜爱，此风遂盛。郑和带回的珠宝，或者可以说是推波助澜。湖北钟祥明梁庄王墓出土的金镶宝簪钗，不妨作为一证。《明史》卷八二《食货六》说到，明嘉靖中期以后，“太仓之银，颇取入承运库，办金宝珍珠，于是猫儿睛，祖母碌，石绿，撤孛尼石，红剌石，北河洗石，金刚钻，朱蓝石，紫英石，甘黄玉，无所不购。穆宗承之，购珠宝益急”;万历中，“帝日黩货，开采之议大兴，费以鉅万计，珠宝价增旧二十倍”。

万历年间的《五杂组》卷一二，列举当日为世人所重的各种宝石，而曰“皆镶嵌首饰之用”，定陵以及大抵同时的藩王墓葬所出头面，多以珠宝为饰，自然与这样的背景密切相关。红蓝宝、祖母绿、猫眼等宝石，性脆且硬，易崩裂;黄金白银性软，这种“软”与“硬”的结合，对当时的工匠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挑战。金银首饰的镶玉嵌宝，到了明代才大为兴盛。蒲松龄《七言杂文》咏银匠“簪顶牢箝石榴子”，“金镶蝴蝶闹纷纭”，便都是具体式样的描绘。实例如北京万贵墓出土的一支金镶宝莲花顶簪。金簪造型为一朵重瓣莲花，系用金片卷成圆管把莲花举为三层，红、蓝两色宝石一一镶嵌花瓣，一颗黄宝石即明人所谓的“酒黄”，嵌在当心以为花蕊。花团锦簇的效果，原是用了层叠镶嵌的办法营造出来。金银和珠宝玉石的结合，重要的是烘托和映带，金银和珠宝俱为构图的元素，要须根据这些元素不同的特性而安排位置，使得光和色在相互映衬之下显出和谐与生动。中国古代的宝石加工，一直不很发达，细致的加工，根本谈不上，直到明代，镶嵌工艺

中也没有对宝石的精细加工，多是依照它的自然形状而填嵌，托座与宝石的扣合，多不是很紧密，因此极易脱落。帝后首饰非最佳宫廷金银首饰的制作有讲究，使用起来也有严格规定。礼制规定中的各种首饰，其实并不精彩，比如王室墓葬属于女性的金银首饰，基本构成是金簪一对，金凤簪一对，金帔坠连钓圈一副。这原是聘礼的基本组成，因此金饰上面多有铭文，式样也很程式化，其制作者，主要是“内官监”和“银作局”，即所谓“内府制作”。属于帝后者，等级最高的便是金镶宝珠点翠龙凤冠，不论式样还是工艺，它都算不得最好，实在不如定陵出土的，在礼制之外的其他几副头面，如“金镶玉宝寿福禄首饰一副”，“金镶玉龙牡丹珠宝首饰一副”，又“金镶玉嵌宝蝶赶花首饰一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