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明与西方文明

古典文明与西方文明

谈三个问题：

1、古典文明与西方文明是怎样的关系。

2、西方文明继承了古典文明的哪些遗产？

3、认识古典文明在今天的意义。

一、古典文明与西方文明是怎样的关系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当然很简单，二者是源与流的关系。但这种源与流的关系比较特殊，与我们一脉相承的中华文明不一样，古典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关系不是亲本的关系，而是嫁接的关系。

我们知道，现代西方文明有两个源头：一个是古典文明，一个是基督教文明，中国知识界善于对事物简化，用学术的话语是概括，用计算机的术语就是最小化，将源头最小化为两个希，就是希腊文明与希伯来文明（Greek civilization and Hebrew civilization）。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古典文明首先是指古希腊文明，其次也包括之后的古罗马文明。其中，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开端与核心组成部分，古罗马诗人贺拉西有个名句：“被征服的希腊把它的征服者变为俘虏”，恰如其分地说明古希腊文明的优势地位，因为古罗马文明在相当程度上是希腊文明的模仿者和继承者。

希伯来文明系指统治西方精神世界千年之久的基督教文明，基督教是从希伯来文明或小一点说希伯来人的宗教犹太教脱胎而来，基督教的创始人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其实还是犹太教的一小支派别的精神与组织领袖。历史非常有意思，常常是当事人想进这个房间，结果却进了另一个房间。耶稣本来要进是犹太教房间，而他的门徒们却与时俱进，创造性地把它送到了另一个房间。

基督教的胚胎虽来自希伯来文明，但却是在古罗马的母体内孕育成熟并成长壮大的。因为基督教虽是在公元1世纪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中产生，但它真正成为独立的宗教并广泛传播却有赖于罗马帝国对地中海周边世界的统治，特别是最终从被压迫者的宗教变为统治者的宗教，有赖于罗马皇帝在公元4世纪接受基督教，并在帝国范围内对它的大力扶持、推广，甚至对其宗教教义、组织进行全面

整合的结果。基督教正是在这种流变当中，逐渐拉丁化与希腊化，比如《新约全书》是用古希腊文写成的，希腊文一直在东正教教区和拜占廷帝国范围内广泛使用；而西部天主教则广泛使用拉丁文，拉丁文至今仍是罗马教廷的书面语言。所以，基督教虽出自希伯来文明，但它如果没有希腊罗马化，没有保罗之类罗马公民出生入死、前赴后继的忘我传播，没有罗马皇帝后来的大力扶植，它也只是像历史上众多的小宗教一样自生自灭，早就淹没无闻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本身也发展成为古典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

有趣的是，古典文明和现代西方并不是同一民族和同一文化的一脉相承的关系，比如中华文明的主体始终是汉民族以及汉民族的儒家文化，地域范围也基本上一脉相承的。古典文明与西方文明却不是这种一条线上下来的血缘联系。今天的西方文明的主体民族，如盎格鲁?撒克逊人、高卢人或凯尔特人、日耳曼人、斯拉夫人等，在古典文明时期，在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眼里，都属于语言不通、文化低下的蛮族人、异族人。现代西文中的barbarian 一词出自古希腊语中的一个拟声词"，拉丁文作barbarous。它源于希腊人对异族陌生语言的模仿“吧勒吧勒”（bar-bar），意指急促、含糊不清的说话声，同中文“蛮”字的含义起初并不沾边。它的复数形式起初是指希腊人对外族人（非希腊人）或不讲希腊语的人的一个没有褒贬意义的通称。但到了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取得希波战争胜利之后，开始具有政治、经济、文化优越感，蛮族一词也就具有了贬义，即使是罗马人也属于蛮族之列。后来古罗马人征服地中海周边地区之后，接受了希腊文化，包括希腊人的蛮夷概念，他们把除希腊之外的异族人统称为蛮族。这种自我中心的意识或希腊中心论，在古代并不奇怪，其他民族也有这种情况，比如犹太人称他们自己是上帝的“唯一选民”，而“他者”是异教徒；中国的大清王朝以天朝大国自居，称外国是“蛮夷之邦”。近代以来，这些在历史上出现的形形色色的自我中心论随着西方的崛起，逐渐变为“西方中心论”的一论独大。所以，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现今西方文明的主体民族并不被视为一路人，而是非我族类的其他民族。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古典文明也随之消亡，书被封被毁被藏，文化在欧洲因此断了传人，取而代之的是基督教文明，达近千年之久。所以西方的历史同我们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历史有比较大的区别，它的阶段性非常鲜明。

现代西方文明之所以建筑在古典文明的基础之上，完全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以来，西方人在文化上主动认亲的结果。

在西方历史上，有一段所谓的“中世纪”时期，人们因为受基督教和世俗封建统治者的思想控制，对古希腊罗马文明几乎一无所知。后来资本主义兴起，西欧首先开始了社会转型的进程。这一转就是几百年。新兴的资产者为了寻找批判现实的思想武器，从尘封的故纸堆中首先找出了古罗马文明，再顺藤摸瓜找出了古希腊文明，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文艺复兴运动。所谓文艺复兴，就是复兴希腊罗马文化。这一运动发起于14世纪的意大利。意大利有丰富的古罗马遗存，为新型的城市资产阶级提供了西欧其他地区所没有的思想寄托场所与表达的出口，所以当文艺复兴首先发生在工商业城市佛罗伦萨时，首先是复兴古罗马文化，随后扩展到复兴希腊文化，因为人文主义者在古希腊文献中获得了拉丁文献所缺少的许多思想文化信息。而拜占廷，也就是君士坦丁堡的的沦陷，为文艺复兴运动向古希腊文化扩展提供了动力。君士坦丁堡在中世纪保存了大量古希腊古籍，并且由于长期开办古典学校，有许多懂古希腊语的知识分子。而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没有一个懂古希腊语，所以即使他们在收集古代读物的热情中发现了古希腊作品，也完全不能阅读。当君士坦丁堡陷落后，知识分子纷纷逃亡，不少人横海到了意大利，成为人文主义者的古希腊语教师，同时也带去了一部分古希腊作品。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开始受到古希腊文学、哲学、艺术，包括建筑艺术、科学、政治学思想等思想文化成分的启蒙和熏陶。然后，又通过培养留学生、派出学者，从意大利将发掘出来的古典文明成果扩散到整个欧洲大陆，进而扩展到英伦三岛。

每一种原有的欧洲民族文化都不同程度地吸收了古典文明的成分，到了启蒙时代，古典价值观念成为西欧人价值观的基本源泉，古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著作被他们奉为学习和模仿的经典。有相当长的时间，连小学都要开设古希腊拉丁语课，类似我们的古汉语。懂古希腊和拉丁语以及熟读古典文献，是判断一个人学识教养的基本依据。我们读启蒙时代思想家们的著作，无论是哲学之父维科，还是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洛克等等，古典文献是他们思想的材料来源，许多思想实际上是对古典思想家的模仿，比如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不仅布局近似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而且不少论题和论述都与亚里士多德相近。

这种古典文明遗产为文化教育基本教材或读物的现象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古典文明的成果就是这样与近现代西方文明联系起来并构成其基础部分的。

直到现在，欧美小学、中学中还普遍设有希腊和拉丁文选修课。西方的综合性大学则普遍有一个专业，就是专门研究古希腊罗马语言、著述、历史的古典学系（Classics），有点类似我们所称的国学。

在这种传承的过程中，同期的希腊人并没有任何参与，因为他们沦入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被基本上排除于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之外。所以，近代西方文明把古典文明作为自己的基础，完全是古典文明适应近代西方人需要，从而导致他们主动选择的结果。换句话说，现代西方文明的根源――古典文明或再加上希伯莱文明，对于今天西方文明的主体民族来说，都是外来的文明。

二、那么西方文明继承了古典文明的哪些遗产？

今天的西方文明尽管随着岁月迁流，遗传变异，面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古典文明的因子仍然可以清晰的辨识出来。英国诗人雪莱（Shelley）的话很有代表性：“我们都是希腊人。我们的法律，我们的文学，我们的宗教，我们的艺术，都根源于希腊。若不是希腊－罗马征服者，或者说若不是我们祖先的统治者用武力传播它的光辉，我们也许仍然是未开化者。”

关于古希腊与古罗马的遗产，有两本很好的著作。一本是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芬利主编的《希腊的遗产》，一本是牛津大学研究员詹金斯主编的《罗马的遗产》。中文译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大家如果对古典文明的遗产感兴趣，可以到图书馆借阅或到书店购买这两本书。

我想，最表层化的遗产，也就是明眼人每天都能看到的文字。前两年有一部好莱坞的电影《我的盛大希腊婚礼》（My big fat Greek wedding），这是汤姆?汉克思执导的一部小成本大收入的影片。片中有一个作父亲的希腊裔美国人，钟爱希腊文化，别人说一个英文词，他便说出自希腊文的哪个词，即使一个词不是希腊词源，他也要牵强附会地说出自希腊词，不时闹些笑话。其实，这个情节反映了古典文明与现代西方文明之间的显而易见的联系，也就是语言方面的联系。现代西洋文字中，比如英文当中，有大约百分之五十的词汇有古希腊或拉丁文词

根。如历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论理学、物理学、数学、水利学、电学、文明、民主、共和、街道、金属、蜡烛、奶酪、纸张、原子、诗人、剧作家、基督、圣诞节、圣经、偶像、异端、教父等等，它们不是出自古希腊语，就是出自拉丁语。这反映英法德俄等文字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词汇不足，只能大量借用古希腊和拉丁的现成词。可以说古希腊文和拉丁文所赋予欧洲语言大量的词汇以及由这些词汇所反映的含义和观念，是古典文明遗产中最明显的部分。

还有一些露在表面的显性遗产是建筑艺术，戏剧以及戏剧的两种形式悲剧和喜剧，综合性的大型体育运动会奥林匹克运动会。

比如建筑艺术，柱廊、雕塑、喷水池、三角形的山墙和圆形的屋顶，美国国会大厦是典型代表。但这些建筑艺术在今天主要是装饰性的，如同今天我国现代建筑要装饰大屋顶等传统建筑艺术形式一样，基本不具有功能性。但它们反映了古典文明这一组成部分的不朽价值。当然也不完全如此。比如根据考古发掘的材料，古希腊的议事会大厅的建筑样式就与现代众多国家的议会大厅内部的结构如出一辙，即有成排的座椅，正面或中央的主席台。另外扇形的剧场同今天的大型体育场的建筑样式雷同。

再如戏剧起源于古希腊，传到古罗马，成为古代世界最受欢迎的文艺形式。戏剧所以诞生在古希腊的雅典，显然由于雅典城邦的繁荣，民主制的发展，促进了群众性的文艺活动的开展，从而创造出悲剧和喜剧的表演形式，以及深刻反映人性复杂性的大量剧本、舞台与剧场的基本格式。尤其是悲剧，至今仍是戏剧的正剧。

三如奥林匹克运动会，古希腊人自公元前776年开始举行泛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每4年一次，一直举办到公元217年，持续了进一千年。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正是在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形式和理念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自1894年到2004年正好一百年。第一届和明年这一届均在雅典举行，具有纪念的象征意义。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比赛项目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基本比赛项目的先导。比如短跑、中长跑，跳远、铁饼、标枪、摔跤、拳击、赛车（当时是马车）、火炬接力、健美比赛等等。与戏剧与体育赛会相联系，古希腊人举行的戏剧比赛、文化节、狂欢游行都流传到现代。由于公民社会民主自由的关系，古希腊人是古代世界最大的玩主，整个民族一起玩。这是其他任何一个古代文明民族都没有的。

所以古代世界唯有古希腊人以及后来效仿古希腊人的罗马人在城市中有那么多的公共空间，广场、剧场、体育场、体育馆成为城市市政建筑规划中的必要组成部分。当然这影响到现代西方的城市规划。

至于不明显的遗产，但却是根本性的遗产，或者说决定了近现代西方文明基本面貌的遗产，是古希腊和罗马人的思想遗产，尤其是古希腊人的遗产。因为罗马除了拉丁文、罗马式建筑之外，思想遗产主要是法律，罗马人在治国平天下方面远远胜过古希腊人，但对于作为一种文明精髓的思想精神，古希腊人是罗马人的老师。其思想遗产构成近现代西方精神文明成果的核心。

当代德国历史哲学家雅斯贝斯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观念，就是轴心时代。公元前8－2世纪，这是世界范围内的精神解放时代，中国、印度、希腊，奠定了文明的轴心内容，决定了不同文明的基本面貌，其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就积极的方面来讲，这些所谓轴心的理念包括民主体制与民主法治的思想，与此相连的是宪制政府、言论自由、社会宽容、对个人权利的尊重、文职政府控制军队、政教分离、中产阶级的稳定作用等观念；再有就是理性与科学的精神。我国知识分子将这一切简化为民主与科学。这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思想基础。

古希腊是民主制的发源地，这恐怕是古希腊文明对世界文明作出的最重大贡献。在西方史学界，普遍认为希腊雅典于公元前509年建立的民主政权是世界史上可与法国大革命与美国革命相比的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在古希腊文中，民主一词（拉丁文对拼为Demokratia）由（人民）和（主权）两词组合而成，意思是人民掌握权力。现代西文中的民主一词，如英文词Democracy，皆出自这个希腊古词。

古希腊民主制的基本特点是人民主权与轮番而治。这种直接民主制虽然与现代的代议制民主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性质是一致的，都强调人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政治的参与权、知情权，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雅典民主政治家伯利克里在一次公众演说中对民主政体的这种本质特征做了经典阐述：我们的制度被称作民主制度，那是千真万确的，因为政权不是在少数人手里，而是在多数人手里。就法律而言，一切人在解决他们私人纠纷方面都是平等的。就人的价值而言，无论何人以何种方式显露头角，优于他人担任一些荣耀的公职，那不是因为他属于特殊的阶级，而是由于他个人的才能。再者，一个穷困的人只

要给国家提供了某种服务，他便不会由于其等级低下而被排斥于政治生活之外。我们不仅在政治生活中是自由的，而且在日常生活中摆脱了彼此间的猜忌。如果我们的邻人做了他喜欢做的事，我们感觉不到怨恨，也不会露出讨厌的神情……我们在私人交往中避免冒犯他人，在自己的公共生活中则主要出于畏惧而与不法行为绝缘。我们服从政府官员和遵守法律，特别是遵守哪些为扶助被压迫者而制订的法律……我们让自己的城市对全世界开放。我们从不以排外行动来组织任何人学习和参观哪些在未加掩饰情况下，敌人由于观看从而可能得到好处的东西……在我们这里，一个人承认自己的贫穷算不得耻辱，对他来说更达到耻辱是没有竭尽全力去避免贫穷。

显然，在这里，伯里克利不仅提出了至今仍然充满活力的民主政治原则，比如公民无分贫富贵贱，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职人员的遴选任人唯贤、机会均等；民主社会应该是法律至上和开放的社会；而且民主也属于经济范畴，同时又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或生活方式。比如国家应当考虑全体公民的福利，而不是一小部分人的利益；人应当自立自强，奋发向上；要尊重他人的选择权利。

至于文职政府控制军队、政教分离、中产阶级的政治与社会稳定作用，这也是古希腊城邦的特点。希腊国家的军队由战时招之即来，战后挥之则去的公民兵组成，军队统帅都是每年民选公职人员，服从公民大会或议事会的领导。希腊、罗马没有古代近东和南亚次大陆那种庞大的僧侣集团，各邦的神职人员是民选的公职人员，所以宗教人士对国家政治完全没有决定权。而中产阶级的稳定作用则是希腊罗马崇尚的中庸的政治思想的集中体现。亚里士多德曾经深刻地论述中产阶级的政治作用。现在已被普遍视为一国现代化的社会标志之一，即从长期延续下来的金字塔形结构发展到橄榄形社会结构。

古希腊文明的另一亮点是其高度的民主制度。开始的古希腊也存在过王权，但是统治范围很小，没有什幺神圣性和令人敬畏的地方。之所以这样我们也可以从其地理环境找到答案，希腊的城邦很小，统治者们和普通市民生活在一起，统治者作为普通人的一面，七情六欲，弱点缺点，他们都清清楚楚。约公元前8世纪左右，古希腊的王权基本上消失，开始了民主的时代。经过梭伦，克利斯提尼，伯利克利等人的连续改革，古希腊的民主达到了一个令现代人吃惊的程度。“我们的政治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制度，是因为政权是掌握在全国公民手中，

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伯利克利的话道出了希腊民主的实质。民主制度也确实深入到社会和政治生活当中，希腊人的所作所为，甚至他们的想法都会受到其杰出民主制度的影响。希腊的民主是建立在城邦制的基础上的。城邦，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的独立王国。城邦制度是希腊的传统，离开了城邦也就谈不上希腊的政治。自然，对于希腊的城邦，不要和我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和以前的小国林立相混淆。春秋以前的诸国，虽然政体各异样，各专征伐，然而有史以来就有一个凌驾他们之上的最高权威，这和中国封闭的环境和单一的社会结构有关，中国的专制意识异常的强大，这是中国的一个特点。希腊的那种“主权在民”的意识在我国西学东渐之前从未产生过，这是我们东方文化的一大缺陷。

从古希腊作家、史学家的口中得知了他们对于东方人的感受（广义），一次波斯皇帝克谢尔克谢斯向希腊进攻，途中一位吕底亚贵族设宴款待他和士兵，还赠送许多财物，主人谦恭地说，他有五个孩子在军中服役，请求其中一个留在自己身边。这位皇帝听之却勃然大怒：“你竟敢提这种要求，你是我的奴仆，你必须把你的一切奉献给我，包括你的妻子在内。”随即下令把主人的儿子砍成两半示众。还有一位贵族多年享受皇帝恩宠，后来失宠了。皇帝请他去吃饭，饭毕，侍从端来一个篮子，里面装着他独生子的头和脚，皇帝高兴地问他：“你知道刚才吃的是什幺肉吗？”这位贵族回答：“我知道，凡是皇帝做的事情我都高兴。”这两个事例被希罗多德记载下，并被认为是自远古以来的东方精神，告诉了全世界。

希罗多德借此事例说明：我以为我们必须停止使一个人进行独裁的统治，因为这不是一件好事。当一个人愿意怎样做便怎样做而对所做的事又可以毫不负责的时候，那幺这种独裁的统治有什幺好处呢？把这种权力给世界上最优秀的人，他也会脱离他的正常心理。他具有特权，产生了骄傲，这是在他身上产生一切恶事的根源。

因此，希腊人（以雅典为最典型），崇尚民主。认为人是自由的，人可以有他的看法，众人之见比一人之见要好，至少在名声上。我们可以看到雅典的几位大改革家，如梭伦、伯里克利都是民主精神的身体力行者，号有权力却不去获得，梭伦在立法后自愿放弃权力，周游列国。而伯里克利执政几十年，一直是个穷人。一次，一个卑鄙无赖的家伙对他痛骂，凌辱了一整天，他不声不响，默默忍受，

继续当众处理一些急事，黄昏时他漫步回家，那家伙仍一路跟着他，用最下流的言语污辱他。他到家门口时，天黑了，他叫一个仆人举着火把把那人送回家。这表明他认为别人有指责他的权利。

另一个例子是，一位以公正闻名名叫亚理斯泰迪兹的人一次与泰斯托克利因战备问题发生争论。亚理斯泰迪兹主张发展陆军，而泰斯托克利主张发展海军，两个争论得不可开交，于是利用陶片放逐法在他们之间作出选择。据记载，投票正在进行时，亚理斯泰迪兹走过街道，一个来自近效农村的不相识的公民因不会写字，喊住了他，请他把泰斯托克利的名字写在这位公民的陶瓷碎片上，“为什幺？”亚理斯泰迪兹问：“你对于亚理斯泰迪兹有意见吗？”“没有”，这位公民回答说，“我从来也没有见过他，只是老听人把他叫作公正的亚理斯泰迪兹，我实在厌烦透了。”用现代心理术分析，这位选民无疑是逆反心理在起作用，亚理斯泰迪兹不再多说，就按那人的意志写了。这件事大约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才能出现这种高度宽容和高度尊重个人权利的事。当然也暴露了民主制度的一些缺陷，民主的结果未必是最好的结果。

法治传统之开辟

法治是民主问题中应有之义，真正的民主必然是法治的，希腊各城邦有自己的保护神，但各城邦都有认为法律才是城邦真正的保护神。如《奥林匹斯颂》中说道：“这里居住着法律女神，是诸城的安全基础，以及她的姐妹们，与之共生养的公开与和平之神，她们是给人以财富的分配者，是明智忠告的正义之神的黄金的女儿们。

古希腊人的法律基于两个方面的理念；一是目的论与价值观；一个是性恶论，目的论与价值论是指制定城邦的意图是正义原则的实现，在此情况下，公民能够在城邦中过上优良和幸福的生活，让公民尽可能幸福。性恶论主张人之初性本恶，或至少人性中有恶和自私自利的一面，因此必须制定法律，促使人性向好的方向发展。

柏拉图曾经在《法律篇》中提到：“人类必须有法律并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就象最野蛮的兽类一样……人的本性将永远倾向于贪婪与自私，逃避痛苦，追求快乐而无任何理性。”柏拉图认为最高境界是：有知识，并遵循理性行事，但是这样“慎独”的人太少；因此必须用第二种最佳选择，这就是法律与秩

序。

从古希腊开始的法律思想是浓厚的，苏格拉底在审讯后得到死亡的不公正判决，有人愿意帮助他逃跑但是他却不愿意，他认为：“审判虽然不公。但却是合法的。”自己不能违背法律。

除了民主与法治这一重要遗产之外，古典文明留给西方文明的另一宝贵财富是理性与科学的精神。理性精神体现在超越其他许多古代民族的神本主义精神的高度人本主义，独立思考的精神，对知识和道德的追求。

人本精神特别体现在智者学派的自信上，他们宣称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世间最重要的因素。从人本出发，希腊思想家通过个人的观察和体验去理解和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社会本身出发去理解和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然哲学、认识自己、逻辑方法）。在探究客观事物因果关系时，希腊思想家提倡对观察到事物进行客观分析，透过表面现象去寻找本质，他们认为，人的智慧不是感性认识，而是关于事物的原因和原理的知识。换句话说，超越感觉、透过现象，发现事物之间联系与本质的思维活动或脑力劳动，才属于智慧层面的思考。比如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说：我们断言感觉不是智慧，尽管要知道个别事物主要通过感觉，但它们不告诉关于任何事物的为什么，例如火为什么热，而只知火热。

独立思考和大胆质疑的精神是古希腊人价值观的精华。亚里士多德的名言：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便是追求客观真理的最好表述。尽管他对老师柏拉图充满敬意，但在学术问题上却不含糊，他的代表大作《政治学》中的许多论述就是针对老师的看法进行的批评。

在知识和道德的重要性方面，苏格拉底的思想具有代表性。他欣赏“认识你自己”这句箴言，他对自己的认识是他很无知。当苏格拉底听到神谕说他是人间最聪明的人后，他感到自己并不聪明,就到处找有知识的人谈话，想证实神谕。结果他发现这些所谓有知识的人既缺乏知识，又不聪明，于是苏格拉底发现了自己的聪明之所在，那就是他认识到自己的无知。苏格拉底以自知无知为自豪，认为人人都应该承认自己的无知，并努力寻求知识。他把道德和知识合二为一，认为道德行为必须以知识为基础，最高的知识就是对“善”这个概念的认识。善包括健康、财富、地位、荣誉、节制、正义、勇敢等美德。只有经过启发和引导，人才能意识到这些内在的美德和知识。这是非常理性的精神。

科学的精神则主要体现在实事求是和逻辑思维上。比如，在认识自然方面，最初的希腊哲学家是自然哲学家，他们能够从观察到的事实出发，然后去进行高度的概括，从而得出水或者火等物质因素是世界的本原、月亮的光是太阳光的反射、太阳是一团纯粹的火、月蚀为地球对太阳光的遮挡等等在古代世界绝乎仅有的科学结论。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创立了逻辑学。他的研究都是从收集大量材料开始，经过严密分析、概括、推理，最后才得出结论。他提出归纳与演绎两种方法。前者由个别到一般，后者由一般到个别。这种逻辑思维方式自始至终贯穿于他的研究之中，也深刻影响到后世。希腊的逻辑思想使希腊数学达到古代世界的高峰。其他古代民族虽然得出了丰富的数学知识，但主要是实用的算数知识，如我国的《九章算数》。但希腊数学家却超越了经验性知识，认识到点、线、面、边、平行、大于、小于、等于之类数学因素，从而产生了真正的数学。毕达哥拉斯指出奇数与偶数的区别，发现了无理数。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是对人类科学的杰出贡献，它提出了世界最早的公理化的数学体系，即从公理和公设出发，用演绎法推出一个严整的几何系统。由于具有逻辑思维，古希腊人首先重视定量分析，在定量的基础上进行定性分析。为了进行定量分析，古希腊人重视对概念进行严格的界定，比如什么是正义、美德、民主制、寡头制等等。这是现代西方人科学思维的前导。而古代东方民族缺少自觉的逻辑思维方法，停留在经验层面。比如射箭的训练，我们的祖先就是要求受驯者盯住前方的铜钱孔，盯到钱孔变大的时候，功夫就学到家了。而古希腊人则考虑发射箭矢的角度、风向、风力等因素。由于没有逻辑思维的习惯，我们的祖先缺少严格的概念体系，比如在《论语》中，孔子讨论“仁”，举出许多语义不尽相同的定义，最终难以使读者确知他的“仁”概念的准确内涵。

在理性和科学精神基础上创立了知识部门，这些部门奠定了现今西方这些知识学科的基础。比如希腊的政治学理论，与中国的典章制度研究不同，它用比较方法研究政府如何运作，政治体制的类型和不同政体的优劣。一些基本的政治理念，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等思想，均是古希腊人的产物。古希腊的哲学，拟定了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基本课题和知识范畴。比如形而上学、逻辑学、语言哲学、知识理论、伦理学、政治哲学、艺术哲学。

当然，古典文明也有消极面，甚至是很丑陋的消极面。上面我们谈到的一切

都是有条件的。比如民主和法治仅局限与具有公民身份的社会成员，非公民，主要是奴隶、外邦移民或被征服的异族人，在古希腊和罗马不仅不具有民主参与权，而且是沉重压迫的对象。妇女也属缺少权利的社会成员之列。古典文明的各个国家，实际上是男性公民的俱乐部。然而我们也需看到，在古代的历史条件下，在古代君主专制盛行的情况下，古希腊民主政体和罗马共和制毕竟为人类提供了一种集体管理的新形式，创造出法治基础上的差额选举制、任期制、议会制、比例代表制等民主的运作方式，实现了古希腊人关于“轮番而治”、既是统治者又是被统治者的设想，这无疑是伟大的创举。

三、古典文明知识的价值――－鉴古识今

古希腊人有句箴言，叫做“认识你自己”。古典文明已经成为历史，了解历史包括了解这段历史，是人类自我认识的一种基本途径。

我们知道，历史是人类社会的过去（历史有双重含义，一指客观的过去，二指对客观过去的认识）。过去之所以值得人类反复去思考，去玩味，去复制，去展示，去总结，是因为现实对过去的需要。由于现实是从过去脱胎而来的，因此同过去始终存在着紧密继承和变异的联系。不了解过去的人类社会与文化，就失去了认识现实的人类社会与文化的起点，因而也就不可能真正了解现在，至于合理地预测未来发展趋向和选择正确的行动就更无从谈起了。举个简单的例子：假如一位物理学家不知道物理学史，或他感兴趣的物理学课题的研究史，不了解本学科或本课题的过去和现状，他就无异于一个睁眼瞎，根本没有能力去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课题。

事实上，人们不管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每天都在运用自己的历史知识和历史积累来处理现实问题。没有历史认识，我们连一个简单的概念（如这次大英博物馆珍藏展中的木乃伊、法老、古朴时代、古典时代等等）都无法理解。假设有一天人类失去了所有已经积累的历史认识，失去对过去的记忆，一切从零开始，那将是怎样一种可怕的情景？所以归根结底，认识历史是为现实服务的，是人类为了自觉地认识自己从何处来，现在在何处，将来应当往何处去而形成的一种精神需要。世界各国都把历史课作为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中的必修课程，其原因便在于此。

对于历史（这里指对过去的认识），人们通常认为近现代史最有用处。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与现实具有直接联系，不首先了解国史，或者对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历史一无所知，就不能理解现实的中国。因此中国近现代史是非常重要的。然而，自从晚清以降，中国就逐渐同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融汇到了一起，到了今天则可以说与外部世界息息相关。现代中国历史和现状的几乎每一种变化，都同世界的变化联系在一起。仅以日常生活习俗而言，现代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加消遣等每一个环节，都打有外来文化的烙印。所以，认识近现代中国，还必须了解世界历史的外因。比如，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最终成为执政党有着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但要很好地解释这种合理性和必然性，至少要追溯到《共产党宣言》的发表，甚至要追溯到工业革命。这样一来，世界近现代史就同中国近现代史一样，对当代中国人是十分重要的了。由于近现代史同现实的紧密关系，因此世界各国的史学界或社会科学的管理部门都把近现代史研究放到历史学的优先地位。

但这不等于说厚今就一定薄古，古代史无足轻重。这是因为历史发展有连续性，今天是昨天的继续，昨天是前天的继续。所以认识今天的中国需要认识昨天的中国，认识昨天的中国，又需认识古代中国。同样，认识今天的中国需要认识昨天的世界，认识昨天的世界又需要认识前天的世界。只要人们的认识要求一旦进入寻求原因的层面，思考的时空范围就必然要向前扩展。比如要认识今天西方世界的一些基本理念和制度，像宪制政府、言论自由、个人权利、文职政府控制军队、政教分离、中产阶级的社会稳定作用、个人财产所有权、科学探索的理念等等，就很自然地要追本溯源到两千多年前的希腊文明。

所以认识古典文明有一个现实的意义，就是深刻认识现代西方文明。这个文明不是凭空掉下来的，是在古典文明基础上演化过来的，是前天的古典文明的继续，它们之间存在着始终无法割断的血缘联系。可以这样说，倘若我们不了解古典文明，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认识现代西方文明的机缘。

庇西特拉图（约公元前7世纪末—公元前527年）及其后裔的僭主统治，（公元前560年—公元前510年，中有两次间断）客观上打击了氏族贵族，改善了作为公民主体的小农的经济地位，促进了雅典经济、文化的发展。