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王”龙云：1957年深刻检讨自己的“严重错误” 档案

“云南王”龙云：1957年深刻检讨自己的“严重错误” 档案原创短史记栏目整理短史记龙云与蒋介石合影编者按：1950年1月，龙云北上进京，先后任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1957年，龙云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发言，做了这个《思想检讨》。

他检讨自己不仅有“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而且“掺杂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思想”，以至在对苏外交，以及少数民族问题上，犯了一系列错误。

当年，龙云被安上“反苏”、“反党”、“反社会主义”等罪名，划为右派。

思想检讨龙云（一）我最近在人大常务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为讨论国家决算、预算草案时，曾经提出了谬误的意见，会后自己就感觉不对，我当时以为自己是人大常委，在会上向党和政府建议是可以的，并且常委会是工作会议，即或有错误也无大碍，后来才想到，在这样重要的会议上，不应该随便说话。

接着第二天常委会继续开会，我请假没有出席，等到在民革中央小组的座谈会上，王昆仑同志把在常委会批评我的错误发言传达了以后，李主席和各位同志对我的谬论，提出了善意的揭发和批评，其后又在人大云南小组会上，各位代表对我进行了批评，我才更了解自己的发言是犯了严重的错误，对中苏友谊团结，社会主义的建设，党的领导都有坏的影响。

因此，情绪非常不安，精神十分痛苦，经过了一段时间，反复的检查了我自己的错误，才明白是由于我的阶级出身，蒙蔽着自己的眼界，加之学习不够，对很多问题认识不清，观点模糊，立场就不易站稳了。

现在尽就自己的觉悟程度，将同志们对我帮助的主要问题，着重的进行深入检查。

我在没有批判我的严重错误之前，我想略为谈一谈自己的思想模糊和立场不稳的根源。

从思想本质说，我的主导思想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又掺杂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思想，我生长于少数民族的封建地主家庭，一方面受到封建道德和伦理的教育，另一方面受到民族歧视和压迫，清末民初，投身军伍，又渗入了军国民思想教育，同时，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也给了我很多的影响，于是由狭隘的所谓“忠君爱国”的观念，发展成为“富国强兵”的思想。

又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主持一省军政，剥削压迫云南人民达十余年，就造成了唯我独尊、自高自大的封建官僚和军阀作风。

抗日时期，蒋介石假抗日之名，行独裁之实，排斥异己，媚外求荣，我才反对他，仇恨他；这时，进步人士内迁，民主力量汇集昆明，大家都痛恨独裁，渴望民主自由，这是十分符合我的主观愿望的。

我为自存与适应潮流，所以才接近中国的民主力量——中国共产党，希望能够打倒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建立一个独立、民主、自由的国家，但这也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

抗日胜利后，蒋介石为了准备内战，即勾结美帝以阴谋毒计把我调离云南，到了重庆，这时，蒋介石想独吞胜利果实，专横暴戾，因此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在舆论压迫下，召开旧政协，但墨迹未干，又为其撕毁破坏，使我义愤填膺，更仇恨他，更反对他，并想竭尽棉薄，如何来拆蒋介石的台。

但这时的心境，我只认为共产党是当时国内反蒋的巨大力量，所以我才更进一步靠拢共产党，反对蒋介石，但反蒋并不等于革命，从今天来看，这是有原则性差别的，也就是立场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本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我在思想意识上却没有生根，因为接受党的领导，不应当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要很好的贯彻到行动中去。

八年来，由于中国共产党对我的知遇与优渥，在思想上使我反而松懈和自满了，在以往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和运动中，我没有主动争取去到实际的阶级斗争中求得锻炼，对政治理论和时事政策的学习也不够，所以由旧社会带来的思想，没有得到应有的改造，几乎原封不动，并对社会主义的思想感情还未建立，对资本主义（包括美帝）的仇恨亦未建立，因此敌我不分，爱憎不明，也就谈不到正确的阶级立场。

因此，我在参加新中国的政治工作上及平日言语行动中，都经常从老一套的思想意识出发，有时对党和国家的一切措施，多少有些抵触和距离，随便讲话，丧失立场。

以上就是我从思想上发掘错误产生的根源。

由于阶级本质的局限性和以上所追查的思想根源，对一切新事物，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只从目前利益出发，没有长远打算，只从片面、局部来观察问题，没有认识整体。

总之，以感想当政策，传闻当事实，以耳代目，因此，数年来产生一连串的错误言论。

例如：在减租退押时，我竟希望“有押退押，无押不该要。

”土地改革我是拥护的，但我希望和平土改，不用斗争方式，思想上是对地主阶级和旧官僚同情的。

“三反五反”“肃反”运动，我也认为搞得过火，冤枉了一些“无辜”的人。

农业合作化，我认为很好，但我觉得发展高级社太急太猛，反使农民生活困难，以及最近在帮助党整风的初期，我还说“过去几个运动都是共产党整人”，“民主人士对党提意见，没有做到步步紧，而是步步松”……我对这些运动的错误言论，都起了不利于人民的作用，并忽视成绩，夸大缺点，不经调查研究，信口开河，既不了解社会主义革命的政策，又没有受到这些运动的教育，这次经过同志们的分析批判，确实使我受益很大。

（二）关于这一次我在人大常委会上建议犯了严重错误的发言，充分暴露了我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剥削思想本质，突出的表现了违反国家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违反宪法所规定的国际主义精神。

不论我主观的愿望怎样——是从狭隘的“爱国主义”出发也好，或是从考虑国家财政困难的情况提出也好，但这种荒谬言论在客观效果上，引起了“挑拨中苏友谊，破坏国际团结，从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国际团结的。

而且是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

因此，我十分感谢同志们一切善意的帮助，使我对这些重大的问题，作进一步的认识。

1．“抗美援朝战争经费，全部由中国负担不合理”——首先我对这个战争性质的提法就提错了，抗美援朝，是为了保家卫国。

美帝循着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打到鸭绿江边，我们为了保卫革命胜利的成果，为了得到和平的环境建设祖国，是不能不予以反击的。

因此，抗美援朝，也是社会主义阵营反对帝国主义阵营侵略的正义战争，但首先是我们自己保家卫国，而并不等于和苏联开合股公司。

我们自己的事，怎能斤斤计较，要朋友来负担经费，这正是露出了我剥削阶级的本质，何况抗美援朝伟大胜利的取得，虽是全国人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努力的结果，若没有苏联大力的帮助我们装备陆、海、空军，替我们守住旅顺、大连，加之有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威力镇慑，又怎能打胜战呢？我不但没有衷心的感谢这种国际主义的、伟大的友谊，而却以怨报德，这确是令人不能容忍的。

2．“第一、二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借款给盟国，又实施租借法案，后来他们有的赖了债，有的美国不要还了，苏联对我国借款，十年以内还清，时间过短还要付息。

建议延期二、三十年归还，借以缓和国内经济紧张。

中国为社会主义而战，结果如此。

”——以美帝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发横财的租借法案来对比苏联对我国的借款，又把两者等同起来，这实在是敌我不分，毫无人民立场了。

不论从那一个角度上提问题，首先不分清敌我，必然要淆乱是非。

这种没有是非界限的提法，虽然我自己以为是“爱国”的，而人们就要问：你爱的是什么国！？虽然我是想建议请求苏联同意我们延期归还借款，以缓和国家的经济紧张，实际就等于说“苏联不如美国大方”，这也就是没有和美帝划清敌我界限。

而且，我还抱怨说“中国为社会主义而战，结果如此？”更不能不引起人们要问：不为社会主义而战，难道要为资本主义而战吗？当然，事情很清楚，这不是一个语言修词问题，而是一个观点立场问题，我因观点模糊，毫无立场的引用“历史事实”来说明，没有把敌我的界限划清，其结果就很明显的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不是向苏联一边倒，而是反苏，不是仇美，而是崇美，更谈不到有任何国际主义的气息了。

不但没有促进中苏友好的团结，却起了破坏的作用，经大家指明，又回忆到我访苏的情况，苏联朋友对我伟大而深刻的友谊，确实惭愧万分，自己没有一点热爱社会主义国家、热爱苏联的思想感情，这对我真是一课深刻的教育。

3．“苏联解放我国东北时，拆走了工厂中的一些机器，有无代价？偿还不偿还？”——这种问题的提法，充分暴露了剥削阶级“算倒账”的思想，不管人家千般好，只要一桩不如意，就板起面孔，不讲交情，而且这种说法，正是一九四五年蒋介石集团用来做“反苏、反共的口实”，而我竟毫无原则的滥用，不能不使人们质问：你是代谁讲话？何况那时苏联搬走机器，真是帮了人民的大忙，不留给蒋介石利用它来打我们，这种对中国革命胜利具有无穷的潜在作用，我竟不能鉴别。

同时，建国以来，苏联帮助我们设计和供应设备的一百五十六项建设项目，并且帮助了我们建设了伟大的长江大桥及许多重要铁路，都是和苏联无私的援助与专家们的辛勤分不开的。

而我竟自“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何等近视！并且公然引用过去反动派“反苏反共”的口实，向苏联“算倒账”，扪心自问，无地自容，尤其最近看到美蒋竟利用我的谬论挑拨中苏感情，这清楚的说明了敌人爱的是什么？人民恨的是什么？也说明了我自己强调的动机是怎样？效果又是怎样了。

这实在是一个反动立场。

所以同志们说我“这简直是太没良心了！”我认为是严正的谴责。

4．“我国援外预算太大，主张抓紧压缩对外的援助”，这说明了我既无远大的眼光，又无磅礴的气魄，只能小手小脚，小家小管，紧把细持，量入为出。

没有清楚知道，我们国家经费虽有困难，但我们援外经费是根据自己的能力，用以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及世界和平力量的团结。

也没有意识到我们援助了邻邦，就等于加强了自己的国防，帮助这些国家，也就等于阻止了美帝建立军事基地，支援亚非国家，就是支持了世界和平，更没有意识到坚决反对美帝是尖锐的敌我斗争。

而我只从自己过去的小天小地来设想，更没有进一步认识到这是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的事业，也是“争取人民民主，争取持久和平”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宏业伟图，经过同志们的分析批判，使自己确有“井底蛙”之感。

从以上四个主要问题的再认识，使我深刻了解到：虽然我当初在发言的动机上自以为是狭隘的爱国主义，实际的客观效果却是反苏、反社会主义、反党、反人民的。

这种严重后果，是令人不能容忍的。

（三）我五月三十日在中共统战部民主人士座谈会和此次人大云南小组会两个会上，都谈到了少数民族问题。

我关于这个问题的许多谈话，是有很多错误的。

1．关于“少数民族，自古以来没有那么复杂，大家都是一个祖先”的问题，经过同志们的批评和帮助，我才认识到，确实是有原则性的错误和荒谬的。

这种谬论，我是根据“汉书”所记载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说法，加以自己的推想：“也许是同系一族，因地异名”而来的。

我毫未意识到“汉书”是封建帝王的“起居注”，是大汉族主义的“歌颂录”。

又没有民族起源、演变和发展的科学知识，竟自“泥古不化”的武断说，少数民族是“一个祖先”。

虽然后来又说“现经专家研究鉴定，云南有二、三十种，接近事实了”。

但也意味着“同系一族，因地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