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想和偏见的“黄金十年”——读《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

假想和偏见的“黄金十年”

——读《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

这是一本有着显明西方史学思想特点的著作。本书围绕着所谓“黄金十年”的概念而展开，这一运用在近代中日关系的概念为作者首创。本书作者任达，是研究中国和日本现代史的美国专家。作者通过研究认为，1898-1907年中日关系是发展而非想象中的停滞，和谐而非想象中的斗争。这对于许多人来说，确实是非常新颖或奇特怪异的观点。连作者自己在序言中也坦陈，即使是日本学者也没有赞同他的“十年蜜月”的观点（注1）。中国近代史专家袁伟时则认为，“清末新政十年是中日关系的黄金十年”的观点虽然有待商榷，但是从庚子年后中国人留学日本的人数来说，也是有一定的事实依据的。

作者将1898年至1912年日本对晚清新政的作用，采用西方史学“因果关系”式的解释。在分析了日本对晚清新政的作用及其背景时，他首先依据汤玛斯·孔恩关于革命的观点（注2），重新评价了晚清的新政，以为新政改革所取得的成绩大大超越了原先的初衷，认为在1898至1910年的12年间，晚清的思想和体制的都有着显著的发展，但是离开日本的主动参与，中国的发展进程就会减缓。就像作者在第一章中所说，中日关系在这期间“是如此富有成效和相对的和谐，堪称‘黄金十年’”（本书5页）。作者对于晚清在新政革命中着重倚赖日本的原因，以及日本当时竭力帮助晚清新政的动机，虽然有所陈述，但是没有深刻探究。在诠释了“黄金十年”和“新政革命”两个基本概念之后，作者依次在第二、三章中简要论述1897年和1898年两年间日本鼓励、支持中国人的改革运动，虽然本质目的是为了使中国依赖于日本，但日本表面上着重强调中日两国的相同利益，大肆借助军事策略和非军事策略向中国鼓吹善意的和共同抵制西方侵略的合作愿望。

作者接着从教育和知识传播角度进行论证，进一步研究了中国学生到日本学习的多种动因和他们就读的学校，日本教习和教育顾问来华的原因和状态，以及由日译书籍所带来的文化和思想对晚清变革的意义。关于清末留日运动的缘由，正如张之洞所说，日本与中国的语言文字相近，加之路途近，花费少，从而吸引了大量的留学生。他们进入到日本原有或针对中国人而新办的各类学校，接受系统化的近代科学知识和训练。留日学生在三个方面对晚清时局的发展有着显著意义，大量现代教科书的翻译和编写，全新词汇和概念的引入，以及新型教育的参与和创建。第五章讨论在中国的日本教习和顾问，以及日本人在中国开设的语言、师范等类别学校。日本教习更多地超过早先的西方人在中国从事教育工作，重要原因是晚清对基督教的反感或排斥，对有着传教士身份的西方教师心存疑虑，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西方人在中国展开教育工作，西方的文化和思想就难以直接传播到中国。作者在第六章提及翻译和现代词汇问题。英译书籍在1899年之前占汉译书籍的半壁江山，但是传播和影响都很有限，在1900年之后，日译书籍逐渐成为主流，被广泛地阅读和传播。作者引用汪向荣的话表明，当时国内学校的教科书绝大多数是由日文翻译而来。随着大量来自日本的自然和社会科学书籍的翻译传播，一些崭新的词汇和现代的文化或思想理念进入中国，最终对晚清新政产生间接的影响和作用。

作者在第三编逐次研究日本在晚清教育、军事现代化、警察及监狱系统和律法与宪政改革改革等文教及军政诸多方面的行为，具体和系统地分析论证日本对晚清新政的直接作用。第七章研讨晚清在废除科举后基于“同文”和“体用”的原因，不是学习西方的教育体系，而是学习和模仿日本的教育体系，大量沿袭日本的教育章程和体制，大规模地采用源自日本或留日学生编写的教科书。第八章研讨日本与晚清军事现代化的关系，日本通过派遣军事教官和顾问，培训留学生和军官，把日本军制、条例和操典等军事模式引入中国，开始了晚清军事现代化的进程。第九章研讨晚清依照日本模式建立的新式警察和监狱系统。日本不但在国内为留日学生提供警务训练，还直接在中国主导警察的教育和训练。袁世凯就是由于得到日本顾问的支持，在直隶建立了新的近代警察系统。小河滋次郎等日本顾问帮助制定监狱系统的法律，并且为近代性质的监狱设计蓝图。作者引用林明德的观点，当时所有的监政人员都直接或间接地受过日式教育。日本对晚清警政的影响力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在日本顾问的帮助下，清朝的法律修订馆新编了民法、商法和刑法等，这些法律很大程度上仿照了日本的同类法律。日本在晚清宪政改革问题上倾注力量，清政府为了

维持君主统治，也热衷于制定一部日本式的宪法，同时还制定了一个立宪时间表。宪政改革作为“新政”最重要的一环，其中也可看到日本的身影。

作者通过以上的详细分析，将日本对晚清新政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提炼出五个关键点。第一点，日本的示范作用。日本在明治维新后逐渐完成现代革命，渐进地将现代西方之“用”与旧时儒学之“体”有机结合起来，为中国接受西方思想和体制树立典型，为清末新政改革提供了成功范例。第二点，“门户开放”的一课。出于利己或利他的原因，日本不但帮助中国训练军事、教育和政府行政人员，而且对来日本的中国人，日本从政府到民间人事都给予多方面的援助和接待。第三点，人才的输出。日本为晚清新政改革提供了大量受过高素质训练、极富经验的优秀人才。这些人中有些是受到中国丰厚待遇的诱惑，也有些是因明治维新成功所造就的民族优越感，其中更有国家利益的考量。第四，新的日本词汇。在作者看来，新政时期如果没有众多现代日本词汇的输入，中国任何新思想的产生和改革的努力，都可能会因为词汇的歧义和思想的差异而成泡影。此前，无论是从林则徐、魏源和严复，还是西方传教士，都曾经试图把西方概念和词汇精准地引入中国，可惜均未成功。第五，新的文化和新的思想。由于日本对晚清教育的纵深渗透，大量的西方著作通过日本进入中国，日本教科书以及学术、思想、文学等书籍被译成中文，引发了1911年后的“新文化运动”，使中国在思想方面迅速进入现代。

作者的研究，主要从正面揭示了日本在晚清新政改革中所起的积极影响和作用，启发我们从新的角度

重审近代中日两国的外交关系，作者提及的新政革命的概念具有十足的新意和启发性。令人遗憾的是，该书的一些观点或看法过于片面或偏激，让人难以全部赞同。日本学者平野健一郎眼中的“彼此共同利用”的时代，被作者视为“黄金十年”（本书25页）。作者片面地谈论日本在晚清新政改革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而漠视日本其中的控制意图和中日两国在改革过程中的矛盾和分歧，也没有考察其他西方列强对晚清的干涉，有失全面与公正。作者虽然也注意到，“总而言之，在1898年末至1899年初，日本为了自利的原因，积极寻求扩大对中国的帮助”（本书37页），学者汪向荣认为“日本要对中国新的教育系统取得帝国主义式的控制”（本书103页），训练中国警察的川岛浪速就曾经肩负侦察中国海防的任务（本书165页），日本教习和顾问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在国家层面上说，是出于国家自身利益的计算及启发”（本书195页），等等。但是作者在考量日本在晚清新政改革中所起的作用时，总是忘记这样一些论据，得出一些有失偏颇或错误的判断。此时看不到研究的客观性，只能读到如美国新保守派史家一样的“和谐论”（注3）。

本书从日本在晚清新政改革中所起的作用角度，侧面研究晚清新政。“学术的研究，贵在坚持中立性原则，客观地科学地阐明历史事变的原因”（注4）。通读全书后，感觉作者具有科学负责的态度和西方史学式的“客观性”,引文丰富详实，分析深刻。出于对“黄金”一词的解读，觉得所谓“黄金十年”，用来定义中日两国当时的关系显得夸张，用来形容彼时中日文化的交流广度和深度更为妥当。

注解：

1．见《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序言第2页【美】任达著李仲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年第3版

2．“理解近代中国在学术上的主要障碍，是对革命的定义规限得太狭窄，……正如汤玛斯·库恩(Thomas Kuhn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ce Revolutions）中指出，革命可能悄悄地进行，令人感觉不到，从农业、商业、经济革命。扩展到思想、科学、技术.革命，以至政治、社会甚而性革命。就中国而论，晚清时期不仅有推翻政府的政治革命，而且有更具深远影响的思想和体制的转变”（本书导言）。由此可见，借助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来研究历史是西方史学的一个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