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将军与抗日战争

《张学良研究》系列之一

张学良将军与抗日战争

如皋蒋文祥

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已经50周年了。在举国上下隆重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的时候，令人不能不想起中国由十年内战走向一致抗日的转折点——西安事变，更不能不想起虽未亲身参加抗日战争，但却对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和巨大牺牲的西安事变主角——张学良将军。

本文拟就张学良将军与抗日战争做些研究，以此作为不能忘却的纪念。

一、杀父之仇埋下了抗日的种子

张学良是东北草莽英雄张作霖的长子。张作霖出身绿林，靠结帮拉杆子起家，人称“马胡子”。1916年任奉天督军，以后成为“满州王”，一度曾任北洋政府元首，是奉系军阀的首领。1928年张作霖在日本侵略者一手制造的“皇姑屯事件”中被炸身死，年轻的张学良继父业于危难之中，抚三军于大丧之后，成为主政东北的最高统治者。杀父之仇在“未至而立，即负方面”的张学良心中深深埋下了抗日的种子。

张学良后来不止一次说到“我恨日本!”[1] “我恨日本军阀!”[2] “可以说我自己的整个毁灭是出于日本，我父亲被杀，我自己的家庭整个毁掉了，我的财产一切都没有了。”

[3] “我对日本非常不满，家仇国难集于一身，同日本有不共戴天之仇。”[4]

张学良在接受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说：“我同父亲可以说有特别的父子关系。我生下来时，父亲头一次打了胜仗，换句话说，我父亲就是因为这个起来的。”[5] “我很迷信，总感觉父亲与我有特殊关系……父亲很喜欢我，父亲之死使我非常难过。我现在的生日(6月1日)是假的，我不能过生日，因为这会使我想起父亲。”“最初我不知道父亲被炸死，部下仅告诉我是负伤，所以我晚了几天才回家。如果当时告诉我真相，我会立即赶回去。我一点都不怕日本军，如果他们在杀死我父亲之后再杀死我，我相信一定会有比我更厉害的‘张学良’出现……”[6]

当时为父奔丧的张学良剃去长发化装成士兵混在闷罐车中，躲过了日本人的沿途检查返回到沈阳家中。张学良拿了父亲的图章，模仿父亲的字体，以父亲的名义把东北的事情都安置好了，才宣布了老帅的死讯，公开为父发丧。

日本关东军当时不知虚实，未敢轻举妄动。日本政府派外交元老、大帅老友林权助为吊唁专使来沈阳致祭。林权助是日本侵略中国的老手，有名的中国通，曾在中国做过多年的公使，而且同张作霖有一定的私交。日本派这样一号人物来作吊唁专使，实际上是想用拉拢的手段，来鼓动刚刚继承父业的张学良维持与南京政权相对立的局面，妄图诱使东北集团成为一个在日本人控制之下的独立王国，以实现其分化中国、控制中国的阴谋。

林权助向张学良正式提出阻挠东北集团与南京政权合作的问题。林权助说：“我是承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之命来正式提出这个问题的。日本政府经过慎重考虑，认为满蒙是日本付出过重大牺牲而后得有特殊权益的地方，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它是大和民族的生命线；它的命运，日本不能不时时刻刻的关心。如今专以排斥外国势力为名的国民革命军的势力已经席卷华北，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来到满蒙，并且我们听说，张学良将军有随时换上青天白日旗和他们同流合污的意图，我们对此特别关切，请张将军将你的意见告诉我们。”

张学良当时的答话极有分寸，也很得体：“林权助阁下，你当然知道得很清楚，我们东北地方当局，一向尊重日本在东北的权益，特别是两国缔结的条约上所规定的权益，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是尊重的。至于说到国民革命军，我虽然和他们交过手、打过仗，但是我很佩服他们。我现在还和他们没有来往，至于何时我和他们有来往，我还不能断定。好在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事，换句话说，这是我们的内政。我想，我们的邻邦并且也是我们的友邦，对我们家里的事不会太感兴趣吧!”

张学良在后来接受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说：“林权助来后再三阻止我与南京合作，我始终没有对他作正式答复。我躲避，最后他要走了，我请他吃饭，我喝了点酒，后来我想我失言了。他意思说：‘我同你父亲是那么好的朋友，我自己奉政府派遣来这边，但你始终不答复我。’当时我说，林老先生，你替我想的事情比我自己想的都周到，但是你有一件事没替我想到。他很惊讶，他说哪件事没替你想到?我说我是个中国人!”“你们日本人刺杀我父亲，我认为他们很糊涂，我父亲当时很愿意和日本人合作。换句话说，作为我自己，日本人做出这样的事情，我怎么能同日本人合作呢?有什么法子和日本合作呢?也没法子。拿句厉害的话说，我父亲那么样子他都被刺杀，那我再那样还不是被刺杀?什么人能跟日本人合作呢?怎么合作呢?当卖国贼?”[7] 正如日本记者松本一男所说：“这位颇有心计的青年，将杀父之仇深深地埋在心底，假装要和日本方面进行妥协，实际上暗中与国民革命军开始来往。”[8]

也就在日、蒋争夺东北的关键时刻，年轻的少帅张学良作出了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的领导，于1928年12月29日，整个东北三省改旗易帜，同时挂上了青天白日旗。

张学良在其父亲被炸身死后毅然易帜，使日本统治集团惊呼“国难临头”，连较保守的枢密院也惊叹这是“对日本的侮辱”，满州问题大大增加了困难。这充分证明，与日本人有杀父之仇的张学良的这个举动，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和平统一，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分裂我国东北的狼子野心。

二、毁家之恨加深了仇日的情绪

关东军暗杀张作霖，使张学良与日本结下不共戴天之仇，深深埋下了抗日的种子。而张学良始终不甘心屈服于日本引诱和压力的民族性格，迫使日本人终于下手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给中华民族留下了难以洗刷的国耻国难。

张学良杀父之仇未报，又添毁家之恨，还因此而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人们不禁要问：东北失守，不抵抗的责任究竟在谁?现在当然可以看得很清楚，张学良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其主要责任在蒋而不在张。“九·一八事变”前夕，面对日寇重兵压境，恣意横行，张学良曾多次致电蒋介石，要求南京政府“与日本开战”。[9] 1931年7月，张学良向在庐山主持会议的蒋介石郑重提出：“东北之安全，非借武力无以确保，吾人自应早为之计。”[10]

张学良主张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先攘外后安内”，就是一致对外就能安内；而蒋介石却主张“惟攘外先应安内”，表示要“全力剿赤不计其他”。

蒋介石为了集中力量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于1931年7月22日确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祸国政策。在“九·一八事变”前一个月，蒋介石曾密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挑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望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事变爆发后，蒋又再次致电张学良：“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扩大事态，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11]

张学良完全接受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企图依靠中央政府和国际联盟出面“和平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